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3日凌晨:公民運動作為成人儀式
八九的時候父母和我現在差不多年紀,母親哭求父親不要去北京。那是我最早的記憶。
那時父親剛任教,面對和他差不多年紀、同樣悲憤的學生,只能努力鼓勵他們看抗爭對未來長期的意義。當然,沒有人聽得進去。那一年,北大和復旦的學生開始長達一至兩年的軍事訓練。有學生在教官訓話時站出來抗議,許多年過去,那名學生在事業有成後捐建了不少慈善機構,每年也都會來香港參加維園的六四紀念。當時所說的長期意義,逐漸有了星點。
父母那一輩裡有不少人離開了中國。父親沒有走,不斷在課堂和學生——也和我——講歷史、法和敬畏的意義。
我讀書的時候,中國在相對開明的時代。在YouTube可以看到Gate of Heavenly Peace、尋找林昭之魂,Google可以搜到死亡學生名單。還記得當時顫抖得無法自已(臉書也剛出現,世界各地的使用者都非常友好,新年時還會互相問候)。在六四之外,也逐漸讀到遇羅克、林昭、張志新,等等。當時一直覺得三十歲非常遙遠,因為他們幾乎都沒有活過三十歲。
北島的「結局或開始」是獻給遇羅克的。和很多人一樣,每次讀都心有戚戚焉。和很多「流亡」或「留守」的人一起,他們依然在辦一本四十年前創辦的雜誌,去年這本名叫《今天》的雜誌在香港紀念了他們的歷史。在眾多回憶中有編輯說:文學雜誌的意義在於抗爭政治化和軍事化的語言暴力,這是幾十年來我們守護承繼的東西。
去留學後,感到父母迅速地老了。最早沒有社交媒體,只能寫郵件,他們經常提到參加朋友的葬禮。但2014年的時候,他們不斷在社交媒體更新和呼籲關注香港的情況,分享許多抗爭過來人的經驗和經歷。
他們並不是理想被埋沒的一代,而依然在鼓勵和保護一代代年輕人。他們曾經相信的東西,他們在用不同的方式守護和傳遞。
這些人不是第一批這麼做的人。他們的父母輩、祖父母輩,也有異見者,在不同政治動蕩中被迫背井離鄉甚至被監禁和處死。但他們保留了一些東西,所以後代能不斷追溯,並從中找到希望和經驗。
我們也一樣。我們這一代人已經有不少是「流亡者」,其中有很多在香港。我問父母真的幻滅是在什麼時候,是八九嗎,他們說是林彪死的時候,一下子大家都明白了。對我而言,幻滅是在得知劉曉波癌症末期才被保外的時候。
但哪怕自由在不斷縮小,這個地方依然有清醒、勇敢又充滿愛的人,因此值得像八九的學生,或父母輩,或再上一輩的人,無論身在何處,用不同的方式守護那些人和比我們更年輕的人。
更長、更遠、更抽象、但同樣寶貴的東西:在首爾當代歷史博物館看到80年代流滿鮮血的延世大學學生,在布拉格看到七七憲章紀念,在臺灣人權博物館,在火車上讀導師寫經歷東歐89劇變,和朋友談到他們和他們的父母輩在拉美、伊朗的經歷,都忍不住淚,因為感同身受。這些歷史超越國境和語境的邊界,依然給我和許多人帶來感動,也帶來希望和經驗。
公民運動是一種成人儀式(rite of passage)。身在其中,那種情感共同體的力量無法衡量,從中生出的solidarity,是互相守望的新的身份,也是新的自由的意義:你不是一個人,你想要守護的地方也不在孤軍奮戰,哪怕在制度環境最壞的情況下,無論身在何處。而且,香港比起前幾代的運動,有更高的國際能見度,也處在跨越邊境的社交媒體時代。年輕人已經比五年前成熟,可以不斷學習,積累更多經驗。不僅在運動本身,而在今後的制度、程序和結構上,哪怕再微小的地方。
前兩年讀到Hannah Arendt最後的訪談,她說哪怕在集中營,人也是有所選擇的;而做出同樣選擇的人,在他們身後,這些選擇會被一直紀念和承繼。
只要香港還可以公開紀念六四,每年都會紀念。只要還可以做研究,就會繼續研究。宗教學(Religious Studies)是什麼?對我來說,是研究人類信仰和權力體系的關係,有時兩者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只要還可以教書,我也會一直和學生探討政治宗教、宗教情感和共同體的意義。只要還在香港,就會努力地肯定南亞勞工、大陸人、臺灣人、穆斯林、白人、歐洲人……無論怎樣被劃分身份,都是這個社會solidarity和身份認同的一部分。
每年在六月,和今天一整天,都情緒奔湧。我想說的是,在更長、更遠的時空裡,世界上所有的抗爭者都是流亡者,但所有流亡者都有同樣的家園,因為這種solidarity,不一定流離失所。而我們就是要努力用各種方式,在當下、未來,建立、鞏固和守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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