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学派”是如何研究美国奴隶制的？

奴隶制问题是美国宪政民主制度建立以来遇到的首个严峻挑战，并直接引发了南北战争，而与奴隶制问题紧密相关的种族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美国多年的顽疾。因此，如果对奴隶制问题缺乏了解，就无法真正深入地理解美国历史。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因为写作博士论文的缘故，阅读了一些有关奴隶制问题的美国史著作，发现耶鲁大学历史系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埃德蒙·S·摩根（Edmund S. Morgan）、戴维·布里翁·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和戴维·布莱特（David Blight）这三位学者，都在奴隶制问题研究领域中留下了经典之作。虽然三人的研究重点不同，观点各异，但他们都曾在耶鲁大学历史系长期执教，姑且可将之笼统地称为美国奴隶制问题研究领域中的“耶鲁学派”。

埃德蒙·S·摩根可谓是“耶鲁学派”的奠基者。摩根于194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美国文明史的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早期史学者佩里·米勒（Perry Miler），毕业后他曾在布朗大学工作，1955年前往耶鲁大学任教，直至1986年退休。摩根是殖民地史和美国革命史大家，以研究范围广泛而著称，在清教观念、政治思想、早期政治人物研究等领域均有传世之作，奴隶制 问题只是其众多研究课题的一个。但是，摩根所撰写的唯一一部研究奴隶制问题的作品，却成为美国奴隶制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争议之作，先后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的弗朗西斯·帕克曼奖（Francis Parkman Prize）、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阿尔伯特·J·贝弗里奇奖（Albert J. Beveridge Award）和美国南部史协会的查尔斯·S·西诺德奖（Charles S. Sydnor Prize）。此书就是在1975年出版的《美利坚的奴役与自由：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残酷考验》（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这本四百多页的专著，探讨了美国历史中的一个核心悖论：“一个民族何以能在孕育出美国革命的领袖们所展现的那种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献身精神的同时，又发展了奴隶制这一无时无刻不在剥夺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劳动体制?”(pp. 4-5)弗吉尼亚正是这一悖论的最典型代表。弗吉尼亚长期是北美的主要烟草产地，存在大量的奴隶种植园，在建国之初，弗吉尼亚州还是美国最大的蓄奴州。而在美国革命时期，弗吉尼亚又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来源地，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乔治·梅森、埃德蒙·伦道夫等一大批革命领袖均来自弗吉尼亚。因此，摩根尝试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历史着手，为“自由与奴役”的悖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事实上，美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早有阐释。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悖论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多是种族主义者，他们认为自由和权利理应限制在白人范围内。但是摩根认为，种族主义仅仅是导致自由与奴役悖论的一个原因，在此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原因。

摩根从社会史和政治史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自由观念和奴隶制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同时兴起的过程。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之初，劳动力非常短缺，殖民地主要通过契约仆来解决这一问题。从17世纪中期开始，由于烟草贸易陷入低潮，殖民地居民的平均寿命又大幅增长，导致弗吉尼亚出现了大批自由民。这些人年纪轻轻就熬过了契约规定的劳动期限，却无力购买土地，只能四处流浪，以打短工来维持生活，有些人还时常偷鸡摸狗、逃税闹事，挑起骚乱，成为殖民地的“不安定因素”。奴隶劳动力的进入，恰好解决了弗吉尼亚殖民地发展的这一难题。一方面，大量的黑奴为殖民地提供了足够多的廉价劳动力，白人契约仆的数量也就相应减少了，从而减少了危险的新自由民人数，自由民也可以通过获得奴隶来提升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与白人契约仆相比，黑奴既没有可能诱发不满情绪的升迁欲望，也没有英国传统中的自由和权利观念，奴隶主可以尽可能地剥削他们，而不用太担心他们会发动叛乱。简言之，奴隶为弗吉尼亚殖民地提供了劳动力，但是又不会危及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确保弗吉尼亚白人可以发展出自由理念和共和体制。用摩根的原话来说：“奴隶制与自由不仅是从共存的，二者之间还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正是奴隶制确保了杰斐逊那代革命者得以歌颂的自由……正是奴隶制使弗吉尼亚能在一个种植园社会中产生代议制政府……正是奴隶制给弗吉尼亚人带来像新英格兰一样的民主共和的政治传统。”

自诞生之日起，摩根此论就颇受争议。支持者认为，摩根真实地道出了“自由与奴役”这一美国历史中的核心悖论产生的原因。历史学家艾伦·泰勒(Alan Taylor)甚至认为摩根此书是“20世纪最伟大的关于美国起源的历史著作”(Alan Taylor, Writing American Hist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p. 229)。批评者则认为，作为“共识学派”重要旗手的摩根，却踏上了“进步主义学派”的老路，以经济决定论来简化历史。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指出，摩根没有对奴隶制、种植园、种族主义等关键概念做出清晰界定，犯了脱离历史语境的错误，致使他的解释充满了个人偏见。但无论如何，后来的学者在讨论美国自由、民主观念的起源，以及奴隶制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时，都无法避开摩根的这一争议性解释。

从进入奴隶制问题研究领域的时间来看，戴维·布里翁·戴维斯算是摩根的前辈。早在1969年，戴维斯就出版了其“奴隶制问题研究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西方文化中的奴隶制问题》(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此书在当年获得普利策奖，奠定了戴维斯在奴隶制问题研究领域中的领军者的地位。不过因为戴维斯是在1970年才前往耶鲁大学任教，其大多数关于奴隶制问题的研究成果都在1975年之后发表的，所以可以将之称为“耶鲁学派”的第二代领军者。戴维斯在耶鲁历史系执教31年之久，直到2001年才退休。在这三十年里，戴维斯成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奴隶制问题研究学者，他一手创办了耶鲁大学的“吉尔德·莱曼奴隶制、奴隶反抗和废奴研究中心”(The Gilder Lehrm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lavery, Resistance, and Abolition)，并培养了爱德华·埃尔斯(Edward Ayers)、史蒂夫·明茨(Steven Mintz)、希恩·魏伦茨(Sean Wilentz)等一大批出色的美国史学者，真正将“耶鲁学派”发扬光大。

　就在摩根出版《美国的奴役与自由》一书的同年，戴维斯出版了“奴隶制问题研究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美国革命时期的奴隶制问题：1770-1823》(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一举获得美国历史学界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和国家图书奖。在此书中，戴维斯基于充分的材料，深入而又克制地剖析了反奴隶制思想在革命时期和共和国初期出现的原因。戴维斯认为，废奴思想是正在发展中的英美资本主义在道德方面的表现，那些事实上处于奴役状态的工人阶级是废奴思想的主要推动者。此前也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念，比如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一书的作者)就将废奴完全视为“资本主义秩序的价值观和需求的产物”。但是戴维斯则认为埃里克·威廉姆斯的解释是一种 “幼稚的决定论”，他认为宗教和道德层面上的理想主义同样是反奴隶制思想的重要来源。戴维斯一再强调，个体与时代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因而不能对历史进行简单的概括。他指出，一方面，“废奴改革的思想内涵要远超过废奴改革者的个人动机和意图的总和”;另一方面，反奴隶制活动反映的是“不同群体和阶层的需求”，而非某种“超验的因素”，反奴隶制活动的机遇和策略是被“政治和经济事件所塑造的”。戴维斯此书的很多观点至今仍未受到根本性的挑战，比如他对福音派宗教在圣经文本主义和废奴主义之间的困境的考察，对杰斐逊的反奴隶制观念的论述。迄今为止，此书仍然是讨论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奴隶制问题的最佳历史著作。

2014年，已近九旬的戴维斯出版了其“奴隶制问题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解放年代的奴隶制问题》(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同样广受好评。此时，戴维斯已经从耶鲁大学历史系退休十一年。当年，从他手中接过“耶鲁学派”大旗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内战史学者戴维·布莱特(David Blight)。布莱特于1985年在威斯康辛·麦迪逊获得美国史的博士学位，此后长期从事内战史研究，尤以研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而知名。布莱特不仅接过戴维斯在历史系的教席，还继任为“吉尔德·莱曼奴隶制、奴隶反抗和废奴研究中心”的主任。2001年，布莱特出版了《种族与重聚：美国人记忆中的内战》(Race and Reunio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n Memory)一书。此书一经出版就好评如潮，获得了班克罗夫特奖、林肯将和道格拉斯奖三项史学大奖，以及美国历史学组织颁发的摩尔·柯蒂奖(Merle Curti prizes)，成为有关奴隶制和内战的历史记忆研究中的经典之作。

　布莱特认为，历史记忆不是一种静止的、单一的东西，而是各种记忆之间相互竞争的产物。长期以来，在美国有三种关于内战的记忆在相互竞争或联合。第一种是“和解派的记忆”(reconciliationist vision )。这种记忆产生于内战时期处理战场、监狱、医院的死者的过程中，并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第二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记忆”(white supremacist vision)。这种记忆有多种方式，在很多方面与和解派的记忆密不可分。在19世纪末，它给美国人传达了一种基于南方词汇的分裂的内战记忆。第三种是“解放者的记忆”(emancipationist vision)。它将内战理解为共和国的重生，以及黑人获得解放并获得公民身份和宪法平等的过程。布莱特在此书中以丰富的材料讲述了“和解派记忆”如何战胜“解放者记忆”，并在全国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故事。布莱特指出，这个故事并没有在种族隔离时代的绝望中走到尽头。在20世纪初期，受“新废奴主义(neo-abolitionist)的影响，“解放者记忆”仍然持续存在，并在 20世纪60年代得以复兴，对美国社会的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布莱特此书的最大贡献是深刻地解释了种族观念、南北之间的“重聚”(reunion)与内战历史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指出，在内战之后，美国人面临着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和解与正义(healing and justice)。鉴于19世纪美国的种族观念，这两个目标从未达到历史平衡。失败的南部白人和前黑人奴隶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分歧，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双方的和解。而北部的白人和南部的士兵最终在兄弟之情和相互荣耀的名义下联合在一起，达成了和解。南北双方在经历如此悲惨的战争之后又重新联合，这的确是伟大的政治胜利，但是其背后却有一个巨大的代价：被解放的黑人没有得到正义，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公民权利，再次被白人奴役。19世纪后期，在南北重聚的巨大动力下，和解压倒了正义，但是被搁置的正义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凸显出来，成为撕裂美国人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的一把利剑。布莱特实际上是在提醒美国人，无论要实现何种高尚的目标，正义都是不能被牺牲的。当然，对中国读者而言，这种提醒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