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怎样做女人？

2020 年 11 月 11 日

当然，这个题目是模仿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来，但是我却没有鲁迅那样的犀利和气魄直接给出答案。我心里是有一个自己的看法的，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但是那个看法并不能公开而坦诚地说出，那么，我们就在外围打转，在枝叶上做一点修剪吧。也许迂回曲折，也许看似关涉不到什么痛痒要害之处，但是，我可以保证并不会因此而失去表达的真诚。

鲁迅那时为要救救孩子，给父权开出的药方是爱，希望父亲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百年过去，那些孩子的孩子的孩子有没有如鲁迅之所愿，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呢？各人心中自有分晓。我以为药方并没有错，爱也一直都是有的，但是被恩与孝所缠裹，就象女人的小脚一样失去了本来的形状。这种畸形，其实到现在也没有矫正过来。

没有矫正过来的原因是仍旧被恩与孝所缠裹，恩与孝能继续缠裹乃在于背后有一个鲁迅文章开头便说的亲权与父权。那权字其实与亲无关，与父也无关，因为亲权与父权原本就是为君权而预备的。这君权如今在我国穿上了现代的外衣，与我辈人人相关却不可说。但是既不可说，就此处不赘吧。

鲁迅只说怎样做父亲，却没有说怎样做母亲，想来一是因为他本是一个父亲，二来因为他也明白，子君和祥林嫂们自己尚且做不得自己命运的主，和权字哪里沾得上边儿。所以需要解放的不仅是父权之下的子，更有男权之下的女人。

孩子是否已经从黑暗的闸门里出来到那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还可讨论。但那黑暗的闸门是否能为女子用爱肩起来？却是大可怀疑的。谁为女子肩起这个黑暗的闸门呢？父母为女儿？爱女儿的父母当然很多，但是也确实有畸高比例的女胎被杀死、女婴被抛弃，爱与不爱，爱得多与少，自然是在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丈夫为妻子？互联网上每天报道的丈夫/男友/男性追求者杀害或殴打妻子/女友/女孩儿的新闻已经让我惊惶不已，作为一个女生占了绝大多数的师范类院校的老师，我更是感到焦虑，不知应该如何告诉自己的学生怎样在这个混乱喧哗的时代做女人。

父母与子女之间，本有出自天性的爱，即便如此，我仍时常觉得那黑暗的闸门至今仍未被肩起，那宽阔光明的地方也还不知在哪里。原是因为那天性的爱被那些不可说者所扭曲，不能正常地生长。父母子女之间尚且如此，何况男女夫妻？鲁迅所心以为然的爱，并没有在对父权的治疗中达到预期的效果，拿来直接应对男权就更不对症了。迅哥儿那么毒舌的一个人，却一再直言独有爱是真的，而这爱的疗效却差强人意，难道是一向犀利如投枪如匕首的迅哥儿这次浅薄了吗？并不是。中医不是颇讲究相生相克嘛，煮药的锅不对，不但药效出不来，甚至反倒有毒。种子撒错了土壤，人类那么高级、那么宝贵、大概因此那么脆弱的爱，也发不出芽。

爱是好东西，却不可得，怎么办？鲁迅其实也有专门的回答。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有经济权。经济权怎么来？“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简言之，一个是家里，一个是社会。但是女性是否能、怎么能得到来自家里的平均分配和获得社会的势力？鲁迅此后的说明就显得非常敷衍了。想来他也知道这很难，以至说了也白说。

如今的女性生存状况就是对那说了也白说的证明。“扶弟魔”这个词并不是平白无故随便杜撰出来的，太多女性尤其是底层贫困女性受到来自父母和兄弟的索取与剥削，遑论获得家庭中的男女平均分配。至于嫁人之后，若是原本工作，保有一份独立性，无论男方如何，女性大约还能进退有据，否则只能依赖别人过活。然而，近几年互联网上曝光出来的女性遭受暴力对待的案例中，很多却不是因为经济不独立，而是女方不但独立，有的还很富有，却因男方要谋取财富而被害，譬如泰国旅游被丈夫推下悬崖的女士。即便贫穷如拉姆，也是乐观努力，自强不息，并不仰丈夫鼻息而生活。结果如何呢？这位美丽坚强的女子被当时已是前夫的男人烧死。

别说一派女权主义者被激发出了仇恨，我这个不是女权主义者的人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想要对这些野蛮邪恶的男性食肉寝皮。但是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不会占据我太久，因为我知道它不能产生积极的结果。性别对立并不会给女性的处境带来改善，因为既然要对立，作为总体的女性总要在实力对比上优于作为总体的男性。而事实上，我不认为女性拥有这样的优势。再者，这个世界也并不是单单只按男性、女性来划分的，其间有很多复杂的情感和人际关系，亲人、爱人、朋友、同事，并不因为男女的简单划分就可确定敌友。最后，导致女性这种处境的，其实也并不是单单因为另外一个性别。

鲁迅说，家庭和社会两方面都要给予女子权利。父兄要给予女儿和姊妹财产，社会要给予女性势力。但这是一说便可做到的事情吗？当然不。鲁迅目光如炬，很快就用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之间的取舍打破了幻想。他后面的敷衍就来自于此处预言的艰难吧。

普度一切人类只需要空想，救活一人却需要实实在在地付出利益。父权和男权要分出一部分权力给予自己的女儿、姊妹和妻子，女子才能得到一些做人该有的权利。但是谁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权力分出一些给别人呢？家庭中尚且艰难，更何况社会？又是谁在为这种女性缺少人权的状况背书呢？是整个法律和制度。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注意到了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犯罪中法律在判决时对男性的偏袒，也注意到了企事业机关单位招聘时针对女性的歧视。这一切都是制度性的对于女性的压迫和歧视。但是，女权主义者除了不婚不育、喊打喊杀，似乎要与男性不共戴天之外，我几乎没有看到对支持这一制度性压迫和歧视的背后力量有任何批评和挑战。这和底层互害有什么区别呢？除了让老大哥得利，给女性处境带来了什么改善呢？没有。

女性争取权利的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分权”行为。分权在一个权力绝对集中、绝对不能分享的制度下和国家里，是不可能实现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千里之堤会溃于蚁穴，一旦任何一点微小的分权行为被允许，它就会慢慢形成动摇这种制度和权力基础的观念与文化，所以，这种制度下的绝对权力必然要扼杀一切分权的行动。这种制度，这种权力的绝对集中之所以能够维持，依靠的就是赤裸裸的原始暴力。这就解释了为何独立的女性也会屡屡遭受来自男性的暴力伤害，暴力而已，来自男性的暴力是来自制度的绝对权力的暴力的逻辑延伸，是维护他们的持续存在和绝对利益的工具，本质上他们是同构和相互塑造的。

既然终极Boss不可挑战，难以寄希望于制度和法律上以至于文化上的改变，除了不婚不育喊打喊杀，女权还有什么指望呢？然而，这样只是使我们后退到更野蛮的状态。我们的制度和文化没有让男性习得女性的爱、同情心、责任感、宽容和友善，却逼迫女性习得自己所痛恨的暴力、冷酷、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引用戴锦华老师的话说，我也不相信“这样的一种新的女性主体的文化可以通过重复男性文化、男性文化逻辑，来达成女性的主体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