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探索记忆存储之地，可能会被带向哪里？｜接力访问086 贺子珂

原文刊载于小鸟文学

贺子珂的魅力，可能在于她对不常规的事物抱有某种理解的愿望，而且这愿望的最终目的并非是把这些事物重新归于正常。这些事物里也包括她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她在 5 年的创作时间里开展了诸多项目，迄今为止全部处于进行状态——并非是停滞——若是按照很多人的标准，这些项目完成过展览和公众交流，多少也算有了结果。但贺子珂是个固执的人，当她认为一个项目没有结束的时候，这个项目就不算结束，尽管她也承受着这种多线程的生活/工作状态带来的心理压力。

在见到贺子珂之前，我知道她是艺术家，“云下贵州”的发起人之一，如果去看合作过的结构介绍，她会说自己关注“在多种叙事处理与信息组织下的认知混乱和错觉，以及个体在应对世界复杂性之下的困惑。媒介包括影像、装置、计算机程序等。”她是董吗子推荐的接力对象，吗子在推荐的时候说不清楚贺子珂的项目都是什么，让我自己去看网上的介绍，然后他说，这个人“活得很平常，但又很奇妙”。

和贺子珂聊了之后，我觉得吗子的评价公允。我和贺子珂在上海一家咖啡面包店见面，她一边切割着一只羊角面包一边和我聊天，羊角过了热乎劲儿，有点软塌，喝了一口拿铁之后，嘴角留下白色的奶沫，她哪个都不太在意。她那天去了上海徐汇区档案馆，找到了曾祖母学校的年刊，这些资料会告诉贺子珂 1925 年的学校生活是怎样的。她说自己原来是学电影的，所以找资料的时候会尽可能补齐想象中还缺少的东西。她手里握着的线索只有学校的名字和年份，现在，她知道了曾祖母的同学是谁，老师是谁，校园生活是什么样子。

她已经为这个家族史项目东奔西走了一年，算上这个，她目前还有四五个事情在做。这些事情出现的契机，有点像贺子珂的生活的不同延长线，就是那种“一旦时机成熟了迟早会出现”的事情。

比如“云下贵州”。早在贺子珂从中央美院毕业那会儿她就想做这个项目，但她只有意向，直到苹果的数据中心放在了贵州，而作为一个贵州人，这戳中了她的某条神经，她知道自己得回贵州做些调研，但具体要做什么她并不知道。

这里要先说一下贺子珂的专业和她的毕业作品。贺子珂研究生学“未来媒体艺术”，这个专业鼓励人思考技术和人的关系，然后用艺术表达的方式探索一些技术的可能。贺子珂对“当下存在的和过去存在的技术”感兴趣，也想知道“它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因此她的毕业作品做了一个人工智能程序。当时 ChatGPT 还没有出现，但 2018 年，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普及性。贺子珂开始在一门课程时了解了神经网络有关的知识，并开始思考语言程序的运作，“突然觉得挺着迷的，机器一直在计算，然后突然它说话了。”贺子珂最感兴趣的部分，恰恰不在于人工智能的准确性，而是它的失误——“语言库里有不同的信息，程序在处理之后可能说了一句特别没头没脑的话，或者，一句你觉得好像有点道理的话，又或者，因为模型没有做好，它一直在说 1111111，就很像个傻子”。贺子珂说，“我觉得它很像人在不同的精神状况下的状态。”

这个毕业作品具体来说，是一个基于模型学习自动生成故事的程序，技术的部分由一个微软的工程师负责，此人是贺子珂找到的一个合作者。模型语料库来自当时贺子珂搜集的每日英语新闻。“所有我能搜到的英文媒体，当时做英文会稍微容易一点。而且我觉得这事也有点像，因为我们看不到国外新闻，所以这些信息用某种方式计算过之后，变成了一堆其实你很难理解、有点莫名其妙的内容。这很像信息在我们这个世界不断被扭曲、不断重新被诠释的状态。”

不过，因为模型有点（可能是很多）瑕疵，这个叙事程序最后说的话还是非常莫名。贺子珂本人可以容忍这种莫名，她觉得很有意思，是创造性的一种，但对很多人来说，这更像“作品没有设计好”，瑕疵就是瑕疵。这个程序一直在运行，一开始用了自己训练的模型，用谷歌翻译加以修正，后来 ChatGPT 出现，贺子珂和工程师用 ChatGPT 加以替换，程序开始说更理智的话。在大多数人期待的“正常”出现的时候，贺子珂多少有点失望，因为她觉得“好像更无聊了一点”。

贺子珂为这个程序（这堆代码）花了不少钱：包括微软工程师的费用——他后来没有继续跟进，贺子珂自学编程，技术水准仅限于调试程序，但这样就够了——以及服务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发现服务器这个东西和具体的地域绑定在一起，“华东区”“华南区”之类，付款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后来，苹果宣布推出“云上贵州”，中国用户数据都会放在“云上贵州”里。贺子珂说，这样一来，很多事情都串联在一起了。她对数据所在基础设施的兴趣，和一个拥有复杂生态与私人记忆的地点叠加在了一起。

那个时候她有一个创作方案，叫“乱码城市”——具备她所有项目的两个特点：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的创作最终会表现为什么，以及，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乱码城市”有一个明确的故事脚本，并计划围绕数据基础设施展开生态、地质和气候上的调研。也许会做纪录片和短片。她把方案提交给学校，申请后者资助艺术家的小额计划，每月 1000 元，为期一年。贺子珂没申请上。被否决的原因是学校认为计划没有真正介入到技术的使用之中。而贺子珂认为，调研没有开始之前，所谓的技术使用是不可规划的。不过后来，这个方案有了其他机构支持者。

这些契机重合起来，逐渐催生了“云下贵州”。这个项目是贺子珂和另一个策展人龙星如合作的。俩人的兴趣有相当程度的互补性。龙星如想做一个中国科技地图。中国国土上那些正在发生和科技革新有关的项目的地点，都可能被纳入其中，比如海底光缆的登陆点，比如合肥科学岛。借助一次策展的机会，贺子珂和龙星如获得了第一年的调研资金，她们以团队的形式，对中国科技基础设施发起了调研和策展。

所谓团队，就是每次调研（迄今为止两次，可能也只会有两次）都会有类似兴趣的人参与，人数设定为 10 个，但每次都会出现二三十人，其中不少人自掏腰包。到目前为止，调研覆盖的内容包括数据中心的地质基础、气候基础、生态环境等等，对象包括机构、公司和个人，比如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地质研究所和探险家。

让贺子珂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如何去看了华为数据中心的某个展厅——那个过程，不是展厅本身。说一波三折倒也不至于。但正如贺子珂常说的“有趣的人一定会相遇”，她得到了帮助。

最初的联系是华为在数字博览会上的展位，贺子珂去加上了工作人员微信，得知以学校的名义，可以去参观一个展示厅。在那个展示厅里看完很正统的展示之后，那天展厅的工作人员问贺子珂，你们到底在做什么。贺子珂如实相告，对方特别开心：你知道吗，我对这种东西特别感兴趣，但是公司里没人理解我。

这个平时爱写科幻小说的华为员工为贺子珂他们申请，去一个新建的园区里去看数据中心的展示厅，和贺子珂保持联系到现在。除了写小说，他还有一个兴趣是做算法实验，“用一种不实用的方式探究技术问题”。

第一期的调研结束之后，贺子珂和龙星如策划了一期展览，展出和调研线索有关的作品，只是有关，并非发生在调研的具体地点，也不是由调研对象提供。比如说有一个卫星作品，设想很简单，来自荷兰艺术家 Daniela de Paulis。该作品准确来说是一个显示屏，不管在哪里展出，都会搜索当地的卫星云图投送到展厅。这个作品背后的复杂性，其实在于需要业余无线电设备，因为当天的卫星云图不能来自公开资源。这就会牵引出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无线电爱好者，他们会用 DIY 或者其他非官方设备获取某些信息。“其实有一些技术政治性”，贺子珂说。

Daniela 要求贺子珂和龙星如帮忙，找到中国的无线电支持者。俩人都很发愁：在中国有这样的人吗？有，而且很多，其中不少是天文系的学生、天文台的研究员，业余喜欢研究无线电。

“云下贵州”积累了大量素材，其中一部分最终回到了“乱码城市”。你可以搜到同名的影像，那是贺子珂以调研素材为线索去各地拍摄的。你大概率看到的是预告片，不过即便如此，你也会想起《路边野餐》之类的作品。可能是因为贵州话——贺子珂会补充，《路边野餐》是凯里话，她的是贵阳话。可能是因为光线和叙事的节奏。关于叙事，贺子珂还在琢磨，她并不希望这个影像有剧情片一样直白的推进方式，但也不希望观众迷失其中。

从贺子珂做的各种事情里，你大致能看到相似的兴趣走向。她自己也有总结：我对存储（或者说记忆）感兴趣，对语言和叙事也感兴趣。

贺子珂 2023 年年初的时候，在上海复兴西路修道院公寓做过一次表演演讲（或者叫实验性演讲，她自己也不是很确认到底应该用哪种称谓）。你可以视为一次表演，因为现场的灯光和叙事气氛全部被设定到了有助于你进入某个故事情节的程度，但演讲者贺子珂讲述的内容是真实的。这确实是一次演讲。故事从修道院公寓二楼这个叫花厅的地方的主人说起，她举办了一场沙龙，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客，如何从名媛的身份里走出，在“激烈的社会和历史洪流中，走向了另一种人生”。2000 年，这位女士在距离上海 1800 公里外的家中去世。

贺子珂的讲述里会出现昔日的上海租界路名，月份牌上模特和沪江大学商业管理科，还有刚刚出现的折叠照相机。这些信息来自于她在当时刚刚开始着手进行的一项工作，调查家庭史。那位沙龙里出现的女士，是她的曾祖母。

人对家庭史的热衷非常普遍，想知道自己其来有自似乎是一种本能，不过贺子珂的注意力似乎不仅仅是家族脉络和身份这么简单，她希望了解全部过往。不仅仅是人的过往，还有社会的过往。就好像一场电影。后来我们说起阿彼察邦的电影《记忆》，快结束的时候，Tilda Swinton 触摸着各种物体，物体中蕴含的记忆一一进入她的脑海（以及观众的视野）。贺子珂说，她觉得自己现在进行的工作和这个场景有点类似。或者说，她希望有这样的效果。

最初的时候，贺子珂手上有一些“好看的照片”，还知道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祖母还会说英文。贺子珂 1990 年出生在贵阳，祖母 1939 年出生在上海，六岁的时候因为二战避难来到贵阳，从此在这里扎根。奶奶家族枝繁叶茂，贺子珂从小节庆日都和这一脉亲戚过，热闹普通，大家都有一些共识，比如早前奶奶从上海来，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记得。

贺子珂从一些学校、年份、建筑物的名字入手开始搜索过往。最初她在外滩发现了一些线索，第一个电话打给奶奶，问她你还记得上海的家在哪里吗？奶奶不记得了。连问三个问题，都不记得了。于是贺子珂就换一个亲戚去问。现在贺子珂已经可以很熟练地说出来，奶奶小时候住在哪里，她的父母在哪里工作。

她成了掌握最完整家族信息的那个人。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比如说你告诉你奶奶你小时候怎样怎样。”

贺子珂没有直接回答我，她只是说她突然发现贵州很强大，奶奶已经完全不说上海话，饮食口味也完全是贵州化的。但奶奶还记得自己从上海话转入贵州话的心态：必须和班里小朋友交流，必须说本地话。

“为什么这些事情大家都一直处于无知无觉的状态，因为线索都只有一点点。它虽然绝对发生过，但又那么不真实。”

就像《冷战》作者约翰·加迪斯说的，他和学生说起“冷战”，效果和对他们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差不多。

贺子珂把线索推进到曾祖母的生活，也就是奶奶的母亲。在我们见面的那一天，她去了上海徐汇区档案馆，查到了曾祖母曾经上过学的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名字，还有当时学校生活的日常。《校刊》都记录了这些内容。

查资料这件事充满挑战，并非是权限之类的问题，而是注意力。就好像你本来要去搜索一种火柴的生产商，最后发现自己站在一座桥上，正在看它的铭牌。预期之外的信息会把你带到形形色色的地方，有的时候，贺子珂会泪流满面，有的时候，她会忘记自己到底是在查什么，但也有的时候，偶然出现的名词会和自己仅有的一些线索重合起来。

“比如花厅演讲那次，我发现花厅主人从美国来上海，来上海之前先去了贵州。他写过一份游记，记录 1917 年在贵州的游历。他从西南带了很多矿物出来，因此发财，从一个面粉公司职员变成了矿石大亨，中间还当过美国金属公司的代表，操控亚洲的银金属的市场价格。与此同时，我的太祖父当时在南京造币厂造银元，他会在当时的上海交通银行活动，在外滩 14 号。”

贺子珂想把家族史写成一本书，介绍很诱人，“从一部家庭相册出发，搜集晚年患有遗忘症的曾祖母散失的记忆。通过照片、遗物和私人讲述，展现一位爱好摄影的现代女性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以及这个家庭如何涉过时间的河流，在 1908-2000 年踏出一条跨越半个中国的迁徙之路。”出版人敏锐，已经和贺子珂签下了合约，但她还在琢磨书的结构，并继续跋涉在看似绵绵不绝的资料里。这个过程琐碎漫长，其实和她做的其他项目的性质都有点像。与此同时，家庭史的调研也会把她引向对于旧媒体和旧技术的考察，因为其中涉及到关于早期电影、摄影的技术考古，以及胶片媒介的兴衰。

贺子珂提起一个概念，“冷数据”。做“云下贵州”的时候，这就是她感兴趣的话题。“最终我们认为这片土地本身便是一个更大的数据中心，不论是‘乱码城市’中的鸿雁与贺宁，远古的贝壳，还是从这里延伸到上海的‘河流’，都是被遗忘的冷数据中的一些碎片而已。最终它们都关于记忆的储存，以及记忆为何物的探讨。”贺子珂说。

之前有另一个艺术家问过她一个问题：你做这些，有什么目的？

我想那个艺术家大约是想揣摩贺子珂的热情发源于何处。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目的。

贺子珂和我聊天的时候回忆起这个对话，她说，现在依然没有什么目的。

Q：你最近遇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A：我想说说业余无线电那个人，他其实是云南天文台的一个博士生，大家不太会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单位就有很好的望远镜，为什么自己去 DIY。其实就是觉得有趣，他就很享受自己能够搭建一个电台，发送一条信息，可能对方花了好几天才能收到。或者发送一个信息到月球，再反射回来。我觉得他们的状态和艺术家很像。这个人也写科幻小说。

Q：你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专注度的问题吧。我的工作方式不像别人。很多人去跟我说，你这个事你都展出了，你都已经算是做完了，你就交稿了、交活了这样。我自己觉得做完了才算做完。我觉得做作品不是打卡，我不是在做一个 collection，所以要多花一点时间去把一个事情做到自己觉得开心（的程度）。

Q：你想找谁来接力？

A：云南天文台的沈发新，他是我们通过 Daniela 的作品寻找到的业余无线电团体的负责人，我很喜欢他写的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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