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沉默与创伤
谢天琴的出生，是她的父亲命运遭受重大挫折、跌倒在深渊后，发生的一种变化。谢天琴的父亲1930年左右出生，新中国成立前作为地下党员考到台湾读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在山西一所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1960 年代中期，当他被送回仙游老家的时候，瞎了双眼。到底是他自己戳瞎双眼，还是在“反右”激烈的斗争中被人戳瞎了双眼，周围人似乎很难说得清楚。年近 40 岁的知识分子，成为残疾人回到仙游县城那座黑乎乎的七八十平米的平房里，连生存都很艰难。双眼失明堕入的黑暗，与心理上遭受的重创一起，成为这个家庭叙事的起点。——《吴谢宇弑母案：最后的悲剧发生之前》
看了昨天三联周刊报道的吴谢宇弑母案，对其中绵延三代的文革创伤烙印感到震撼和心痛。想起曾经有一位朋友无意向我诉说了她整个家族的遭遇，在那之后我才开始了解和思考，文革及其整个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是如何对中国人的内心造成深重创伤、如何撕裂普通人和他们的家庭，甚至不断导致恐怖的次生灾害。
她给我们看了一张老照片，是她爷爷儿时的家庭合影纪念。他们出身于缅甸的华侨家庭，照片中的女性身着旗袍坐在边上，右侧几个身穿西服的子女围绕，其中就有她爷爷。至于照片中的其他人姓甚名谁，如今又身在何处，她恐怕也无从知晓。
当时见我们对照片产生极大的兴趣，她挠挠头似乎很不好意思地开始讲起，爷爷是在缅甸做“间谍”，秘密为中共传递情报。旁边的朋友纠正，说那是“特务”、“地下党员”，是在做对中国人有利的事，在那个年代应该相当不易与了不起。她听后害羞地笑了，微微点头，像是默许了这种纠错。
但是我却对她最初选择的词语感到好奇，她是在用一种非常陌生的、自我的角度尝试理解历史，或者又并未将其看作是历史那么严肃的事，否则她应该会被各种耳熟能详的话术席卷，加入到正确恰当的主流叙事中去，作为那个盛大宣传立场的一部分而感到骄傲。
可显然她没有，并且她的羞愧似乎是对于一片陌生的国土、陌生的人民，也是对于自己而言做出的反省，她也并不知道在那个年代爷爷具体是做什么的，但她下意识地察觉到一个事实，如果要达成那个后来的目的，所做的事就很有可能对前一部分事物造成伤害。
在那之后的故事就很熟悉了，历史书上也能找到一两行，用于歌颂，嵌入到伟大叙事中，圆满收场。战争结束后，缅甸华侨选择归国，心怀建设伟大国家的理想，希望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所携带的财产几乎全部上交给了国家。可这样还不够，1949 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每个被笼罩其中的普通人都未能幸免，他们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中颠沛流离、布满创伤，而文革就是这场漫长创伤的高潮。
我的这位朋友，我姑且将她化名为西，她的爷爷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一蹶不振，原本在供销社上班，因此断了经济来源。西的父亲作为长子，十八岁开始养家，底下还有两个妹妹。那是 1960 年代的边城农村，所有人的记忆都和饥饿有关。母亲早亡，父亲精神崩溃形同废人，家中一无所有，重担都压在一个十八岁的少年身上，他学做木匠，跟着师傅给人盖房子。
从西那里听来的这些模糊的故事，大都缺乏细节，只能隐约对应到《芙蓉镇》里的秦书田，胡玉音结婚时的新房就请了他来盖，还画了漂亮的壁画。巧合的是我曾经去过西的家，他父亲后来亲自盖的那栋房子，风格竟然与《芙蓉镇》里的极其吻合，就连墙上的仙鹤、喜鹊、梅花、迎客松，都像极了电影中秦书田的手笔。
关于房子，只不过是这个故事中难得浪漫的部分，这个家族的痛苦还没有爆发出来。
二姑和小姑的生活，是另一些电影，或许是《浮城谜事》，又或许是《风雨云》，太多中国人的生活都可以在这种如同地摊文学般的电影中找到一页，没有被正统历史收录在内，或有意识被遗忘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的真实经历。
西的父亲努力供妹妹上学，后来西的二姑顺利考上了大学，成为当地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包分配，进入当地的城建系统工作，按照西的说法是，三十多年来就拿着三千块的死工资，准备熬一辈子。在资本主义消费经济席卷而来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开工厂、做翡翠生意的男人，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西的表妹。西回忆起 2000 年左右的生活，大年三十还在外婆家点着煤油灯吃完面条，初一就到二姑姑家的别墅玩。大人打麻将，塞四百块钱给她和表妹，让她们去买东西。她说这种贫富反差过大的生活，也给她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让她感到异常撕裂。
即便时间走到这里，也没有什么个人的遭遇是完全独立于历史之外的，很快又迎来泡沫和金融危机，丈夫出轨暴露，工厂倒闭，离婚，最后剩下这些关键词，像是人得过的病。作为这个家族中的年轻一代，西在高中时被确诊为抑郁，表妹则在年纪更小的时候确诊了躁郁，多次自杀，需要长期治疗和看护的地步。
小姑恐怕是最早意识到这个家族存在类似诅咒的人，所以她早早地离开家，并拒绝与所有亲人来往。关于她的事，已不能从西那里得到更多细节，因为这个人像是从未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只凭父母及其他亲人的讲述，难得拼凑出一张邪恶、不孝、无情无义的脸。
上周我和西聊天，得知她已无法忍受家人而远走高飞，现在到了新的城市生活，不知道这时可否能够因为对自由的体会，有一瞬间理解自己的小姑姑。
当我讲出这个故事，好像它已经没有我原先怀揣着的时候那样沉重了，我原先震惊于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创伤，竟然像是隔代遗传般在年轻一代身上显现，在这个过程中又有飞速的历史进程影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沉，她们的精神濒临崩溃，像拉满的弓、绷紧的弦，稍有不慎就会断裂开来。然后又想到西对自己父亲和爷爷的描述，他们加诸于年轻一代的痛苦，其实也表明他们早就病了，创伤绝不会轻，这种痛苦只会一再绵延复制，如果无法正视，无论跨越多少代也难以平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