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3日凌晨：公民運動作為成人儀式

八九的時候父母和我現在差不多年紀，母親哭求父親不要去北京。那是我最早的記憶。

那時父親剛任教，面對和他差不多年紀、同樣悲憤的學生，只能努力鼓勵他們看抗爭對未來長期的意義。當然，沒有人聽得進去。那一年，北大和復旦的學生開始長達一至兩年的軍事訓練。有學生在教官訓話時站出來抗議，許多年過去，那名學生在事業有成後捐建了不少慈善機構，每年也都會來香港參加維園的六四紀念。當時所說的長期意義，逐漸有了星點。

父母那一輩裡有不少人離開了中國。父親沒有走，不斷在課堂和學生——也和我——講歷史、法和敬畏的意義。

我讀書的時候，中國在相對開明的時代。在YouTube可以看到Gate of Heavenly Peace、尋找林昭之魂，Google可以搜到死亡學生名單。還記得當時顫抖得無法自已（臉書也剛出現，世界各地的使用者都非常友好，新年時還會互相問候）。在六四之外，也逐漸讀到遇羅克、林昭、張志新，等等。當時一直覺得三十歲非常遙遠，因為他們幾乎都沒有活過三十歲。

北島的「結局或開始」是獻給遇羅克的。和很多人一樣，每次讀都心有戚戚焉。和很多「流亡」或「留守」的人一起，他們依然在辦一本四十年前創辦的雜誌，去年這本名叫《今天》的雜誌在香港紀念了他們的歷史。在眾多回憶中有編輯說：文學雜誌的意義在於抗爭政治化和軍事化的語言暴力，這是幾十年來我們守護承繼的東西。

去留學後，感到父母迅速地老了。最早沒有社交媒體，只能寫郵件，他們經常提到參加朋友的葬禮。但2014年的時候，他們不斷在社交媒體更新和呼籲關注香港的情況，分享許多抗爭過來人的經驗和經歷。

他們並不是理想被埋沒的一代，而依然在鼓勵和保護一代代年輕人。他們曾經相信的東西，他們在用不同的方式守護和傳遞。

這些人不是第一批這麼做的人。他們的父母輩、祖父母輩，也有異見者，在不同政治動蕩中被迫背井離鄉甚至被監禁和處死。但他們保留了一些東西，所以後代能不斷追溯，並從中找到希望和經驗。

我們也一樣。我們這一代人已經有不少是「流亡者」，其中有很多在香港。我問父母真的幻滅是在什麼時候，是八九嗎，他們說是林彪死的時候，一下子大家都明白了。對我而言，幻滅是在得知劉曉波癌症末期才被保外的時候。

但哪怕自由在不斷縮小，這個地方依然有清醒、勇敢又充滿愛的人，因此值得像八九的學生，或父母輩，或再上一輩的人，無論身在何處，用不同的方式守護那些人和比我們更年輕的人。

更長、更遠、更抽象、但同樣寶貴的東西：在首爾當代歷史博物館看到80年代流滿鮮血的延世大學學生，在布拉格看到七七憲章紀念，在臺灣人權博物館，在火車上讀導師寫經歷東歐89劇變，和朋友談到他們和他們的父母輩在拉美、伊朗的經歷，都忍不住淚，因為感同身受。這些歷史超越國境和語境的邊界，依然給我和許多人帶來感動，也帶來希望和經驗。

公民運動是一種成人儀式（rite of passage）。身在其中，那種情感共同體的力量無法衡量，從中生出的solidarity，是互相守望的新的身份，也是新的自由的意義：你不是一個人，你想要守護的地方也不在孤軍奮戰，哪怕在制度環境最壞的情況下，無論身在何處。而且，香港比起前幾代的運動，有更高的國際能見度，也處在跨越邊境的社交媒體時代。年輕人已經比五年前成熟，可以不斷學習，積累更多經驗。不僅在運動本身，而在今後的制度、程序和結構上，哪怕再微小的地方。

前兩年讀到Hannah Arendt最後的訪談，她說哪怕在集中營，人也是有所選擇的；而做出同樣選擇的人，在他們身後，這些選擇會被一直紀念和承繼。

只要香港還可以公開紀念六四，每年都會紀念。只要還可以做研究，就會繼續研究。宗教學（Religious Studies）是什麼？對我來說，是研究人類信仰和權力體系的關係，有時兩者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只要還可以教書，我也會一直和學生探討政治宗教、宗教情感和共同體的意義。只要還在香港，就會努力地肯定南亞勞工、大陸人、臺灣人、穆斯林、白人、歐洲人……無論怎樣被劃分身份，都是這個社會solidarity和身份認同的一部分。

每年在六月，和今天一整天，都情緒奔湧。我想說的是，在更長、更遠的時空裡，世界上所有的抗爭者都是流亡者，但所有流亡者都有同樣的家園，因為這種solidarity，不一定流離失所。而我們就是要努力用各種方式，在當下、未來，建立、鞏固和守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