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无事| 文艺二则

一、 杨绛与张爱玲

杨绛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这样评价张爱玲：“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杨绛能说出这么刻薄的话，我并不奇怪。自从读到杨绛以兰德的诗自况之时，我就感受到了她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那种冷。无情之人怎么会对别人有empathy和compassion呢？

张爱玲如何评价杨绛呢？丘彦明（台湾前《联合文学》总编辑）大陆版《人情之美》中有这么一句话，“（给张爱玲）寄去杨绛的《干校六记》，她看了在信中写下，‘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杨绛出身书香门第，张爱玲是官宦之家，皆为大家闺秀。然而杨绛家庭和美婚姻幸福，尽享人伦之爱，相较之下，张爱玲极为悲惨，童年饱受父母虐待，成年后遇人不淑，几乎一生没有得到过任何一种爱。以杨绛的教养和生活经历，不该如此刻薄，只能说，本性使然。更何况，她如此评价张爱玲的小说，只能说她没看懂张爱玲的作品。张爱玲小说充满了现代性意识，极其强烈的时间感，对人性幽暗的洞察，都使她在现代作家中出类拔萃。

杨绛所译兰德的诗《生与死》：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原文为：I strove with none/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 I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 It sinks / I am ready to depart.

原文中我没有读出不屑和冷漠，更没有傲慢。而杨绛，以及杨绛的译诗中满满的都是不屑、冷漠和傲慢。

年轻人有时要自命清高，喜欢把自己扮成超凡脱俗的样子，充满了对别人的不屑、冷漠和傲慢，从来不知道共情和悲悯是什么。但是如果年岁渐长依旧如此，则说明他/她既没有理解世界，更没有理解自己。

二、 电影《霸王别姬》

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中的段小楼代表了一个很值得反思的现象。文革的时候，很多人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谁都没少吃过苦，而且是什么样的苦都吃过，那些共产党的干部、军人，都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的。所以说，文革中很多人表现出来的软弱不是对死亡的恐惧， 而是另一种东西，即对自己的身份和价值的认同问题。

在战争年代，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或者说得不那么大，为了自己所选择的一方去浴血奋战，因为他的身份认同没有问题，他属于一个集体，一个组织，一些人，在他的一切 行为中，都有这个群体这个组织承认他的身份和他的行为的价值，他不会有对自己的行为的怀疑和被抛弃感（当然不能绝对化，那些对人生的彷徨和怀疑还需要具体区分），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人，是有自己的位置和归属的。

但是文革最残酷的一个问题是，它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发起这场“革命”的，而不是敌对两方的斗争，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全体人民对一个个体的斗争，而所有那些被斗争的人之间却没有任何可能形成一个联合力量，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可能把这场全体人民对个人的斗争转化成一个利益群体对另一个利益群体的斗争。如果一个人被斗争，他就是站在全体人民 的对立面，他面对的是被自己的整个群体所抛弃，他完全被否定，完全得不到认同，这是 一个个体最恐惧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非常怀疑自己的认知和价值判断，会非常迷茫。那个时候为什么 有那么多人感到迷茫，或者干脆走向反面，变得非常疯狂，其中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原因，就是是否归属于自己的群体。更别说这种斗争中还有其他的残酷的手段，连锁的手段，比 如在使一个个人站在全体人民的对立面的同时，完全摧毁一个人基本的尊严感。 所有这些东西归结到一起是非常致命的。

当然，并不是说没有人能抵抗住这种毁灭性的迫害，但是这种人毕竟很少，能清醒地认识现实中的真善美假丑恶的人，能依靠自身的强大信念抵抗整个世界，能遵从自己的真实的心 灵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所说的那种人，我一直觉得是一种理想 ，没几个人能达到。 所以，段小楼在49前面对一群嫖客欺负菊仙的时候，他可以挺身而出，毫无惧色，因为那仅仅是几个流氓，而文革，却使他面对了一个虚幻的全体人民，他对自己的所有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乃至摧毁，从而对自己产生严重的怀疑，在他的背后将是一个“空洞的无物” 。

文革的惨烈就在于，它使每一个人完全割断自己的过去，使每一个人被毁灭然后重新复活 ，就象乐府里唱的，把两个泥人打烂和在一起，再捏一个你来，再捏一个我，只是乐府中 是幸福的爱情，而文革毁灭了每一个“迄今为止”的个人之后，没法再重塑一个自我形象。蝶衣和菊仙是少有的那种没被文革摧毁其人格和心灵的人，尤其是蝶衣，而且，在蝶衣身上，还有一种东西很微妙，可能不太会被大家注意，那就是在那个巨大纷扰的历史变迁的背景下，蝶衣那种完全个体化、完全漠视甚至排斥自身之外的大历史的生存状态，和时代荣辱变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强烈的对比，他身上表现了个体和历史以及群体之间的永恒斗争和张力。

身份政治与此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