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之怒︱底层互害的行为逻辑

贵州警方通报安顺公交坠河事故，这个通报，补全了“前情”，让此前很多的“无法理解”有了一个解释，印证了此前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猜测，形成了一个“蓄意报复社会”的闭合因果链。

结论很简单，就和当初被404的财新网报道一样，52岁的司机张某钢，在承租房被强拆迁后，故意把公交车开进湖中。

 导致张某钢“厌世”念头的事情有很多: 

个人层面：离异，经济困难，看不到希望；

社会方面：拆迁，没有领取赔偿金（40平米7万多块，张某钢认为太少），申请公租房被拒（政府理由可能也正当）；

在房子被推倒那一刻，他认为彻底推倒了他的人生。

为张某钢辩护是没必要的，但是想办法去理解他的处境，却是必须的，因为处在这种绝境中的人，绝不止一个。对一个社会来说，如何避免让人陷入彻底的绝望，是相当重要的课题。

社会也是一辆公交车，任何一个人的不幸，都是全车人的风险。

​法律有原则，社会有道义

其实单谈拆迁意义不大，在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脆弱的时候，很容易失去盼望。

这甚至不需要等到中年危机、一事无成，遭受疾病、破产、婚姻失败等人生重大打击的时候才发生。

所谓报复社会，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社会如何糟糕，而是一个人不知道如何在这个社会中存活下去了。世界对他封闭，他也只能对世界封闭。

如今感到绝望的人年纪越来越小，甚至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也会把人推向崩溃的深渊。

在近期的新闻中，我们能看到很多自杀新闻：

常州小学生因作文被老师批评，跳楼；

中北大学学生作弊被发现，跳楼；

成都一小区10分钟内两人相继跳楼，年仅14岁的女孩从该楼右侧坠落，30岁女子曾在楼下围观，十分钟后也选择一跃而下；

…

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而且这种绝望情绪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就这场具体的悲剧而言，“社会”挽回这个绝望的中年男人，可能有三次机会：

• 如果拆迁没有那么“果断有力”，让他进去收拾一下（财新报道曾有细节，张某钢赶到现场，想进去被拦住了）；
• 如果他打政务热线，得到的回复再有温度一些；
• 或者当他打电话给女友的时候，女友能够真正意识到问题所在——或许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而根据财新某篇不存在的报道，描述过张某钢的性格很难用不健康心理定义：

• 同事称，张某钢平时和同事相处感觉人不错，待人接物都可以，“他感觉总乐乐呵呵的，大家有时也一起聊天，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 邻居称，张某钢平日少与他们往来，“看着挺开朗的，和女朋友照照相挺开心的”；
• 从2019年6月至今，他的抖音账号一共发布了314条视频，这些视频多数为自拍，显示出主人爱笑爱搞怪，没有看出明显异样。

类似张某钢这样的，他们不会对别人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因为内心在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商量，达成和解后自杀。

在真正面临抉择的时候，人性还是渴望有人能帮助自己。当然，这些都是假设。他所感受到的世界或者“社会”，并没有表现出挽回的意思。

但是法律有原则，社会有道义，遇到病态人格极端人格，这种拿无辜平民去无差别报复的行径，已近乎恐怖暴力行径了，对这种恐怖行径，不能有任何顺从其“想不开”逻辑的“同情的理解”。

“孤狼”式的个体恐怖主义

我们可以随时见到各种愤怒，却大多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匹夫之怒。不管是躲在学校门口拿无法反抗的孩子出气，还是开着叉车撞向素昧平生的路人，甚或拿着利刃在公交上肆意发泄……血腥之外，全是可耻。

2016年台湾陆客团火烧车，台湾司机因为猥亵女导游被妻儿抛弃，饮高粱酒壮胆后，行车时纵火自焚拉乘客陪葬，全员被浓烟烧死，包括辽宁省旅行团24人。

这样死不足惜的匹夫之怒，有个专用的名词形容，叫做“底层互害”。

当力量孱弱到无法伤害上面的阶层的时候，同一阶层的互害就成为愤怒唯一的出口。

阿Ｑ在外受了百般凌辱，无处发泄也不敢发泄，最终选择吴妈的脚和尼姑的头。因为他知道吴妈和尼姑无力反击。

这种“人人害我，我害人人”层层向下的欺凌到了最底层，下无可下的时候，就会蜕变成赤裸裸的动物世界的相互倾轧。

这样的底层之恶，用一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恐怕难以解释。民众自己底层互害，互相搞鄙视链，不仅地域的歧视链，甚至还有细分到各个细微差别的歧视链。

在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环境中，不管你是这种社会中的哪一个环节，在外部环境逐渐失控的情况下，但凡陷入互害模式，无一幸免，在环环相扣的社会关系中，总有一个坑等着你。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死法”，威胁的不可控，会对深陷其中的每一个人造成灾难。比如2017年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面馆，因一碗热干面多收一块钱，顾客将老板砍头。

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底层沦陷。它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程度更深，因为底层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抗沦陷的过程。

所谓“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套用一下也合适，那就是一个阶层的失控，则所有阶层都危险。

社会由无数个个体、社会组织和团体来组成。当个体声音得到声张，社会就能获得发育，反之，社会萎靡，个人最终也会失去最后的牵挂。

但是如果整个社会为了零散发生的恶性治安事件严防死守，治理成本会急剧飙升。

为什么我们要呼吁公正、公平?

为什么社会不能是达尔文主义?

为什么要向相对弱势群体让利？

结合我国一直以来的扶贫攻坚政策，其实部分内在原因就是稳定，稳定，还是稳定。稳住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给一个一个火药桶降温。

自杀是社会性因素影响下的行为

迪尔凯姆的《自杀论》指出自杀完全是由于社会性因素。对自杀有正向作用的社会性因素：

个人越自由意味着和社会的联系越弱，越易自杀；教育越普及越易自杀；婚姻状况，独身、早婚、丧偶都会增加自杀率；社会面临转型、动荡、解体，各种思潮激烈碰撞，也会增加自杀率。反过来，恋爱、和善的家庭关系、参加社会团体、信仰宗教能降低自杀率，是因为这些行为增强了人和社会的联系 —— 《自杀论》

对于最近频发的自杀事件，还有网络上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愈发占据上风的趋势，我想引用书中两段话来结尾：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会把不好的影响传递给它的组分，社会是绝大部分人的归宿，个人是社会的作品，生活中出现消沉或幻灭的思潮，正是社会要解体的表现，表明人和社会不再紧密，社会变虚弱了。

社会形成的集体力量，决定着自杀人数的变化，自杀者的行为不单单是个人性格的表现，还是集体力量的影响和延伸，自杀倾向来源于集体，自杀的个人是收到了这种倾向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