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滨柳写给云之凡的一封信

之凡見信如晤：

昨夜凌晨，甫田歿了，你還記得他吧？我的同事，也是在上海那會兒和我同租的室友，吳甫田，你那時候還講過他好斯文。他後來與我一同到了臺灣。

約莫凌晨三點鐘，家裡電話突然響起，是甫田妻子，說甫田走了，肺疾發作，來的很突然，和夜裡的電話鈴聲一樣。電話那頭聲音隱忍，說本不欲如此深夜打擾，可我是甫田大陸友人中唯一熟識，因此也就第一時間通知了我。

他這麼年輕，不久前才出的院。

電話這頭，我空舉著電話，不知如何是好。電話掛掉之後，滿室寂然。我尚未與甫田道別。想來人生大抵如此吧，太多的來不及，你尚未準備好就發生了。譬如那年在上海公園與你分別，那晚回去，我只當你是回家過年，等你年後回來，一切如常。我還可以握住你手，我們還去公園裡看月亮。想不到啊，上海公園一別，竟至今日，一個黑夜與白晝之間隔著的不是黎明，而是最好的青春年華與無儘的思念。誰能想到呢？

那日去看甫田，病房床榻中，他對我說：“怕是要永遠留在這裡啦。”說完便望向窗外。

甫田病房在三樓，一棵高大的香樟樹正對著窗戶，推門就是一窗綠。甫田說，在他湖北老家滿街都是這樣的樹，每年三四月，風一吹就嘩啦啦的掉那些已經過了一個冬的老葉，換上新葉。聽他說樹，我只想起我東北的霧凇。莫說舊木抽新芽，就是四月，東北也還有下雪的。到臺北這麼多年，我再沒過過一個冬天。迄今爲止的最後一個冬天還是在上海過的。東北漫天的飛雪啊，連片的霧凇啊，還有屋頂上垂下來的厚重的冰溜子，遙遠的像是上輩子的記憶了。衹是可憐一雙兒女，他們不知道我爲什麼總是提東北老家。臺北像昆明一樣仿佛永遠都是春天，冬天也就陽明山上零星下點雪，一下雪山上就擠滿了人，我亦在臺北人身上看到你當年對雪的熱情。而當年你送我的那條圍巾，每當臺北降溫，我就把它圍在身上。如今我老了，頭髮白了，圍巾也舊了，但若不出意外，它在世上存在的時間會比你我更長久。

民國五十一年，梅校長在臺北病逝，不知你是否聽說。我和聯大的幾位同學一起去送他最後一程，回來路上談及當年在聯大的種種，儘管已年近不惑，可直到那時我才覺得，我的青春，開始隨之而去。後來，民國五十二年，我遇到一個姑娘，一個也有著兩條長長的辮子的姑娘，和她結婚了。

說等你回來，終究是食言了。

大陸眼見著是回不去的，我們都不知道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以爲像當年聯大西遷一樣，來島上衹是暫時的落腳，於是等了十年，不見任何動靜，再往後，才發現原來這一腳落下來，半生就已經過去了。一開始也從來沒有想過，會在這島上終老。祇想起在聯大古文課，講臺上老先生那一句“哀莫哀兮生別離。”

也是過了半生之後我才終於知道，像玻璃杯，摔了可以再換一個，筆不見了也可以再買一支，而人，是再無法找到替代的。

一個人離開，必然會從你心裡帶走一些東西，無法填補，無法替代。空了的那個地方會永遠空著。不管你怎麼說服自己，說已經忘掉了，可每每午夜夢回，依然會觸碰到內心深久蟄伏的那些東西，有時候一個相似的聲音，一個相似的背影，也會引起猝不及防的思念。

那時候在上海，你老勸我忘掉那些痛苦，我總覺得那些東西怎麼可能忘得掉呢，那麼刻苦銘心，可到了這個年紀才發現，能記住的過往真已不多，什麼戰爭啊逃難啊死亡啊，倒是那個兵荒馬亂年代裡的一點甜，使我回味無儘。

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嗎？你一襲月白旗袍，伴著留聲機裡的歌，唱片一樣悠悠轉過身來，領口兩粒珍珠扣下面一粒紅扣。我是先看著了那一身白，而後是心頭被那一粒紅刺了一下。你那兩條長長的辮子就垂在胸前，臉上掛著笑，又款款向我走來，在我身邊坐下。二十餘年過去了，我一轉頭，還是能看到你，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而第一次牽你手，至今想起來，手心都冒汗。

想起你時，我沉淪在過去的回憶裡，不知今夕何夕，有的時候天上也掛著一輪月，像極了我初見你時你那身旗袍的白。

至此，夜已深，有些涼風，我披著你送我的圍巾，給你寫信。

祝好，江濱柳。

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夜，月明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