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谨慎喝彩吗？——《叫魂》的今天，2020年中国大恐慌

正月初二从国内搭飞机离开，在能飞不能飞的忐忑中，开始了大约10-12月前就开始规划的度假，离开的时候，原本打算带的书换成了在书柜里躺了很久的《叫魂》。很多朋友留言，在这个时刻读《叫魂》会有新的意义。那个时候，对武汉的封城刚刚过去三天，各地还没有开始实行封村、封小区的政策，而到今天，来回头审视这个期间的恐慌和迫不及待的自我封闭，同时随着复工的需要可能又需要开始走向重新开放，一个阶段的结束准备——1768年的中国要做的是劝服乾隆，2020年的中国该劝服谁？

本文打算从高、中、低三个权力层面来剖析即最高统治者、官僚阶层和普通民众，回顾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描述与2020年情况的可借鉴性，以及其最终的结论对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是否还能在2020年适用？

（引用原书内容恰能体现出该书与现实的契合，所以我决定把叫魂恐慌的介绍放到第二部分再介绍）

一、亲自亲自亲自，重要的事说三遍！

首先要说的是，本文结构上虽然从高、中、低三个权力层面来分析，但是事实上他们并不一定都能够被完全分开。比如，“官方”到底是最高层权力，还是包括官僚体制在内的高、中层共谋？

我们就从官方的观点开始：“从官方的观点来看，任何人不受其控制的行动都带有某种危险性。”（《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6月第1版，下同，第55页）所以该如何行动呢？高层给了最明确的答案：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所有违背部署、指挥的都是危险的，而且会被打造成违法的——这恰恰和《大清律例》的“不应，重”（不遵守法规为重罪）。这原本是一个同义反复，不遵守法规当然是犯罪！但怎么会都是重罪呢，那还有轻罪吗？这一句话，就击溃了整个（或至少是量刑方面）法律努力。同样，高层的指挥自然是亲自的，但2020年的今天再次出现这样的同义反复，除了亲自说这个话的人本身文化程度的问题，还包括权力的争夺。

“正月初一，我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这段话不仅在正月初一出现了，在2月3日政治局会议讲话再次出现，并且通过官媒被推向公众。问题是，“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之前的研究、部署、动员是谁做的？不是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吗？谁推翻了谁？两个亲自不如三个再（甚至四个再）吗？

2020年之所以能够再次和1768年联系起来，不仅是因为恐慌，而且是因为过去多年“定于一尊”的努力，让本文在第一部分的高层比较获得了可类比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检察官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第216页）乾隆也从不走向前台，通过军机处的审讯掌握事件，乾隆本人不需要“到武汉去”仍然能够掌握着一切。

而民间不断抱怨和诟病的红十字会或其他官方“添乱”，以及自救、自治活动被阻挠。其实也都被本段中孔飞力的描述概括了，需要时刻记住：“从官方的观点来看，任何人不受其控制的行动都带有某种危险性。”

如果说，上面的观点需要高层和中层的共谋或合作来实现，高层转而会将压力由“首席检察官”本人“亲自”输送到中层。乾隆的每一个朱批中的训斥必定让官员战战兢兢，“这些朱批文字的背景是对妖术的清剿，但其内容则涉及到对官僚的控制。”（第275页）我们当然无法窥见2020年的朱批，但2020年的君主也需要避免自己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君主要维护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第280页）“亲自”话语背后正是反应这一逻辑，将需要被再部署的官员打入敌对的范围，乾隆“要实行个人控制，也许就非要诉诸于‘政治罪’不可。”（第283页）于是，2月4日公安部再部署疫情防控和维护稳定工作：“要求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

这些想法被完全没有掩饰的放在公众视野，孔飞力问道：“我也常常禁不住设想：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帝国制度本身是否达到了非使‘政治罪’成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此时此刻，任何一个君主要想维持对官僚制度稳固、有序和可靠的控制，都已变得十分困难。”（第283页）

于是，该轮到官僚们出场了。

二、作为制度一部分的官僚

在谈官僚之前，我想还是把“叫魂”的事件背景再交代一下，1768年前后，中国江南（也包括山东、江西）出现了传言以剪人发辫或将人物件为“引子”的妖术传言，传言石匠或僧人、道士（也可能雇乞丐和流浪汉）通过妖术可以控制人的心智为其所用，出于对妖术的担心、以及发辫在满清统治下的敏感指代、连带对潜在叛乱提前防范的目的，乾隆亲自主导并推动了一场针对“叫魂妖术”的围剿，并试图找出背后的主谋。在这场半推半就的围剿中，官僚们表现各异，围剿也最终在民间掀起了一场针对“叫魂”的恐慌，最终将对“叫魂”的恐慌具体演变为对石匠、僧人、道士、乞丐、流浪汉（尤其是其中流落异乡群体）的恐慌、歧视和攻击。

在1768年的这场事件中，可以说，最终是官僚的努力最后化解了这场危机——一场也许本就不存在的危机。与1768年不同的是，叫魂的传言也许只是空穴来风，但2020年的病毒虽然也同样看不到，却是切切实实的存在。这或许导致最终收场的方式不同却不影响官僚的出场方式：

1768年，山东巡抚富尼汉通过宫中沿线小心翼翼的掌握着将叫魂案件上报的时机，能瞒则瞒，不能瞒则必须表现出在乾隆发现前就已经行动起来。而两江总督高晋与江苏巡抚彰宝则因为未能重视妖术案件，而受到朱批的训斥，更何况乾隆通过他自己的眼线监视地方官员，努力掌握他们知情不报的线索。

武汉市市长在央视采访中直接说出：“革职以谢天下……但是我们第一时间已经上报了疫情。”这大概是建国70年以来地方官员最大且最公开的反叛，这场自证清白的甩锅大战，也同样是上文（及截图）中最高领导人将每一个日期写清楚以证明自己从未懈怠的原因之一。除了疾控中心、外交部也迫不及待的加入这场甩锅大战，宣称1月3日就通知美国，他们的职责自然不是通知国民，这架机器中的每个环节都做自己应该做的，但却至今没能搞清楚到底是谁“部署和指挥”了隐瞒。也许没有人，有的只是整个体制强大的惯性。

等这架机器掉过头来，从隐瞒的惯性转向积极作为，这一场混乱就更加变本加厉的开始了。朱批不能带给乾隆100%的控制，隔着屏幕看武汉的现场也不能。当浙江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启动公共卫生一级预警的省份的时候，疫情中心湖北尴尬的仅仅启动二级预警。没有人问是否有必要启动一级预警，以及二级和一级的判断区别到底在哪里，只是留给湖北巨大的尴尬，而全国其他的省份呢？是加入尴尬的阵营，还是宁可信其有的加入一级预警？答案似乎很明显了，全国除了港澳台，只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病例的西藏维持了二级预警，而湖北省也很快进入了一级预警。

浙江当时选择进入一级响应，到底是形势所迫？还是为了给湖北难堪？也许他们并没有想那么多，官僚虽然共享着同一个体系，但是”行动不像是协调一致的，说它们深思熟虑也没有证据“（第266页）而当全国的巡抚们都慌不择路的进入一级预警，他们则显然开始遵照官僚制度的逻辑——步调一致，用人数赌安全。（第270页）

春节时进入防疫状态的脚步匆忙、仓促，但都奔向同一道门。现在，恢复生产的脚步同样慌乱而仓促，谁能先挤出这道门？南京2月18日第一个宣布开放公园，紧接着杭州（所属第一个进入一级响应的浙江）宣布西湖景区开放。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间开始苏醒了吗？北上广的复工率都超过50%，却接连传出格力电器、当当网有人确诊的消息。然而同时，看似与经济无关的地方，各小区、各村反而依然在按照“惯性”继续严格的控制，限制流动、加强对每一个人的盘查和管理。经济压力与安全之间平衡他们到底谁做对了？又如何应对最高层的需求？

如果说乾隆“要实行个人控制，也许就非要诉诸于‘政治罪’不可。” 那么官员们最安全的方式反而是将事件常态化，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第271页）进一步孔飞力“给清代官僚的眼界和权术打更高的分数，并假定他们在有目的地将政治问题定义为行政问题上是很有本事的。”叫魂案中的许多例子表明，官僚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第271页）

我们没有孔飞力教授那样的分析基础（他翻阅了大量史料，包括奏折、朱批、廷寄等），来判断2020年的官僚们的做法并加以评价，也许评价中共的难处向来让现代史学家们挠头，那就是没有充分的材料和证据。官僚们的非政治化努力可以让自己避开危险，但是大清毕竟没有经历过“斗争”时代，并不理解斗争，尤其是内部斗争的重要性。乾隆虽然需要担心谋反和叛乱，但肯定没有任何寡头或潜在的执政权竞争者，更不存在合法性危机。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官员敢于直面乾隆“挑事”。（我不敢确定比湖北更紧张的浙江是不是挑事，正如前文所言我们缺乏证据佐证，有什么比心理活动更难分析的呢？）

同时，2020年疫情下的官僚命运与《叫魂》一书的分析相比，还有一些可眼见的不同之处。至少，乾隆没有临阵换将，这对官僚阶层的整体抵抗的成立也是有一定作用，虽然把叫魂案件“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需要有人为此负责，乾隆选择了富尼汉代他受过，但是满人的身份保护了他，而且这也是在案件完结之后。2003年非典时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选择，但这是在非典发生的过程中。这次，虽然看起来比2003年拖延的要久一些，但是在案件还没了解的时候新调整的人员是否带着立功的心态？更重要的是是否带着“圣谕”？

从这个意义上观察，也许官僚阶层常规化的努力与最高层政治化的矛盾，在这里会将官僚阶层原本就凌乱的统一撕开、分化。让一些官僚不在遵守原本官僚们最擅长的方式和逻辑：“就官僚本身而言，他们始终受到琐碎的规章条例的制约，包括形式、时效、文牍、财政和司法上的限期，以及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繁琐的规章条例至少也为他们的指责划定了某种边界，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使他们得以对抗来自上司或君主本人的专制要求。”（第237页）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按照这个逻辑，武汉市原市长可以公开在国家电视台说我愿意革职以谢天下，但是我一早就上报了朝廷，这个事情有他的规定，权限不在我——言下之意，对下自然是有交代，对上则是自保。

但是病毒毕竟不是叫魂案件，否认就可以解决叫魂的存在。那么这样的“交代”民众会认可吗？

三、恐惧源于未知，而全知的不是人类

叫魂对于民间来说只是一个传言，谁也没有真正见过，但这种操控人心智的妖术传说在中国传统中历来有之，加之俗语亦有“宁可信其有”的说法，让人很容易相信这一类传闻。

病毒则在整个社会中呈现出一种完全相反的轨迹，由于政府的管控、舆论的引导以及我相信也包含着本地人对本地的健康、声誉的信心，武汉及周边地区在最初呈现出完全不担心、甚至有意无意的漠视。随着事态的扩大，即使是在武汉采取严厉措施之前，各地已经开始针对武汉人、湖北人报以挑剔的眼光。病毒并无法通过肉眼识别，但口音、身份证号、车牌号可以。“当外来者还拥有特殊法力时，人们对他们的疑心自然也就更深了。”（第149页）这种法力可以是勾人灵魂的妖术，也可以是使人致病的疾病。1768年的中国，乡土对人的黏性更大，那些背井离乡的容易成为本地人攻击的对象，到了2020年，一些普遍被认为是“排外”的大城市在政策指导下反而可能不如地方势力更为牢固的村落，同时后者也更敢于做出包括赶人、堵路在内的“出格”举动。

在疫情爆发的前期，一代病例基本都是由武汉或湖北输入而形成，因此针对武汉、湖北的网络围剿结合实地攻击开始蔓延，怒斥封城前逃出的武汉人，即使明知那些武汉籍、湖北籍的“外地”人士一直在“本地”并没有离开过，也强行进行抽查、检查、备案甚至集中管理。正如一位朋友在评论本书时曾提到的：“现在经常出现的封杀抵制这类的运动，实质也是‘叫魂’，权力饥渴草根网民在官家清剿异己时，抓住这偶然出现的权力浮萍，可以正义的发泄和攻击原先他们不能攻击的对象。”所以本质上，攻击武汉人与支持李文亮的可能是同一批人，他们是追求言论自由吗？并不是，人群并不会认为这两者矛盾，我继续引用上述的评论来总结这其中的统一性：“民众他们在对权力和正义的双重饥渴中自以为行使了正义的权力，却不知道，这仅仅是他们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不仅是使用权力的幻觉，甚至权利与正义也都是幻觉。孔飞力对乾隆年间的论述至今依然适用：“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第287页）甚至于为了获得共享权力的幻觉，民众开始自发加入这场限制民众自己取得权力的努力中，2019年下半年的反送中运动突出了这一点，让许多内地民众由衷的感叹——民主我们不要，那么在2020年的疫情中他们变了吗？

既然无法取得权力，自以为可参与分享的权力和正义评价又都是幻觉，那面对具体矛盾和压迫该怎么办呢？老办法，哪里来的打回哪里去。“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第287页）于是群众又重新回到对可能“身怀妖术”的人的围剿当中，并乐此不疲。

这种幻觉之下的参与感与群众内部的冤冤相报，往往会让官僚阶层试图“非政治化”、“常规化”的努力失败，叫嚣着战时状态、感怀着唯有集中力量牺牲一部分人才能做好这一切的普通人，无论是不是对政治抱消极态度，“由睚眦必报的领导人和狂热激动的民众勾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狂暴结合（这正是现代政治‘运动’的表征）”（第288页）除了清除异己，在2020年也转化为对官僚常规化处理的恨铁不成钢，甚至愤怒。在春节假期后的管理弱于周边城市的上海，市长被调往湖北后，市民“欢天喜地”。最高层和底层直接连接，处于夹心位置官僚阶层还能抵挡吗？

结尾：是否还能谨慎喝彩？不如谨慎等待

孔飞力在本书的最后谨慎的对官僚制度进行了喝彩，认为他们成为“应急锚碇”。无论马克思·韦伯和汉斯·罗森伯格的观点中的差异有多大，他们也都看到了专业化的官僚阶层与君主抗衡的可能（甚至某种程度是必然）。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一个受规则束缚的环境里，最好的官员就是最少惹事的官员——也就是那些能规避麻烦，将消极应付视为美德的人。……告密者和惹麻烦的人也不为人欣赏。过分热情的官员比规行矩步者更容易犯规。因此，在日常考评中，谨慎、小心和勤勉成为最突出的品德。”（第243页）所以指望官员阶层的制衡不仅要指望他们团结，以人数保证安全以实现目标，还要指望他们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和最佳表现的方式，这必然是不稳定的。比如在披露出来的新疆文件中，地方官员的抗命以下狱告终，没能形成团结、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或触犯最高层逆鳞，最终都无法保证目标的实现。

叫魂发生在1768年，乾隆之前清朝经历了康雍两代的盛世。2020年的中国，自1989年的那场大事变中走出来也历经30年，恰好也经过了两代领导人，以及全世界最快、最长的增长周期。我们是不是会一样在盛世的顶峰中走向衰弱？但衰弱是漫长的，1768年之后还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叫魂事件，同时从嘉庆到宣统还有近一百年。

除了1768，还有一个年份也经常在这次疫情中被提起和类比——一部优秀的电视剧《大明王朝1588》也经常作为今天的隐喻和类比。我虽然无意拿电视剧来讲历史或现实，但是即使在片中“积重难返”的大明也要到约80年后的崇祯才会在煤山终结自己的统治。而且中间还有隆庆新政，在隆庆和万历似乎曾让大明有了一些起色。

说到万历，不得不提，等时间从1566走到《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开头则又是一件小事，毫无征兆的谣言传遍了京城，甚至让每一个京官都受了骗。制度的巨大惯性仍然在运作，而且似乎看不出崩溃的迹象，正是孔飞力谨慎叫好的官僚制帮助万历在28年不上朝的情况下，国家依然稳定运转。

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也许路还很长。罗新老师说，也许黑暗之后是更大的黑暗。孔飞力的叫魂之所以不仅是分析清朝特殊事件的经典文献，而且在今天仍然有重大的意义，就在于他的现实意义。而这个现实意义也让我们看清，我们从1768年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一个健康的国家、一个现代国家不应该经常可以拿古代来类比和说明，因为古代的经验往往无法再适用。这同样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神棍”、“民科”翻了两本古书、听了几个古代典故就敢谈论时事。

我甚至怀疑起孔飞力教授的另一本书：《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我们起源了吗？我们现代化了吗？

所以，2020年的今天，我们也许不能再按着1768年的剧本而松一口气，更无法谨慎喝彩。官僚制度在2020年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他还在照本宣科的，不落任何步骤的表演，所以即使我们还在1566的大明或万历十五年或1768年，官僚阶层仍然按部就班的在这个原本就破烂而我们的都心知肚明的体制中舞蹈：瞒报、推卸责任、红十字的贪腐、对民间的打压、官方对物资的特权、冲指标式的一天确诊一万人、对生命的漠视……方方面面。我认为官僚制在这个时候表演的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精彩而完整。

所以我无法喝彩，只能谨慎等待。等什么？我也不知道，等等看这个病毒是否学会政治吧！孔飞力认为官僚制度是社会的应急锚碇，但如果他无法起效呢？就让我用孔飞力书中最后的话结尾吧：

“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