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書簡】告別壁屋

佛洛伊德在離開他生活多年卻又諸多埋怨的維也納時說：「在奔向自由而揚揚得意時竟泛起陣陣哀愁，就像一個人步出監獄仍對牢房有所眷戀。」這讓我想起曼德拉在告別20多年牢獄生涯時竟說捨不得他在獄中栽種的植物。

還有幾天我便出冊，坐了不足一年監，當然不會產生病態的不捨。誰會眷戀森嚴刻板的生活和骯髒嘈雜的環境？但不得不承認，高牆內物質匱乏的日子，讓我可以潛心讀書思考，那是久違了的平靜。當年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台大哲學系的殷海光教授雖醉心邏輯學研究，但為了對抗國民黨的專制，放棄了平靜的書桌，一生在「敏銳的道德不安與純理的知識渴求之間」掙扎。我雖無法與先生的學問人格比較，但讀書人參與政治的內心糾結我深有體會。

現在我已離開了大學，出獄後還可以作出甚麼貢獻？記得在傘後無力感瀰漫的時候，我和朱耀明牧師有一回充滿宗教感的對話。我說當我們傾盡全力仍無法撼動一個邪惡的制度時，剩下來可以做的是去受苦。這其實是神學家潘霍華在對抗納粹統治時說的話。他提醒我們耶穌在世上最後亦是最重要的工作是走上十字架，那是祂最有力量的講章。

我們投身公民抗命，不單是佔領中環。在佔領後我們自首、受審、不求情、不表悔意地入獄，為的是促使當權者和市民都思考一下，何以一群有正當職業和幸福家庭的公民為了爭取民主甘願成為階下囚？

這種抗爭方式骨子裏對人性有善良的願望，所以John Rawls認為在一個「相對公義」的社會才會有效。我雖然有信心市民終有一天理解佔領的初衷，但走在時間前面難免感到孤寂。2002年和朱耀明等成立民主發展網絡爭取雙普選，許多人仍未感到政改的逼切性。還記得在六四燭光晚會入口，我站在凳上用大聲公呼籲爭取普選特首時，不少人報以狐疑的目光。此後我們研究政改方案、約晤官員、到處演講寫文章、集會遊行，最後談判談到入中聯辦、抗爭抗到入監獄，換來的是人大831決定。記得831當晚在添馬公園舉行大型抗議集會、學聯周永康在台上聲淚俱下，說看見我這樣一個教授花了半生時間仍無法爭取到民主，難道要他們那一代重複同樣的經歷？當時我強忍眼淚，其實內心異常悲憤。

但一場逆權運動讓我對香港的未來重燃希望。新一代的勇氣和智慧，不單令惡法撤回，其動員能力之大、國際連結之廣均非以往民主運動領袖敢能想像。當初我入獄時以為上天要餓我體膚、勞我筋骨，可能又有重大任務交託。現在我看得更清楚的，是我們這輩人不要用舊思維去束縛年輕人的探索，反正中共是不能用「常理」與之對弈。也許我可以做的，是與被捕的抗爭者分享一些獄中心得，讓他們在磨難中變得更強大。

家人寫信來，引用聖經說我已走完當走的路，美好的仗亦已打過。其實我多年來在中國努力催生的公民社會已是搖搖欲墜、在香港爭取的普選更是遙遙無期，可謂兩手空空，唯一是在這抗爭的路上見到許多正直善良的面孔，令我心存盼望。

這幾天囚友都在為我倒數，懲教處職員亦主動和我攀談送上祝福。只是一位年輕阿sir突然問我：「你衰啲乜入嚟呢？」我一時語塞，不懂回應。記得法官說我們是衰「天真」的。也許他是對，我便是相信只要人心不死，香港便不會淪陷。

陳健民

2020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