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不該殺杜金？ ——如何看待那些鼓吹侵略和犯罪的學者

本號之前有一篇關於【杜金女兒遇刺】的文章發出後，有好幾位讀者不同意文中關於“將杜金列為暗殺目標令人遺憾”的觀點。

比如，一位讀者的意見是：雖總體上不贊成暗殺，但認為刺殺杜金是情有可原的。烏克蘭處弱勢，不可能速勝，暫時沒有其他手段可以懲罰杜金，而俄羅斯的侵烏戰爭深深傷害了成千上萬平民。杜金的種種行為，已經不能用＂平民＂或者＂學者＂來為其開脫了，他就是這場侵略戰爭的積極鼓動者和參與者，所以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思想”問題，而是教唆犯罪。

這位讀者的依據是：杜金幾十年來在俄羅斯及歐洲的各種場合鼓吹“烏克蘭沒有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理由”，在侵烏戰爭爆發後，杜金更是直接為戰爭出謀劃策，他要求所有俄政府官員對“特別軍事行動”進行公開表態，並建議將態度曖昧者清理出俄羅斯政府的行列。

我看到留言的第一反應是這位讀者大概無暇流覽我的《說杜金》系列，或是不同意其中的觀點（“杜金根本不是‘普京的大腦’”）。而且杜金與普京關係疏離，跟軍方也沒什麼實際聯繫（儘管在軍中有一些支持者），其實談不上“直接為戰爭出謀劃策”。更何況， 希特勒、史達林和普京這樣的人，是能被他人“教唆”的嗎？他們或許會因周圍人噤若寒蟬而被蒙蔽，卻不太可能被人“教唆”。

我想大多數像我一樣支持烏克蘭衛國戰爭的人都會認為：杜金這類長期鼓吹極端民族主義的人應該為戰爭的爆發擔負一部分責任。

但這是否意味著他是戰犯？就應該被殺掉？

我本科是學新聞的，天然反感一切對言論自由的鉗制。言論如果違法（如誹謗等等），發言者應付出代價，但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傳播思想而被判處重刑，更不用說被處死（洩露機密是另外一回事），哪怕此人散佈的是錯誤甚至罪惡的思想（若專門針對未成年人或因疾病喪失心智者進行傳播則是另外一回事）。

杜金之流的能量在於其已經公佈的思想，而不在其肉身。將其刺殺，造成轟動，無疑會讓他的言論被更多的人知道或進一步熟悉——此次刺殺事件已經有類似的效果。他的同類會被暗殺嚇到嗎？我看不出這種可能性。

或者說，行刺者的目標不是遏制其思想，單純就是恨其煽動戰爭而要復仇。這樣的話，道義上固然無可厚非，但考慮到上述後果，是否又自私了一點？

不過，在與這位讀者的多次交流之後，我的想法還是向他靠近了一些：原先我覺得杜金之流無論如何不會被列為 “戰犯”，現在我覺得這至少是個問題，而且是個我好幾個星期都想不出確定答案的問題（這其中還有“會不會”與“該不該”兩個問題）。所以我將自己的思考寫下，不是為了說服誰，而是想讓更多的人幫助我思考，所以歡迎大家留言。

我的主業是歷史研究，所以不願僅僅從理論上去辨析，而是想跟大家聊具體的人物。在我們的交流中，這位讀者非常恰當地提到了尤裡烏斯·施特賴歇爾（Julius Streicher），還有其他讀者提到了大川周明，我自己還想加上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Alfred Rosenberg)和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

這四個人身上都有杜金的某些特徵。

尤裡烏斯·施特賴歇爾，二戰爆發前納粹黨內的高級幹部（曾任大區區長，約等於省委書記），希特勒的早期支持者，以辦報紙起家，長期發表瘋狂攻擊猶太人的言論，戰後經紐倫堡審判而上了絞架。

與杜金不同，施特賴歇爾曾手握實權。納粹以党治國，大區區長（Gauleiter）的權力時常淩駕於當地的政府官員之上，所以必須為當地所發生的暴行負責。施特賴歇爾於1937年11月9日晉升為納粹暴力組織衝鋒隊的大隊長（SA-Obergruppenführer）。直到這時他仍然是希特勒身邊的紅人。只是因為這些紅人們相互之間爭寵“內卷”了，施特賴歇爾才被逐出權力核心——但他在1938年仍然對轄區內的猶太人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在所謂的“水晶之夜”（1938年11月9日），他親自下令摧毀了美輪美奐的紐倫堡大猶太教堂，還曾將猶太商人帶到自己的辦公室進行威脅和敲詐。

而真到了納粹大肆屠殺猶太人的時候，施特賴歇爾早已“靠邊站”了。應該說施特賴歇爾成為戰犯並以危害人類罪（舊譯“反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被判處死刑，雖與其黨內地位有關，關鍵還是法庭認為他長年累月的反猶宣傳與猶太人遭受屠殺之間有直接聯繫，即如判詞所言：“他用反猶主義的病毒感染了德國人的心智”（he infected the German mind with the virus of anti-Semitism）。

從為政府的罪行進行輿論準備這一點看，施特賴歇爾與杜金確實有幾分相似。不過施特賴歇爾在理論建構上的“造詣”與杜金相比可就差得遠了，他雖子承父業地當過幾年小學老師，但“技能點”主要還是在發掘“黃色新聞”上（如果他在微信時代辦自媒體，不少“愛國大V”早就沒飯吃了）。早在納粹奪權之前，施特賴歇爾主編的《衝鋒隊員》就是受大眾追捧的小報。該報善於捕捉讀者“痛點”：“我們為什麼這麼慘！”，答案是：“猶太人是德國的不幸之源”；還時常塞入一些軟色情的虛構故事（比如猶太人如何誘姦雅利安少女），以此手段蠱惑人心、謀取暴利。

施特賴歇爾反猶姿態的猥瑣程度，已經到了讓納粹同夥反感的程度，也因此而在國際上臭名昭著。不過，究竟是施特賴歇爾“毒害”了德國人的心智，還是旺盛的“客戶需求”將施特賴歇爾引向了不歸路？這有點像“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但施特賴歇爾選擇去大肆迎合讀者內心中最陰暗的一面，也難辭其咎，就如同毒販不能以“客戶需求”作為藉口一樣。

只是，我對這個案例還是有一些疑問。如果施特賴歇爾因其宣傳而有死罪，那麼其他反猶宣傳的重要參與者是不是也應該有相應的重罰？事實上並沒有。對施特賴歇爾的死刑判決更像是一次“殺雞儆猴”式的司法實踐。

施特賴歇爾像是一位有文化的流氓，而真能與杜金對標的納粹戰犯是知識份子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

納粹党高層有文化的不多，畢竟是街頭政治起家，首先要猛，敢沖敢幹。身為知識份子而能混入黨內高層的，自然首推讀遍德國名校的戈培爾博士。但此君的稟賦在捷才（可惜沒用到正道上），建構龐大的思想體系非其所長。於是這個任務就落到了羅森貝格那裡。

羅森貝格在《二十世紀的神話》一書中為納粹主義設計出一整套系統化、理論化的種族主義世界觀和建國論。

希特勒看上去很重視他，曾在入侵蘇聯前（1941年4月20日）任命他為“東方佔領部部長”——理論上他將管轄德國國境線以東的所有新佔領的地盤。

這樣的“殊遇”讓羅森貝格興奮異常，在德軍跨過布格河襲擊蘇聯的前兩天，即1941年6月20日，他在一次秘密會議上宣稱：在今後幾年裡“（俄國）南部領土和北高加索必須為養活德國國民提供條件。我們不認為有義務以這一富饒地區去養活俄國人。我們知道，這是一種嚴格的需要，而不能帶有任何感情。毫無疑問，對居民進行規模極為巨大的強制遷移將是必要的，俄國人今後的歲月將是非常艱苦的。”

羅森貝格打算將蘇聯最適宜人類生存的那一部分用來安置德國的農業移民，以期在一兩代之後能形成一個新的日爾曼化的國家。他看中的主要是三個地區：列寧格勒周邊，赫爾松周邊和克裡米亞半島——其中兩個都在今天的俄烏戰爭中沐浴戰火。

然而，準備大幹一場的羅森貝格不久後便發現，他實際上跳進了一片權力鬥爭的叢林之中。前線附近自然是在國防軍的掌控之下，民事管理由党衛隊的憲兵控制著，烏克蘭專區的總督艾裡希·科赫（Erich Koch）根本不買羅森貝格的帳，而被佔領的波蘭事實上是納粹党的大區區長們和弗蘭克總督所統轄的地方（儘管已經被黨衛隊侵蝕了很大一部分權力）。羅森貝格也曾試圖加入這場角逐，與他人結盟對抗科赫，但這位“黨內理論家”在縱橫捭闔上終究不是這群党棍的對手。希特勒周圍的“老戰士”（即在納粹党成立初期就參加“革命”的黨棍）圈子裡的人都很討厭羅森貝格的那種“學究式的精確”，希姆萊曾對納粹党的秘書長馬丁·鮑曼說：“與羅森貝格打交道是納粹黨內最麻煩的事。” 無奈的羅森貝格只好向希特勒求援，但希特勒並不全力支持他，反而時常拿他來開玩笑。對羅森貝格的抱怨，希特勒先是儘量敷衍，最後乾脆避而不見。

所以，從形式上說，羅森貝格當然知曉且參與了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他的副手阿爾弗雷德·邁爾（Alfred Meyer）是萬湖會議的關鍵人物。但從“施展抱負”的角度講，羅森貝格可謂四處碰壁，一事無成。納粹德國對東方佔領地區的規劃最終是按照希姆萊而不是按他的設想進行的。他的經歷與歷史上的無數類似案例都說明比較純粹的書生進不了權力核心，因為書生再壞，總還是要講邏輯，前後說的話要自洽，然而權力鬥爭向來適合隨時抹臉、手狠心黑且能瞬間洞察人心的角逐者。

杜金從政治淵源上就非普京一黨，即便最終“入幕”，在權力鬥爭中的下場未必就比羅森貝格好多少。

而如果羅森貝格並未躋身納粹黨高層，而跟杜金一樣僅在民間宣揚其“建國理論”呢？那我們就來看看大川吧。

大川周明是戰後國際法庭審判的所有戰犯或戰犯嫌疑人中與杜金最接近的人。與杜金一樣，大川也是一位深度捲入政治，卻從未進入過政府權力核心的知識份子。

當然，大川周明對侵略行動的參與比常年泡圖書館的杜金還是深入得多。1918年他開始為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東亞經濟調查局當調查員，後一路升至局長（1928年），算是參與過日本軍方的情報收集工作（順便說一句，滿鐵檔案是記錄當時中國社會最詳盡的歷史資料之一，在有些領域“之一”二字可以去掉）。

除此之外，大川還自1920年起兼任拓殖大學教授，宣揚殖民主義思想，提出了後來日本政府大力宣傳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的基本框架。

而且他還嫌日本政府的侵略步伐太慢，1932年親自參與了導致首相犬養毅被刺身亡的“五一五事件”。在當時舉國同情的氛圍下（幾十萬人血書簽名為兇手求情），背負“謀逆”重罪的大川周明僅僅獲刑5年，而且出獄後不久即轉赴名校法政大學任教。

1943年大川出版了《建設大東亞秩序》一書，將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侵略政策學術化，系統地提出了“變歐洲人之東亞為日本人之東亞”的理論。

日本戰敗後，大川周明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為甲級戰犯嫌疑人逮捕。在法庭上，大川舉止失常，居然拍打坐在他前方的東條英機的光頭，後因醫療鑒定其罹患精神疾病而脫罪。

也就是說，大川周明一輩子唯一受過的刑罰，來自於那個據說受其蠱惑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

關於大川周明為何能脫罪，有多種說法。他本人堅持說自己是裝病騙過了法庭，也有不少人認為他這樣說是為了掩蓋自己曾患梅毒而導致神經錯亂的事實。不過，他能脫罪與他所犯罪行的性質可能有一定聯繫，如果是東條英機想用這招，就未必能成功。

二戰之後，這類富於“創世”氣息的狂想家依舊層出不窮，但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則屈指可數。在杜金之前，埃及人賽義德·庫特布（1906-1966）算是其中之一。此人證明瞭：即使不依附于任何一國政權，這類狂想家仍然能釋放出震撼世界的威力。

庫特布是個讀書種子。他幼年時接受傳統的伊斯蘭經堂教育（kuttab），10歲時就能全文背誦《古蘭經》，中學時代開始接受西式教育，16歲時轉到埃及最西化的城市開羅上學。在開羅讀大學期間，品學兼優的庫特布成長為一名阿拉伯語專家和伊斯蘭教研究者，後在埃及教育部當公務員。

對這個時期的庫特布而言，伊斯蘭教並不是需要頂禮膜拜的神學，而是可以進行學術考辨的一種客觀存在的重要宗教。對於西方，他憎恨英美殖民者，但崇尚西方文明，認為這總歸是埃及人要走的方向。

大約在40-50歲這個階段，庫特布經歷了兩次劇烈的觀念轉折。

1948年11月至1950年8月，庫特布受埃及教育部資助前往美國考察西方教育制度。在親眼見到“美利堅文明”之後，庫特布對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極度反感，認為這種不虔敬的生活只是在刺激人的動物本能，卻以犧牲人性尊嚴與人類生存為代價。回到埃及後，他就從一位研究伊斯蘭教的學者變成了一位推崇伊斯蘭教法的原教旨主義者。為了實踐自己的思想，庫特布還加入了以建立伊斯蘭信仰的統治為政治目標的“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為“穆兄會”），並很快成為其智囊。

如果轉變到這裡為止，庫特布不會在本文中出現。

1952年發動政變上臺的納賽爾為了穩固自身地位，在上臺後不久即開始著手清理被視為“不安定因素”的穆兄會勢力。而穆兄會也覺得納賽爾的民族主義世俗政權完全背叛了自己當初的支持，於是開始謀劃新的政變和刺殺行動。

庫特布在1954年的大搜捕活動中入獄。在這裡，庫特布及其同伴成了獄吏手中的“行貨”，標榜“現代”的納賽爾政權下並無多少法治可言，刑訊逼供和政治處決都是尋常之事。在殘酷的折磨下，庫特布見識到了什麼是國家機器的暴力，什麼叫“百無一用是書生”。

此後，庫特布徹底轉變為一個極端主義者，為了建立伊斯蘭教法統治而不惜動用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一切手段。他獄中的著作《路標》（Milestones，又譯作《里程碑》）為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奠定理論根基，深刻影響了從基地組織、塔利班到ISIS等諸多組織的發展歷程，他本人也成為了“恐怖大亨”本·拉登、紮瓦赫裡等人心目中的理論導師。

所謂“庫特布主義”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但這個政權又不是古代的“哈裡發制”，而是要成為一個伊斯蘭世界應對現代西方衝擊的答案。在庫特布看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資本主義顯然是墮落和邪惡的，陷入現代化困境的西方人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向何處去，而以蘇聯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也已經破產（他說這話是在50年代），一切非伊斯蘭的、世俗的“主義”都不可能帶來真正的公正和仁慈，這一系列彼此間鬥得你死我活的世俗“主義”其實沒有多大區別，都是教法時代重臨之前的“蒙昧狀態”（Jahiliyyah，賈希利葉）。處在十字路口的人類務必摒棄“各式各樣人造之法律”，“全然遵守安拉之律法”。

他雖然批判馬列主義，卻在“鬥爭方式”上借鑒了列寧的理論。他認為單單靠傳教、靠全人類共同覺悟來擺脫“賈希利葉狀態”是不現實的，所以需要一些先行覺悟者組成“先鋒隊”，通過切實的鬥爭來喚醒和引領民眾，最終推翻“賈希利葉”式的統治。

於是他通過延伸對“聖戰”（jihad，在《古蘭經》中原指一種個人修行中的內心爭戰）的闡釋，鼓勵“先鋒隊”用“行動”去改變各國的政權和社會狀態。他認為，伊斯蘭教“有權利行動摧毀所有剝奪人們選擇自由的阻礙物，不論是制度還是環境。誠然它不攻擊任何個人，強迫他們接受其信條，但是它攻擊敗壞人們內在本性和阻礙選擇自由的制度和環境，進而使個人擺脫虛假影響的羈絆”。

如果要為反恐戰爭找到一位理論家式的戰爭罪犯，賽義德·庫特布顯然是第一人選。然而，庫特布本人早在1966年8月就被納賽爾政權處死了，這並沒有阻止21世紀發生在美國紐約、中國西北和西南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

以上這些狂想家的處境有兩點相似之處。

第一，他們成長的環境，往往正在發生西方與非西方、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及其變種的激烈鬥爭，猶如身處不同地理版塊之間相互摩擦、衝撞和撕扯的火山地震帶。他們不是頑固不化的老古董，往往非常熟悉現代思想，但他們都認為各種現代思想都無法解決本群體所面臨的生存危機，因而不惜尋求一種突破，哪怕這種突破意味著戰爭。

第二，其極端思想經政權或其他暴力組織轉化為暴力行動的時候，都是其所屬環境轉向“一元化”的時候。納粹德國、軍國主義的日本和威權主義的納賽爾政權都不允許任何“異端”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該政權採納其學說，則其他思想家難以反駁；如果政權對其加以迫害，這些人又沒有暴力之外的手段予以對抗。所以這些人所面臨的情況是：不惜一切代價拿到權力（先是國內的，然後是全球的），構成了其思想能自由傳播的前提。於是我們看到，施特賴歇爾和羅森貝格是同本國政權一起毀滅，而大川周明和庫特布則是被本國政權懲罰乃至處死。

如果不是希特勒用暴力手段實現全國“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的“清一色化”，羅森貝格的理論很快便會淪為一個笑話。施特賴歇爾這種文化流氓可能仍會紅極一時，但終究不可能登堂入室，只會在時代風潮轉向之後被人民大眾拋棄。

如果日本在大正時代的憲+政道路能夠持續，如果那些挺身批駁大川周明的人不再需要面對被指為“非國民”的威脅，那麼作為一名教授的大川的危害性還剩多少？

如果俄羅斯的輿論環境能一直保持普京執政早期的那種相對自由的狀態，那麼亞歷山大·杜金的學說又能掀起多大波浪呢？

英美社會內部也不斷湧現出各種原教旨主義、極端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理論，但迄今為止它們都難成氣候。這恐怕不是英美社會內的這類“怪咖”的理論素養不及文中提到的這幾位，而是這樣的極端思想在這樣的土壤中雖時而生根發芽，卻難以長成參天大樹（不過，美國的輿論場現在也日趨極化，前途難蔔）。

最後回到本文最初的問題：應該把杜金這類人列為戰犯乃至處死嗎？

我目前的想法是：公開宣揚發動戰爭且藐視平民生命（種族滅絕）的實權人物應該被列為戰犯，但我還是不能贊成給純粹的思想者定重罪。因為這種做法之中隱含了一種前提：人民大眾的大腦是需要保護的。

無論“我們的思考能力不健全”這個判斷在多大程度上暫時符合事實，在理論層面上我決不能認定它合理。

若是認為它合理，那麼大家就只用去琢磨如何去“宣傳”、“操控”和“純化”就好了，換句話說，就是保證自家的“智商稅”總能收得上來，同時又防止別家的鐮刀伸到自家的韭菜田裡。

這我決不能認同。

我當然能夠看到，除了羅森貝格之外，上文的幾位理論家都非常會吸引民眾。那些直接訴諸于傳統、恐懼和本能的理論，為無暇思考的人們提供了關於這個複雜世界的簡單答案。

我願意承認“我們的思考能力尚不健全”這個事實，但通向自由的途徑不是把“照顧我們”的責任上交給某個權威。恰恰相反，這個令人不滿意的事實意味著所有人都應該行動起來，鍛煉和捍衛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而那些因為各種機緣巧合多讀了幾本書的人，更應該以身作則，不該助紂為虐。

但真的就有人助紂為虐了怎麼辦？

那就只能鬥爭了。

鬥爭的矛頭首先應指向公平和自由的輿論環境。有了這種環境，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理解人民大眾的需求，拿出更有說服力的理論，採用更具親和力的傳播方式，與杜金這類狂想者鬥爭。

當然，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互不能取代。若這類狂想者的思想已經在某個群體中佔據統治地位，成為了一種能驅動暴力的思想，甚至戰爭已經開始，則“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

這個問題如此難以回答，是因為這本質上是在探討言論自由的邊界。

葉聖陶在1948年3月7日的日記裡寫了這樣一段話：

上午看報，讀畢《約翰克裡斯多夫》。此書可視為羅曼羅蘭所撰之近代文化史，于歐洲文明多所批判，非僅小說而已也。或謂此為羅曼羅蘭中年之作，頗含尼采之色彩，羅蘭晚年亦不自滿。我國譯本出世以後頗為風行，影響讀者之思想不小，而此與我國爭取民主實有不利。餘謂此亦難言，無論何書，善觀之皆無害，不善觀之未免不發生壞影響者。不宜以此責《約翰克裡斯多夫》與其譯者也。（《葉聖陶日記》）

“無論何書，善觀之皆無害”，其前提是要有討論的自由。

如果不提供這樣的環境，則錯誤理論的大部分罪責應歸於實際掌權的輿論控制者，比如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和納粹德國政府。而處決上一場戰爭中的“理論家戰犯”並不能警告未來的“理論家戰犯”，因為杜金絕不會認為自己跟羅森貝格、大川周明是一類人，而其他後來者也不會覺得自己跟杜金是一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