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离社会太远，但是我又不想太进去”｜接力访问063 梁莹菲

（原文刊載於小鳥文學）

文｜杨樱

小饼干在邀请梁莹菲接力的时候，提到后者说的一句话，“关于创作，别人总是问我有什么想法，但其实我不是因为有想法，而是因为有很多痛苦”。

后来我在广州昌岗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见到梁莹菲，她说这句话其实是她刚结识的一位朋友说的，后者严重抑郁，并在这样的状态下参与了艺术家满宇发起的“一个人的社会”项目，这个项目要求一个人深度介入自我，并以某种创作形式表达出来。梁莹菲想知道，是什么驱动她参加“这么小众的活动”，是不是她一开始就知道要创作的东西是什么。

后者回答说，没有，一开始就只是意识到了痛苦而已。

梁莹菲觉得这话说得妙，“为什么我们想去做一些东西？最开始更像是我们只知道自己不想干什么。因为觉得痛苦，所以才开始去探索我们要说什么。”

“所以你认同这句话，是因为你有你的痛苦是吗？”

“对比起来，我已经是一个蛮普通的人。做的东西都是这打一枪那打一枪的。我没有深刻的痛苦，我可能是有同理心去感受别人的痛苦。”

梁莹菲之前是《财新》的摄影记者。平时她报选题，在选题通过后抵达事件发生的地点拍摄影像（照片或者视频），然后配合文字在财新发表图片故事。

见面之后我才想起来，之前在做孟建英的接力访问的时候，看到过梁莹菲署名的故事：那些侗族打工者在江边排练侗戏的场景，还有孟建英在五金加工厂里工作的样子。当时我的感受是，照片比文字好。虽然文字以现场描述和事件叙述为主，但梁莹菲有很多叙事者的问题，绕不过去形容词和赋魅的陷阱。这和技能训练有关。但是影像通常可以弥补文字信息的短板。从媒体需求的角度看，这也是她的工作的核心价值。

不过工作 8 年之后，梁莹菲连这一点也很犹疑。这可能是某种算不上痛苦、却更为根本的问题：你的工作价值到底是什么？

她说她经常会怀疑自己，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也怀疑自己做的事情的意义：“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我做一个社会新闻，去拍拆迁、农民失地、失独父母，这些是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也拍了，或许对他们也是重要的，但是后来我又觉得，或许真正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表面上的，而是一个人内在发生的风暴。我想拍那些。”

2018 年，梁莹菲做了一部关于“性侵”的影像项目。她在此前参加过一场公益徒步，小饼干也在其中，不过两个人交集不多。一直要到 2018 年，小饼干公开揭露当年徒步时的性侵者，梁莹菲才意识到原来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自己和对方朝夕相处，却一无所知。在复杂的心情下，她发起展览，除了使用当时徒步时拍的照，还有当事人此后的日记摘录、照片和其他性侵受害者的口述摘录，还邀请其他人朗读以第一人称写作的性侵害故事。这个叫做《伤痕之下》的影像项目入选 2019 连州国际摄影展，还拿了奖。后来展览被整理成文字，发在“财新 mini”公众号上。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梁莹菲看过一张弦子的照片。央视前实习生弦子也是在 2018 年提起对央视主持人朱军的性骚扰指控，并提交至法院。当时弦子接受路透社采访，摄影师拍了一张照片，是她在一个空房间里背对着镜头的样子。这是一张其实让弦子很崩溃的照片。因为她不愿意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需要隐藏自己的受害者形象，但是她无法改变媒体的叙事方式，只能写一篇微博反对自己被呈现的形象。

这篇微博让梁莹菲印象深刻。她在影像项目里使用的照片其实都与性侵本身以及当事人本身无关，反而都是事情过程中或者之后的一些环境，比如失眠时的天花板，徒步时路边的鸟……她更希望这些影像和文字、声音一起搭建某种场景，让人意识到性侵害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也不能被一两个标签所概括。

不过这更多像一个个人项目，在职业环境里，梁莹菲有很常见的无力感。其实她原本是学广告的——她出生于 1990 年——在她毕业前后，短视频平台和直播正好颠覆了原有广告行业的运行规则，但她学的还是《广告狂人》那种传统广告业的做事方式。因为大学有很多人去做了摄影记者，前辈提携，她才进入了这一行。

她日常和社会新闻打交道，理论上要把事件发生现场用影像的方式传递给受众。不过新闻纪实摄影也面临民主化和碎片化的冲击，辛苦拍到的照片可能不如微博上的普通在场者来得有说服力，后者虽然技术不够好，但胜在位置、数量和速度。

与此同时，梁莹菲去到现场，直面当事人的痛苦和寄望，却发现自己能做的总是很有限。“你没有办法去推动这件事的发展，去促进良性的反响，甚至也不会有什么反响。就像石头丢进海里，你慢慢就会觉得虚无在累积，而且对方对你寄托那么多，你只能这样。”

有的时候她会责怪自己。武汉疫情时候她曾经采访过一位失去妻子的老人。她拍的视频后来在海外比赛里拿了奖，影响力扩大，老人被有关部门找去问话。我对梁莹菲说这不能怪她，这是她和老人共同面对的压力，但她看起来难以释怀，觉得自己拿了好处，而对方只有麻烦。

后来东航坠机，梁莹菲连夜翻山进去拍照。“就是为了拍那张小小的照片，然后就看到新华社之类的（媒体）直接坐车，就这样到现场，根本不费一点力气。那你这么辛苦是为什么呢？如果大家是公平的，我还可以用我的视角去拍不一样的照片，但你不能让我像做贼一样溜进去，进去了以后还拍不了。”

我觉得我和梁莹菲的对话有一整个媒体业崩塌的象征画面，出于不知道挽回一点什么的考虑，我提起上海疫情期间一张很有名的照片：深夜的五原路上，一个老人费力地拉着半身不遂的妻子去做核酸，没有轮椅，妻子坐在转椅上。路灯映照下，悬铃木的影子散落在俩人周围。

“我知道这张。雍和拍的。”梁莹菲说。雍和是上海最著名的摄影记者之一。

我说是，以及这张照片解封后还在某个画廊短暂展出。观看者无不动容。

梁莹菲说：“但是我有时候会考虑被当成符号的人，ta 自己是怎么想的。比如说轮椅上的老人，她看到自己的照片在网上传播的时候，她会想什么呢？”梁莹菲在上海封城的时候看了很多流出的照片，身在广州，却记得上海不同时间都发生了什么。

我想了一下，也只能承认这张照片是象征性的。并且象征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人眼里必然是不同的。

梁莹菲可能想逃离这种象征性，所以做了两件事。

一个是做了一本手工书。她在咖啡馆里掏出书给我看。绿色布面封皮，看起来很像小时候的照相簿。左右翻页，照片与照片之间有叙事上的呼应，有的小一号的照片可以从大一点的照片上抽出、展开，形成更鲜明的对比。

梁莹菲一边翻一边解说。“我采访了很多珠三角的外来务工者，还有一些外国商人，其实他们理论上都分属于不同的群体，比如少数民族，比如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感觉他们的状态很像，都是那种在异乡打拼、又拼命想留在这里的人。”

我认出一些地方。这是小北。对。他们是谁？昭觉来的彝族务工者。昭觉在哪里？凉山，被政府那种对接务工的人接到佛山去打工。

我们就在类似的对话里一页页翻过这本书。“这都是我之前做的一些图片故事。”确实，我看到了之前在电脑前看过的照片，侗族打工人在排练。

“这是一个彝族少年，在东莞的一个溜冰场。这是深圳的白石洲，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现在已经拆了。我觉得这两张照片里的样子很像同一个地方，就是那种生活在很拥挤的缝隙里的感觉。”

“这是康乐村的一个老板，我把他和一个小北的老板放在一起。”

确实很有意思，两个人都把精神领袖挂在墙上。小北老板挂着一个南非球员，康乐村的老板挂着财神和毛泽东像。

我在手工书里走过很多地方。如果没有梁莹菲的介绍，有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永远不会知道。她做了 20 本，放在微信朋友圈里，除了手上这一本都卖完了。一个前同事也买了一本。

这些拍摄于 2015 至 2022 年的照片有了和媒体报道迥然不同的叙事。“如果是媒体，这些照片会分散在不同的报道里，而且我觉得新闻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没发生点什么，就很难被报道了。但是做书不需要，我发现他们之间有相似点，就把它们放在一起。”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特别 local，就是我不会了解背井离乡的人，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文化，从来不会不自在，而且我一直在广州读书工作。所以在接触这些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被带到这里来了。他们的状态、表情、眼神都是不一样的。”

我问：“如果你不做摄影记者，你会注意到这些吗？”

“高中大学的时候会，但我不会敢和他们说话。本地人都有点排外，就是小时候我家楼下有外地人吃烧烤，很晚还很吵闹，我妈就直接泼水下去，然后他们就提着刀冲到我家门口这样。我以前在一个书店，一个黑人问我会不会英语，我直接说不会，但他是用英语问的。就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可能意识到他们和自己不一样。”

最近梁莹菲开始做第二件事，画画。她以前为了考美院也画画，后来变成兴趣爱好。如今画画让她感觉到放松。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不必再承担对他者的责任，不会因为拍摄了什么就导致对方遭遇麻烦，另一个是可以表达更为不可言说的东西。

比如她发现家附近有一片回迁房，房顶一盏特别亮的路灯，恰好像舞台灯光一样照向一个流浪汉的落脚处，每天晚上都如是。梁莹菲就画下了这个场景。

她觉得画画这样的事情可以让她回到个人视角。她接受最传统的新闻摄影训练，一张照片应该体现被拍摄对象的某种特质。“但这不是很霸权吗？你决定了 ta 看起来是什么，你决定 ta 应当传递什么信息：肤色、眼神、在怎样的环境里。”

“我不喜欢这种上帝视角，凭什么？你凭什么觉得自己知道的就更多一些？”

Q：你最近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A：我画了很多光膀子的男性，这也算是一种反男性凝视对不对？我觉得他们的肉体其实挺美的，类似这种（展示画作），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而且他们是免费的模特。

Q：你最近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A：具体问题就是我在考托福。然后我最近还想画很多东西，但是我没有时间，可能考完托福以后就会开始画。我不想因为画画离社会太远，但是我又不想太进去。对，所以我想要找一个平衡点。

另外我正在策划一些新的拍摄计划，肯定不能跟我以前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不允许还是一样的。

Q：想找谁来接力？

A：张晓磊。在我当记者的时候，他在一家环保 NGO 工作，后来他从机构独立出来，还做公益。现在环境议题都比较容易得到资金赞助，他却选择了另一种不声不响的方式做事。最近可能在考察野生动物。他也是我见过最没有攻击性、最谦逊的男性。

文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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