追念我的祖母

追念我的祖母

赵建敏

六年了。自从祖母去世后，就一直想把自己的思念表达出来。这种情感的煎熬历经了整整六年，疯长的思念像田野里茂密的荒草。人过中年，就容易感怀过去。时间永远是个借口。最根本的还是没有信心，担心自己表达不出内心的真切感受；担心找不到很恰当的语言和词汇表达这种用时间累积起来的沉甸甸的记忆；也因为担心自己溶入回忆的长河中不能自已。记忆的往昔像一条奔流的河，一点一滴的流逝，这种思念的堆积却越来越厚重，在朋友的鼓励下，在自己不写点东西就难以抚平愧疚之心的驱赶下，我打开情感的缺口，提起笔来抒写这沉重的感怀。

祖母很有预见性，祖母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我和我的母亲说，敏将来一定可以做神父。如果说女人的第六感很灵验的话，祖母的预言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明证。祖母的嘴角总是挂着旁人不易觉察的自信的微笑，对母亲唠叨说，敏早晨很早就能起床，而且从来不哭不闹，醒来就很清醒，长大适合做神父。祖母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村子里的信友和神父总要在四五点钟集合祈祷的缘故吧！潜意识里，在祖母的心里就形成了这种信念：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胜任那神圣的工作。祖母在形成这种信念的时候，已经是那火红一片的“文化大革命”之初。没过多久，教堂就都被红卫兵关闭了。集会的祈祷已经不可能了。然而，对那句灵感性的预言不止一次的叙念，就像在说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一样真切，让我觉得她是那样的坚信不移，好像这个预言是她用终身所有的祈求和祷告换来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似的。

自然，祖母从小就对我播撒了愿望的种子，这对我以后做出神圣事业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不知多少次地，祖母对幼小的我，重复着那句预言。虽然它只出现在我那朦朦胧胧的来自童年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后，教堂的大门重新打开了。那时的我已经是一个充满着幻想的年龄。祖母常带我进入教堂，结束祈祷后，我陪伴着她返回，每次她都会经意不经意地重复那句预言。然后，她会告诉我，什么地方的神学院招生了，哪个村子的小伙子加入了神学院。足不出村的祖母如何能知道如此多的信息，至今对我仍然是个秘！

在我26岁那年祖母的信念和预言实现了。我选择了那个从儿时就好像为我准备好了的神圣事业。祖母自然高兴异常。那句在很早前就不断重复着的，如今已实现了的预言，就更离不开上了年记的爱唠叨的祖母的口了。而且常常以此来自夸！于是每次从北京回到家乡，在我还没有去看望祖母前，她已经来看我了。当时，我向祖母许诺，等她归天时我一定亲自为她举行追思礼仪，从村口送她到终途。

几年后，祖母突然身患恶疾，半身不遂，失去了讲话能力。经过约一年的治疗，祖母终于能下地了，用一只已经苍老的如同遒着几条蚯蚓似的枯树叶的手拄着拐杖，佝偻着瘦弱单薄得一阵风都能刮走的身躯，拖拉着一只不灵便的脚来回走动。但是，那句总在她嘴里重复的已实现了的预言，却再也听不到了。虽然如此，我每次回乡，祖母仍然会在下午，用她那苍老得独特的手，拄着拐杖，拖拉着那只不能走动的脚来看我。话虽然不能讲了，可她那不再有柔度的手的抚摸，承载了太多的温柔、太多的言语，常常我都沉浸在那没有言语的温柔里不能自已。每次她都会亲自用一只好手和好面，赶好皮儿，包好饺子，然后拄着拐杖，拖拉着那只不能动的脚，穿过半个村子，来喊我去吃那充满温情和期待的饺子，看着眼前的饺子叫我难以下咽，那哪里是饺子，分明是一颗颗跳动的温热的老人的心。多少年后，我都害怕吃饺子，害怕承担不起那沉甸甸的关怀和希翼。

1994年我被派往欧洲学习三年。临行前，祖母总是用一种游离的目光看着我。一种真心期望鸟儿飞的更远的喜悦和自豪，一种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忐忑和不安，一种不知时日的老人远离亲人的那种说不清悲忧的眼神的交替涣散。我轻轻地告诉祖母，三年很快就会过去的，一定要等我回来。祖母又亲自为我包了饺子，给我送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吃到那饱含了太多太多内容的饺子。

1997年在我即将学成回国前的半年，家里来信说，祖母走了。因为知道我不能回国，所以在办完了一切丧事后，才告诉了我。在接到信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徘徊在学院的草场上。上弦的明月当空朗照，泪水不自主地淌流在我的脸上，婆婆娑娑地淌在我的衣襟上，映着月光闪闪烁烁，说不出的悲凉浸透我的骨髓，侵蚀着每一根神经。我一遍又一遍地徘徊着，想用这举步维艰的脚步排解心中的悲痛；我一遍又一遍地祈祷着，惟愿这心与灵的祷告陪伴着走向天国的祖母。

结束学习后，我回到家乡。第二天，我来到祖母的坟前，与家人一起举行了我答应祖母的，却未能实现的许诺，为她举行了追思礼仪。

贫乏的语言使我无法表达那流淌在心中的涓涓感怀，惟愿这只字片语的记忆能让我获得灵魂的安宁，聊以慰籍思念的心灵，还有祖母那永不苍老的愿望。

《完》

2003/11/25

（《信德》报，2004.11.15(总第225期) , 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