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小区里摆公共借阅书摊的人｜接力访问087 廖细雄

原文刊载于小鸟文学

廖细雄是一个做什么事都全力以赴的人。这样其实有点可怕，起码会吓到同事，而她恰好还是有同事的。登记每日工时，她写：十三四个小时。这已经是“尽可能真实”的数据，换句话说，是自我控制过的，“以前大概十六七个小时”。廖细雄负责一家公益机构的沟通工作，白天把精力像雪片一样撒在 100 多个微信群里，还不包括临时工作群，晚上集中精力弄一些大活，比如数据统计和日志整理。她发朋友圈总结 2023 年，字数有折叠，一打开，1500 来字，就这样发在朋友圈里，行文口气让我想起我们的聊天，各种热情扑面而来。

有同事尝试理解廖细雄在干什么，琢磨了半天，想到一个说法：细雄在织网。廖细雄把这个说法转述给我听，又说，“对，我是用我自己的线把各种东西连起来，把要断掉的连起来。我是那种人：一件事情一旦有人做又能做好，就可以完全不关注它，但这个地方一旦没有人，我就会立马补位，非常快地去完成它。”

这事积极地说叫热心肠乐于助人眼里有活，搁在另一个语境里，就是另一层意思。廖细雄遇到什么样的语境，全看她当时在干什么，但不管她干什么，她都一样的不管不顾，做了再说。事后她自己总结，很多东西最后变成人生积累，你终将做事的时候总能派上用场。

廖细雄 1982 年生在湖南娄底，去北京服装学院上了大学，本来要学艺术，后来学了自己也很莫名的自动化。读了研，读研的时候在一家钢材公司实习，工作认真，把学习也撂下了。后来工作，在一个服务代理公司，遇到一个“三不管”老板，管得粗但支持多，全力以赴的性格得到充分发挥，一做就是十年。

但是在这十年的末尾，廖细雄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她想去做公益和教育。她用了三年的时间做准备——考虑到她工作的忙碌程度，这准备应该也进行得不那么轻松。有一些是财务上的，过往的独立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还要给家里寄钱；有一些是精神上的，她和家人朋友乃至老板反复沟通自己的意愿，希望得到某种支持，至少试图避免某种“战争”；还有一些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就是她得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这个机缘在 2017 年 10 月出现了，当时她已经辞职。一个叫“微澜图书馆”的公益项目对外招募工作人员。这其实是一个叫做“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的行动之一，后者的创办者致力于服务流动工人，早在 2007 年北京奥运前夕就筹资办学，邀请公立学校老师来交流，以便让流动工人家庭得以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安置下来。不过到了 2016 年，外部环境变化，“新公民计划”需要转型，大家在思考如何行动的时候，就有了“微澜图书馆”这个项目。如今你登陆微澜社区网站，可以看到遍布全国的密密麻麻的社区图书馆，还有各个志愿者上传的工作日志。在廖细雄看到招募的时候，三个社区图书馆已经建立，不过她当时对于工作时间有点顾虑，最终在 11 月底第二次招募的时候报了名，在微澜北京 5 馆工作。5 馆一直坚持到了 2022 年 6 月，最终因为所在学校拆除而被迫搬迁。

正如她的工作方式，廖细雄的工作项目巨细靡遗，尽管现在已经分出去很多，还是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传播和沟通。不过这些工作都有一个核心，就是书。应该看什么，应该怎么买，有了应该怎么管理。“微澜”从一开始就有透明的内部沟通机制，包括志愿者来图书馆的通勤时间要不要算在服务时间之内这种问题，都会在一个叫做“联席会议”的组织里讨论。参与者有每个馆的馆长、核心馆员两名，还有一些负责其他事务的同事。廖细雄很喜欢这个工作机制，这是她想要的平等和透明。

从某个角度说，廖细雄是个理想主义者。她为自己认可的事情付出尽可能多的时间。在她不同的成长阶段，她认可的事情也不尽相同。

廖细雄的人生转变要从央视主持人芮成钢 2014 年入狱算起。她喜欢、信任芮成钢，追随他的书和活动。“他会说澳大利亚总统是他朋友”，“这种平等性很激励我，因为我自己是不太有等级观念的”。芮成钢一夜之间出事，廖细雄备受打击，但因为一篇相关的文章知道了作者许知远，又从许知远知道了单向街，继而了解了刘瑜，《东方历史评论》以及（之前读过但并没深究的）汉娜·阿伦特。

这一串了解让廖细雄进入了“疯狂看书”的时间。她买了刘瑜在《观念的水位》里提到的所有可以买到的中文书，从 2015 年 9 月开始，每个周末都去参加《东方历史评论》各种沙龙，一直到 2017 年他们慢慢停办为止。

而在大学的时候，廖细雄做过安利，因为后者宣传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很打动她。她强调说，当时有很多社会成功人士都会进入她所在的社群，“每天都会受到激励，关于怎样成为一个更有尊严的人，更平等的人，所以当时把学业也荒废了，很多老师都成了我的客户”。“其实我觉得我有很疯狂的一面，那时候可以做很多事，坐一下公交车就会认识陌生人。”但后来，廖细雄发现社群变大了，进来了“一部分只是为了挣钱的人”，于是“马上跌入另外一个极端”。她不再做安利了。

廖细雄的全力以赴，全看热情的出口指向哪里。

2014 年是对廖细雄很重要的年份，不仅是新知识、新偶像的涌入，还有“对国家封闭的担忧”。她对芮成钢的消失耿耿于怀，想起自己高中的时候，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她写了一篇日记，认为政府应该让民众自由讨论这件事，“应该有这样的训练，这样他们碰到大的事情的时候可以自己判断是非，就不会有大的混乱”。

她认为自己后来从事公益和教育的原因，就出于类似“改良土壤”的目的。“我们国家没有创造那种环境，还是什么事情都瞒着你，就像家长一样，越瞒着小孩，小孩遇到问题就越不知道怎么处理。”

这种“家长-小孩”式的比喻套在政府和民众身上其实并不合适，但我大概明白廖细雄的意思。她有自己很在意的东西，其中包括独立、尊重和透明。在类似的环境里，她的行动力就可以得到发挥，而她在行动的时候，也会把这些作为行事标准。

2022 年，廖细雄服务的微澜北京 5 馆被迫搬迁，她也处于极不稳定的日常之中。疫情管控导致她无法正常去北京工作，还得连续不断做核酸。

“我住香河这边，这是河北，然后我窗外是天津，三公里外是北京。所以我的手机信号一直是北京、天津和河北漫游的。我每天都在收到消息，收到弹窗，反正哪里都不能去。我应该在 8 月去了一趟北京，然后就一直进不了城，也去不了学校服务，少数几个开的馆我也去不了。到了 9 月，我们应该是参加北京图书市集，已经约好了一些好几年没有见面的伙伴，还有作者来签售，都安排好了，我就坚持一两个星期每天投诉，终于把自己的行程码弹窗取消了。然后我高兴了一个晚上都不到，第二天早上，又跳出来了，就在我即将出门的时候。”

“我没崩溃，我很冷静，但我心里非常愤怒。我即便愤怒也很冷静。然后我脑子里冒出来一个声音，为什么我要等到别人允许我才行动，我为什么不能在小区里就开始做事。”

廖细雄解释说，她平时日常就会买很多童书，如果觉得合适就会捐到微澜的图书馆里。那段时间，她无法值班，买的书也只能放在家里，就这么积攒了一两百本。于是她就拉着一辆小车——后来用了两个月就坏掉了——拿纸箱装了书，塞进两条床单，直接在小区地上一铺，开了书摊。

在 Jack 邀请廖细雄来接力的时候，我读过她在小区摆书摊的访问故事。她主动向小区住户介绍这是图书馆的书，可以借阅，在家长说孩子太小没办法看书的时候，就示范如何给小朋友朗读绘本。那个时候廖细雄和微澜北京 5 馆的理事商量，借用后者的借阅系统，把她自己买的书录入到馆藏图书里，这样小区的住户就可以用系统借书。

和廖细雄聊天之后，才知道即便是小区摆书摊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涉及到很多人情世故和做事规则。

“其实在摆书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很多妈妈和孩子都太需要支持了。”“妈妈们需要离开妈妈的身份，有一个喘息的地方，有一个公共的空间，可以闲聊或者不闲聊都可以，她只是来待一待，不要处理家务事，就很放松。”

书摊摆出来，廖细雄发现自己无意之中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天气渐冷的时候，她从小区挪到地下室，每天晚上从 7 点摆到 10 点。就这样两三个小时，甚至是临收摊前半小时，会有人来诉说自己的生活经历。后来有的时候她走在路上，会有来过书摊的妈妈抓住她“诉苦”——隔着口罩廖细雄根本没有认出来对方是谁——讲的都是婆媳家事。这是她做公共图书馆/书摊没有想到的状况。

这样的公共空间让人安慰，不仅是小区里的人，还有廖细雄线上的朋友。“一些比较紧密的伙伴，在那两年都很抑郁，所以我会在那段时间发每天出摊的朋友圈。”

“我后来开图书馆的时候，我也跟图书馆给我提供场地的幼儿园老师讲，我说要让图书馆长久的开下去，就得居民之间避免互相猜测和猜疑。所有的内容细节都公开，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环境。”

廖细雄解释说，会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钱从哪里来，是不是以及怎么不为自己谋利益。在她希望读者留下的时候，她会当面回答所有类似的问题，包括为什么要做公益，做了几年，现在是工作人员的身份，有工资（其他志愿者没有工资），也包括最近买书的钱来自图书馆的资助，如此等等……

廖细雄所在的小区有 10 栋楼，住户身份各有不同，大部分都是在本地打工，也有在北京的上班族，也有北京退休的，市里房子出租了，自己住在这里。疫情期间的书摊已经变成了独立的分馆，每个月会有一百二三十个孩子和家长到馆，和廖细雄见至少一次以上的面。她在摆摊的时候有个细节让我记忆深刻，如果一个家长带着两个孩子出现，年龄较小的孩子没有被关照到阅读需求，廖细雄就会单独问这个小孩，你希望和哥哥/姐姐看同一本书，还是希望自己选一本呀？她能做到这样的细致。

最初的时候，她希望图书摊可以有居民共建，后来她发现这个过程没有那么容易，捐书的家庭渐渐多了起来，捐款的倒是还不多。还有一些借阅者，借了喜欢的书可能长时间都不归还。在这种情况下，廖细雄也不能直接批评，但有需要有所回应。又比如大家成立了借阅群，但基本只有事务性的对话，并没有公开讨论，反倒是线下的场合，会有关于二胎家庭教育，或者是女性议题的探讨。

廖细雄说，和书有关的公共讨论很少发生，真正关心公共议题还愿意付出时间的，或者行动的同样很少。但她觉得，有一些改变是会有的，哪怕是一个只想要占有东西的人开始关心一些他人的利益，开始产生一些羞耻心反省自己不能占用公物，就已经是好的变化。

“这种进步需要在很多人之间发生，社会才会发生真的变革。”

Q：你最近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A：有一个小朋友，三年级，他每次来都会问，馆长你今天给我推荐什么书？我说昨天的阿姨没有给你推荐吗？他说也有，但是我想听你推荐。上个星期我推荐的书《9 个哲学家给孩子写的幸福课》，漫画版，但其实内容还蛮难的，三本书里头他选择了这一本……有一次这个小朋友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发言，里面有一部分是关于他妈妈的，他说，我妈妈以前要做一个伟大的人，这个伟大，那个伟大的，她现在不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程序员？……我之前知道他一直阅读很好，我也给他推荐，但是我从来没有了解过他的家庭是什么样。

Q：你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最近在做数据报告，看怎么通过数据来了解自己的运营。比如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我要买很多书”，“我平均馆藏要达到多少”，但我可能会更希望大家去关注你服务的孩子有多少，他借阅有多少，潜在的读者是谁，然后通过这种去挖掘，再购买图书馆的新书。这样就会有一个有效循环，而不是停留在有和没有的焦虑上面。

Q：你想推荐谁接力？

A：岑锦苗，她是阳江人，大概 2016 年的时候，我在广州待了 20 多天，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的教育活动，她当时说了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大概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社会有那么多令人失望的地方，但是还是很可爱的、值得努力的，只要努力还是会有改善。我当时一下就击中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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