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95后生存报告：“生错了性别，还是爱错了人”

文|武晓慧

认识可乐，是在同性恋亲友会北京分会的年会上，“直女小姐姐你好，你是小A的朋友吧”，小A是我们的共同朋友，他转发给我活动的信息，并在一个群里说有一个异性恋女生会来帮忙拍照。“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来参加呢？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是大多数，我第一次遇到了少数”，可乐眼睛睁得大大的。

那天年会长达近5个小时，他在一个小品里扮演一位男同性恋者不敢公开的伴侣，被爱人母亲发现后遭到了责骂和羞辱。他的母亲也来到了现场看这个节目，我看到他蹲在母亲面前哽咽，不一会儿又笑着举剪刀手录视频，给各桌朋友敬酒打招呼。年会结束后，我们在地铁站的通道里等一个睡过站的朋友，地铁口的寒风吹来，聊到往事，他说着说着又泪流不止了。

“我的日常是和出租车司机出柜”

那次年会在今年1月北京的一个冬夜里结束，那天，凌晨0:42分，可乐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刚刚和司机出柜了”，加一个掩面而泣的表情。

第二天，在同性恋亲友会的微信群里，他讲述了前一晚的出柜经历，一个人评论，“给你点赞”，他回复，“哦，不用，这个就是我的日常”。

说起和司机出柜的经历，很多场景可乐仍历历在目。

2018年10月1日的晚上，可乐和伴侣打车回住处的路上，聊起不久前发生的一起教师因同性恋身份曝光被校方开除的案件。据可乐回忆，当时司机说，“如果世界上都是你们这种人，那人类早就灭绝了”，可乐愤愤不平，向滴滴连续投诉了八次，直到最后司机道歉。

今年1月11日，凌晨两点左右，可乐和朋友们从北京一家很有名的同性恋酒吧出来打车，司机问，“里面的妞怎么样？”“这是个同性恋酒吧，我也是同性恋”。快下车时，司机感慨，“白天这个社会到底把你们这群人逼的有多压抑，晚上才会聚到这么一个世外桃源释放自己。”

不是没有遇到过善意。有次可乐打到一位女司机的车，司机聊到自己有一个儿子，可乐试探性地问，如果您儿子说妈妈我是同性恋，希望您能做您儿子在暴雨里的那把伞。女司机很受触动，说第一次有乘客愿意主动告诉她自己是同性恋，还问可乐加了微信。

还有一次，可乐上车后外放了Lady Gaga的歌Born this Way（《生来如此》）和张惠妹的《彩虹》，当时可乐戴着彩虹围巾，司机的话让他感到意外，“这两首歌我都听过，他们说是gay（注：同性恋者）之歌。我特意数了一下，你的围巾有六种颜色。”

不止一个司机对可乐说，他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第一个真实的同性恋。知名性学者、社会学家李银河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及影响因素》一文中公布了她进行的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只有7.5%的人说他们认识的人当中有同性恋者。

“你需要让大家看到这些人的存在，我能做的就是告诉普通人，我们不是一个数字，可能你今天的乘客是无意中接到的一单，而这个人恰好是同性恋。”

这种“高调”常常会带来攻击，有次从北京回家乡的火车上，可乐的电脑屏幕上有条群消息内容和同性恋有关，旁边的大妈看了一眼，说了句“同性恋真恶心，你们这种人应该去死”。

“她真的用了这样的词汇吗？”我问道。

“对，她就说，你们应该去死。然后我说，您知道我为什么活着吗，我活着的意义就是早点气死您这种人”，大妈听完愤愤地拿起包换了座位。 

“出柜这条路很难走”

这个常常把“怼天怼地就是我的人设”挂在口头的男生，感到不安的时候，会躲在行李箱里蜷缩一整夜，或是不停地撕纸，或是自残，看胳膊上的血一点点渗出来，他告诉我这让他感到平静。

对于和每个载他的出租车司机出柜这件事，可乐也并非全无顾虑，他坦言，自己之所以愿意和司机分享，是因为在出租车上，和司机相处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我一直不敢在地铁上跟旁边的人出柜，人太多了，真的危险性很大”。

曾有一位求助者咨询可乐要不要出柜，尽管可乐在同性恋亲友会做志愿者，这是一个帮助性少数群体自我认同和出柜的公益组织，可乐还是下意识地说了句“你不要”。这位求助者是可乐的前任男友，“因为这条路很难走，我不希望我爱的人再去走这条路。”

回忆他的出柜之路，有一个人对他影响很大。18岁生日那天，可乐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献血，另一件是读柴静的《看见》。他曾看过2005年在《新闻调查》播出的柴静采访同性恋者的节目，那是同性恋群体第一次出现在央视的镜头前，告诉公众他们的生活。柴静在后来出版的《看见》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一段采访经历。

那天，同事下班回到宿舍，觉得他有点神经质，一个人抱着书在呆呆地看，突然念出声来，“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同事问，“你为什么对这章这么感兴趣，好多人听说是讲同性恋的直接跳过了”，“因为我是”，可乐回忆，说完这四个字后立马开始紧张，担心会不会被开除。那时可乐刚刚完成同性恋身份的自我认同，选择休学在外工作，换了电话号码，情绪常常奔溃，一个月没有和家人联系。

又一年的秋天，可乐就尝试和母亲出柜了。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快递寄回家的，看到快递员走的时候，可乐长舒一口气。信里解释了为什么18岁那次“出门远行”没有和家里联系，“我拒绝和你们联系是因为你儿子其实和别人不太一样，包括我初三那年领回去的那个男孩，他不是我的普通同学，他是我一直喜欢的一个人。”看完这封信后，可乐的母亲打来电话，“你学上不上了？”

那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可乐一回家就和母亲吵架。母亲曾经问他，“你什么时候变的不正常了呢？”“我一下炸毛了，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要是野猪的话你就能看到我背上（的毛）刹一下竖起来了”。

这之后可乐主动加入了同性恋亲友会。亲友会的一位朋友为他推荐了几位同志家长，“你不是一直问我怎么变的，跟她们聊，别跟我聊”。有次一位家长发消息给可乐，“今天你妈妈可能要骂你，你什么都别说”。五分钟之后，可乐的妈妈冲到他的房间，不停地说“神经病、不正常”。

关于父亲，可乐不愿多提及，他至今也没有和父亲出柜。在可乐的描述中，父亲是一个“某些方面会纵容你，但是大部分时间会泼你冷水”的人。小学四年级时，可乐是父亲班上的学生，有一次因为上课迟到，父亲对他使用暴力，胸骨骨裂，三天无法下床。

可乐的姐姐大他四岁，算是家里最早接受他同性恋身份的亲人，谈到他们的父亲，姐姐这样形容，“父亲是个很传统的人，对于认知之外的事情，很难接受。”

“有时候我常常回想，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生错了性别？爱错了人？”有天晚饭时间，可乐翘班一个小时，到网吧给那次亲友会小品中自己扮演的角色写了一封信，发在他自己的公众号上。

信里写道，“这场战役中，没有人是胜利的一方，胜利的，是那个烂到土里的世俗，我想世俗这个时候一定躲在某个角落里，扬起胜利者的笑容，可悲的俗人们，你们又一次被我打败了”，文章里“世俗”两个字被放的很大做成配图。

选择和解

那次的同性恋亲友会在大寒节气前一天举行，尽管天寒地冻，仍有120多人来参加，其中有20多位家长。有几位家长做了分享，也有一些家长孩子刚刚出柜，“还很痛苦”，不愿意合影，也不愿多言。

可乐的母亲已经是第三次来参加亲友会的活动，见我坐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凑过来，缓慢迟疑地问，“你也是啊？”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你感觉这，也难以接受吗？”

可乐的母亲曾以为儿子加入的公益组织是传销组织，“好像把他们都灌输了一样”，参加亲友会的活动多了，才慢慢开始理解，“接受了以后在这儿看看，有好多这样的，大人小孩，这多的是，都挺正常的。 

“儿子就这样，无论是咋，是自己的呗，不接受也得接受，反正自己养的你总不能把他赶出家门吧，养的小猫小狗，咱也舍不得让他在外面挨饿”，可乐蹲在一旁听着，泪水在眼睛里打转。

那天上台表演前，可乐尝试各种方式，抽烟，深呼吸，还是紧张，心一直悬着。“老妈说，蹲这儿”，摸了几下头，“很神奇，我的情绪平稳了，我们母子间的默契会舒缓所有的紧张”。

可乐说现在每天都会和母亲聊天，甚至在谈恋爱的时候，开心的，不开心的，也会发给妈妈看。亲友会活动结束以后，有三个家长找到他的母亲，“我觉得我们儿子跟你们儿子不错，可以谈谈吗”，那个曾经说他“神经病、不正常”的母亲这时候会说，“来这三个你选一个”。

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姐姐也是对可乐影响很大的一个人。在母亲还没接受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时候，有一年春节，可乐和母亲吵架没有回家，“这还叫家吗，实在不行我改，大不了找一女孩骗婚”。

当时听完这话，可乐的姐姐很生气，竭力劝他不要这样做，“你这样是不负责任的，你是怎样做你自己就好了。这对于每个女性来说都不公平，我没有能力管别人不要去骗婚，但是我能管住你。”可乐回想，这是他一生中最亲近的两位女性之一，换位思考让他打消了骗婚的想法。

“忌自我蒙蔽”“宜千姿百态”

我刚刚认识可乐的时候，他还在一家主打怀旧物品的小店工作，在收银台的四周，他贴满了撕下来的单向街日历页，一张张黑白分明的纸上印着：忌自我蒙蔽，忌得过且过，忌生无可恋，宜鲜活，宜远观，宜千姿百态。

店里一进门的海报墙上，商品柜顶层的照片夹上，明星塑封照片的第一张，一摞怀旧海报最上面一张，都有张国荣，可乐承认，多少有点私心，“反正我们老板也是同性恋，他也能理解。 

在中国，职工因同性恋身份而遭到公司辞退的现象并不少见。2018年9月，31岁的山东教师明珏曾因同性恋身份在家长前曝光，被校方决定开除。

可乐也曾有相似的担忧，那时他还不在这家怀旧小店工作，他的老板和同事也不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

那是四月的中旬，为了庆祝20岁生日，可乐打了耳洞，染了蓝色的头发，把“特别艳的玫瑰”纹身贴贴在脖颈上。

当天北京日间最高温已经27℃，上班的时候，可乐裹着厚厚的大衣，不敢露出脖颈，担心人力找他谈话。等一下班，“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看到”。

在这家老板也是同性恋的公司里，可乐就没那么担心了，可乐曾经和老板说，“如果你给我找了一个直男做兼职，我会辞职”。生活中可乐的确被异性恋男生攻击过，曾经一个直男朋友当着他的面说，“你是个gay啊，你不会喜欢上我吧”。 

可乐的老板虽然向父母出柜了，但是父母没有接受他的伴侣。去年5月，老板的父母来北京看病，只能让伴侣搬出去。老板送伴侣上地铁的时候，可乐也在旁边，一下控制不住哭了，想到了前任，老板也哭了，这是可乐第一次看到他哭。 

兮兮曾经在可乐的店里兼职，兼职信息是在同性恋社交软件Blued上看到的。店里不忙的时候，可乐有些不开心的事情会讲给他听，有时聊着聊着就哭了，有时候两个人开始一起哭，“真的有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

“当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

可乐还是常常发挥自己“怼天怼地”的“人设”，在朋友圈里，他转发一篇《男生凭什么可以化妆》的文章，配上“老娘化妆是因为老娘爱美，关你屁事啦”；在他贡献90%业余时间的公益组织——同性恋亲友会里，作为活动组组长，最爱和组员说的是，谁惹你们了，“我怼死他”。

他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攻击，但也有一些让他始料未及。那是一次来自同志群体的攻击。

2017年2月，那时他已经和母亲出柜，加入同性恋亲友会在Blued上的群后，开心地发了条消息，“同志们恭喜我吧，我终于出柜了”。

一个社交资料上显示40多岁的人开始在群里指责他，就算出柜也不应该这么高调，“会让我们这群人暴露在大众面前中，只会让这群人活得更艰难”。

可乐觉得莫名奇妙，他把聊天记录截图发给一个朋友，“我出柜出错了吗”。可乐感到非常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和他身份一样的人会这样去攻击，出柜不应该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吗。

再后来，经历一些事后，可乐开始觉得，“40岁的人也是从最艰难的时候过来的，你去指责一个生活在夹缝中的人，应该是不公平的”。

“40岁的同志活的真不容易。他直到结婚的时候，国家才去罪化，去病化，他结婚的时候内心可能觉得这是一种病。”

1997年，刑法修订后，作为法律依据处罚同性恋者的“流氓罪”不复存在，这被认为是同性恋的“非罪化”。

2001年4月，“中华精神科学会”出版的《中国精神疾病与分类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这被认为是同性恋的“非病理化”。

“我们这一代人跟上一代人比是幸运的，不再因为我们的性取向会被抓起来，我们这一代人跟下一代人比是悲哀的，我们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常常怼别人的可乐也常常感到迷茫。

去年4月，可乐被诊断出轻度抑郁，和前任分手，工作的不顺利交集在一起，他甚至退出了业余时间花费心力最多的同性恋亲友会。

他读历史上变法相关的书，法国大革命、英国君主立宪，“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推动变法，如果说登上城墙是一个个尸体累积起来的，那我当一个尸体又有什么不可以”。 

他甚至在思考古代第一个跨过三峡的人是怎么做到的，“他一定很怕，传说中有蛟龙什么的，但是能怎么做，既然我已经到这条河流里，除了硬着头皮走下去, 我别无选择”。

刚刚过完22岁生日的可乐，已经在考虑养老的事情。他承认这一代是幸运的一代，没有上一代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在并不大的天空下活出自己，但他也觉得是悲哀的一代，很多问题，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他自己也没有答案。

去年10月底的一天，霜降已过，可乐在店里上班，老板说扫一下门口的落叶吧，可乐扫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把扫帚一放，地安门大街上人来人往，人们从高大的国槐树下走过，没有人知道有个满怀心事的人，扫落叶到一半，回到店里写下四句诗：一起秋雨一场凉／秋风行过夏已黄／天远秋慢满菊赏／闲来心事无处藏。

(文中可乐、兮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