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下，抵达哥廷根

沈於淵

2021 年 11 月 30 日

（修改过）

IPFS

也是那时候，我听到了一首叫做《哥廷根》的法国香颂。那首歌唱：“好吧，我们有我们苍白的早晨，魏尔伦的灰色灵魂；而他们，本身就是忧郁的，在哥廷根，在哥廷根。”

本文首发于《三明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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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

我先是住到了费迪南德的公寓。他来火车站接我。因为陌生和时差，我此时已在车站晕头转向。大概是在清早的站台上，只有一个亚洲面孔，费迪南德从身后直接叫住了我，并且试图念出我的中文名字，然后失败了。

去往他公寓的路上，费迪南德继续试图正确发音我的名字，Si……Kong……。我不好意思地说，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但他坚持认为，“但那不是你的真名，你可以教我，我会练习的”。我已习惯认识的外国人叫我英文名或是“司空”，而不是“思聪”。对他们来说，c发音为k，而不是ts，通常他们也不会坚持，费迪南德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哥廷根是个小城市，电子版的城市手册上写道，13万左右人口，4家戏院，学生证坐公交车免费，还可以坐免费的慢速火车，前往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再远，就要给钱了。

我已知道城市小，但还是小到出乎意料。我推着一个大行李箱，一路走到费迪南德在市中心的公寓，总共花了十分钟。公寓正对面是个古老的红褐色教堂，正在洪亮地敲钟，一群灰色的鸽子飞过灰色的天空。旁边是市场和步行街，以及变成博物馆和举办文学艺术节的旧市政厅，眼下正在举办的文学节叫做“镜子”。咖啡馆、书店、服装店、小饭店，已经都重新开了，我们走在街上，费迪南德说，这里可以把口罩取下来了。我迟疑着，把口罩拉下一半。

旧市政厅斜对面一栋低矮延伸出去的楼，写着显眼的Händel-Haus，我琢磨这应该和本地著名的Händel Festival有点关系。我问费迪南德，可他不是本地人，虽然在哥廷根快硕士毕业了，更熟悉的还是父母居住的大城市法兰克福。

要再过半个月，后来的女房东菲利才会告诉我，本来去年应该是哥廷根Händel音乐节100年的盛大节日，但现在，100年的节日要延期到2022年再举办了。此前，我在一本叫《成为一座纳粹小城》（Becoming a Nazi Town）的著作里看到这个节日，书里写道，在魏玛共和国时代，这个节日既是德国现代先锋艺术和古典艺术的融合，打破了传统保守势力，也在形成小城的极端民族主义中，扮演了重要文化塑造角色。这种矛盾感让我印象深刻，没想到竟误打误撞，赶上了它延期的第一百年。

其实任何事情都在延期，原本的开学时间延期，到法兰克福的航班因台风延期，我在这个小城最终的住所到底在哪里，也需要延期。

费迪南德的公寓只是我的暂居之地，一个10平米多点的房间，沙发床、衣柜、书桌、椅子、茶几、台灯，全套宜家。我长舒一口气，满意地把200欧元递给他，这是半个月的房租。我没能排到哥廷根大学Studentenwerk的宿舍，也没能在德国流行的WG-Gesucht上找到一个WG（也就是Flatshare）。在这个软件上，你需要像写cover letter一样写申请，说服对方，自己是一名有趣的室友。我已写过十几个申请，大多音讯全无，唯一得到的一个回复是，“实在对不起，你看上去很有趣，但对我们来说太老了”。

申请这个同样“看上去很有趣”的项目时，我29岁，刚从一家公司的公关岗位辞职，觉得自己勉强还算年轻，却没想到一年后，在租房上竟然受到了“年龄歧视”。还好，费迪南德的女朋友麦克，我素未谋面的德国“学姐”，意外地给了我这个可以暂住的地方——麦克目前在欧盟实习，正好也希望有人能短租她们的房子，15天，200欧，价格算下来，远低于住半个月Airbnb。

我在这个暂时的房间里，一边收拾衣物，一边宽慰自己，脑子里蹦出一些关键词和短语，“A sojourner”，“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眼下没有什么不是暂时的”，联想到此前一年多自己的经历，新冠大流行、深港反复隔离、受伤三个月（打球把跟腱打断了）、纠结留在蛇口还是前往目的地、在关口跟女友与朋友的艰难告别、突然的八号风球延误……于是突然觉得，光是抵达，就已是一件奢侈又幸运的事情。

隔天的晚饭，费迪南德做了南瓜奶油汤，邀请我一起喝。十月中旬的哥廷根已经只有几摄氏度，我刚从外面办完电话卡，搓着手哆嗦进屋，南瓜汤正当其时。

我们聊起彼此的专业，他25岁，学习物理、数学和教育科学，明年毕业后，希望成为一名老师。选择就读哥廷根大学，是他和女友麦克共同的决定，因为这里有他们都想学习的专业。但是，他不像女友那样关心政治或欧盟的议题。

比如对刚刚发生的德国大选，费迪南德只觉得，结果看上去还不错，那个潜在可能的新总理Olaf Scholz，“我看了他的媒体采访，看上去可以接受”，他笑着说。

“你呢？这对你来说，只是一次纯粹的冒险吗？”他舀起一勺金黄色的汤，抿了一口，问道。

他此前已经知道，我做过记者、编辑、公关等职业，大概觉得我是个不安分子，所以才这么问。费迪南德大约是想知道，为什么一个中国人要来学“欧洲政治与文化研究”（姑且翻译为这个名字），为什么要来哥廷根这个小城，更不用说之后的两年，还要不断辗转在欧洲的各个城市。

“你知道大概一百年前，有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待了十年吗？”我没办法说太多我脑海里的怪东西，只能跟他分享一个故事。

“二战前还是二战后？”他一脸狐疑。

“他是战前来的，但就在这个小城，也经历了整个战争时期。”我指了一下地板，接着说，“那个人在中国很有名，叫Ji Xianlin，他来这里时，纳粹刚刚上台不久。来之前，帮他申请DAAD奖学金的一个教授告诫他，现在的德国是法西斯主义，去了尽量不要谈论政治。你知道他要怎么来哥廷根吗？”

面对我的故弄玄虚，费迪南德摇摇头。

“先从北京出发，到被日本占领的‘满洲国’，路上还遇到了给日本当差的间谍”，我在空气里比划着一条轨迹，“接着经过苏联，要在莫斯科停留一天，这是当时全世界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列车总会在这里停上一天，为的让旅客们领略社会主义的成就，然后经过波兰，最后到达柏林。当他最后到哥廷根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然后是战争爆发，那位著名的中国人成为了无国籍人士，在这个小城待了十年，读完博士，直到盟军到来，才有机会回国。基本上，我就是给费迪南德简要复述了一下《留德十年》里，那些让我印象深刻的个人记载。

“所以即便是现在大流行，我的抵达，也比他容易多了。”

重启

玛卡说，“大流行之前，在哥廷根你就别想找到房子”。

“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摊手。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我仍然没有找到房子。费迪南德郑重其事地说，他会帮我想办法。

我们此时在参加这个“伊拉斯谟”计划的哥廷根校友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校友，一场在森林里举行的聚会。说是森林，其实离市区很近，我从费迪南德家慢悠悠晃过来，不过二十分钟。才几天，我已不难发现这点：在这个小城，你总是很容易就走进了四面八方的森林。本市也似乎很为自己的“城市森林”骄傲，在一个小册子上，哥廷根市政府宣布对这片自然森林负有巨大责任，并将诸个城市森林的形成追溯到1860年。我们就在一片巨大的榉树林、白蜡树和枫树里，聊起各自的新冠经历、租房市场和抵达此城的不易。

玛卡也是我的学姐，一个西班牙人，曾在拉美某国领事馆工作过几年，来读这个欧洲研究项目时已过三十岁。这是欧盟“伊拉斯谟计划”下的一个项目，那意味着，参与者要像16世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一样，做个爱好和平的人文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四海为家，两年时间内，在至少三个不同的国家学习与生活。前一年，她本来该去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荷兰格罗宁根，但却都在马德里的家里上网课度日——mobility变成了zoomobility。

所以一旦国境重开，生活重启，一切足以假装恢复到从前，玛卡便立刻来到哥廷根。她提前排队半年，幸运地排到宿舍，从室友那儿听闻了这个“一房难求”的传说。事实相差不多，不同于其他德国工业城市，哥廷根对本市的定位是“die Stadt, die Wissen schafft”——大意是“一个创造知识的城市”，三分之一的人口由学生、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组成。她介绍道，正常情况下，每年十月份，都会有数千学生和老师从世界各地而来，更新这个城市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学校宿舍常年不够，再加上欧洲大学的“伊拉斯谟”计划，流动性成为常态，很多人不会在一所大学一直待到毕业。短期的WG因为无需签约至少一年、不用自己办宽带、水电，也就自然成了很多人挤破头的选项。

直到大流行到来，暂停了这个城市的自我定位。

在这里居住的德国朋友介绍，哥廷根没有经历过最严重的封城，但本地也爆发过两起较大规模的社区封锁，多半都发生在城市贫民和移民社区。哥廷根并非只是鲜有人再到来，内部也在爆发着新冠下的居住危机，它不像看上去那么平静。

2020年5月，一场封锁就发生在Iduna-Zentrum，这是一栋18层高楼（在本地几乎算是最高的楼层），407个单位，住了700名居民。70年代，这栋带有阳台、游泳池的豪华建筑拔地而起，甚至出现在哥廷根的城市明信片上。最初它是豪华建筑，后来为青年学者所设。再后来，这栋楼被房东们集体租给市政府，政府则将它们租给领最低失业福利保障金的贫民、外来学生和低收入移民。德国杂志Stern周刊将这栋楼称作“das Hotel zur lockeren Schraube”，意思是“螺丝都松掉的旅馆”——其主要特征被概括为房屋破损、大门失修、内设肮脏、垃圾成堆，还有毒品横行。

按照我的理解，这栋楼现在约等于哥廷根的“重庆大厦”，一个“低端全球化”的居住样本。新来的学生们往往会收到前辈建议，千万不要租在那里——但事实情况是，仍然有学生会因为没法找到合适的WG，也负担不起动辄800欧每月以上的短期一居室公寓，而选择住进哥廷根的“重庆大厦”。

这栋楼在去年发现了第一例新冠病例，是一位阿尔巴尼亚的中年移民。他在和30位朋友在一家水烟俱乐部参加完斋月庆祝后，回到“重庆大厦”，接着感染了60人。紧急状态下，政府迅速行动，这栋楼被封锁，并被一些媒体妖魔化为“Corona-Hochaus”——新冠之家。市政府则在官网上平息其他市民的担心，“哥廷根不会封锁，只是封锁了这栋楼”。

第二起封锁发生在Groner Landstraße 9，这栋高楼就在市中心，本地居民视其为“哥廷根最糟糕的地方”，一家人往往住在37平米的公寓。之所以比“重庆大厦”还差，是因为后者至少还有阳台。那个地方我后来专程去看了一次。那是栋灰色外墙、普普通通的建筑，看不出有多“糟糕”，唯一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晾晒在窗户上的衣服。这在哥廷根很少见，但在我熟悉的香港西营盘或深圳白石洲，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一家人住30几平米，也再正常不过，“好吧，哥廷根最糟糕的地方”。

因为市政府的新冠封锁，这里爆发了抗议。其后几天，居民开始到街上示威，一位库尔德嘻哈歌手拿着扩音器，freestyle了一段“去你妈的警察”，人们也制作了各种标语横幅，比如“反对种族主义国家”、“不要让系统打到你”，或者更温柔一点的，“还是无法爱上警察”。

在黄绿色制服警察的和平围观下，一位参与示威的社区学术研究人员面对公众，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公之于众。她说，现在哥廷根的居住与封锁危机，不只是大流行的结果，而是本市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大流行只是将它暴露出来了。外国人和移民在居住市场上，往往面临着一种“隔离”，那些即便有能力负担的人，也通常不能从房东那里租到更好的住所。她继续说，媒体报道也总是在凸显感染者的移民背景，持续在公共舆论里，重复着德国已经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偏见。

和这些冲突不同，玛卡拥有的是另一份哥廷根记忆。当她提前到来时，已经是2021年夏末，往日哥廷根逐渐恢复，新的Göttinger陆续到来。人们试图忘记过去一年的正确生活指南：隔离、封锁、社交距离，待在家里；而是开始重新去咖啡馆、酒吧、开Party和观看演出。玛卡就是如此，她自称live迷和电影迷，哥廷根大学的学校电影放映厅每场只要两欧元，一旦开放后，她便呼朋唤友，场场不落。

“你们如果再早点到的话”，另一个德国校友分享道，“就能看到某某（一个德国歌舞艺术家）在仲夏夜到来了。”艺术家在重开的德意志剧院举办了个人专场，名字就叫“Neustart”——重启。

那场表演用面具取代口罩，迎接已完全接种的观众。市政府大力宣传此次演出，“他戴面具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感染，而是为了让我们疯狂地接种疫苗！”

因为没法强制人们打疫苗，德国各州各市政府总是变相施展许多方法，促进疫苗接种率——只不过，哥廷根不用太担心本市疫苗接种率的情况，这个盛产Liberal的城市有高达90%的接种率，跟巴伐利亚州形成鲜明对比。市政府官网还颇为激动地宣传这次“重启”，“世界末日已经够多了，让我们把它翻个底朝天吧！当每个人都高喊game over的时候，需要的是重新开始。”

听这些新老Göttinger讲述大流行后不同面向的哥廷根，我意识流地联想到自己读过的历史。这个城市上一次发生相近的危机，还是在1933年。那是在纳粹大清洗中，一大批天才犹太裔数学家、物理学家不得不逃离德国，这个欧洲科学重镇迅速陨落，至此一蹶不振，至今都没能恢复往日荣光。以至于仅仅一年后，当纳粹教育部长鲁斯特（Bernhard Rust）来视察时，满意地问当时德国数学的权威学者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现在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已经摆脱犹太人影响了吧？”

希尔伯特回答，“哥廷根已经没有数学了。”

显然，我太过执迷于那些沉重的时刻，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对这个城市的现状一无所知，没来得及开始任何真实的生活。过多地沉迷历史，有时候会阻碍你进入当下的一切。

比如眼前的玛卡，这个西班牙人在聊起她的新冠经历时，就没那么沉重，在口吐的烟雾中反而透出几分狂野不羁。我也看不出她曾是领事馆工作人员，更没好意思问“西班牙在大流行初期到底多严重”、“哥廷根当时到底有多冷清”、“你的家人还好吗”、“上一整年网课浪费时间吗”、“哥廷根因为大流行加剧了移民困境吗？”之类正儿八经、过分严肃的、记者一样的问题。

既然现在已可以在哥廷根的森林里喝酒聚会了，何必再纠结曾经的痛苦和遗憾呢。忘掉过去，也是西班牙人的一项政治天分，不是吗？

突然，一个长头发的智利校友拿出一个可以发光的JBL便携音箱，开始放起一段我从未听过的拉丁美洲音乐。玛卡立刻精神了起来，她脱掉灰色羽绒外套，头发迅速扎成马尾，把空酒瓶子挥舞成节拍器，边跳边唱。一瞬间，四散聊天玩耍的人群，就毫无征兆地聚集起来。所有跳舞歌唱的人中，显然还是这些西班牙裔的天分最引人注目。他们似乎明白何时该几连拍手踏足，何时即兴发挥，何时和声，如同彩排过一样，以至于一旁愣住的我，觉得是他们依靠自己身体的舞动，才创造了这段奇诡而热情的音乐。

“快过来！”

我被迅速拉进了人群。迫于同辈压力，我只好彻底摘下半戴的口罩，跟着拙劣而尴尬地舞起来。此时此刻，适合重启，适合遗忘。

“再努努力，再过一段时间你也能租到房子的”，玛卡不忘转过头，让我记住一些什么。

房间

有时候，对各个国家的刻板印象也能得到验证。比如费迪南德，就没这么狂野不羁了。晚上九点钟，我参加完校友日，回到暂住之地，便立刻感到了他对我强大而深刻的帮助。事后看来，如果不是他“逼着”要帮我写WG申请，我没法那么快地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Si……Cong，你现在非常困吗？”他已经学会了我名字的正确发音。

“也……还好。”我和他打完招呼，正准备进屋，意识到有事发生。

“那我建议你拿电脑到餐厅，我和你一起写申请，找房子。因为真的很难。到时候，你就只能去租800欧每月的公寓。”

我已下定决心在离开香港和深圳后，不再为房租支付高额费用，不由得吓了一跳。再联想到校友们分享的疫后租房困局，赶紧拿起电脑，接受费迪南德的严格帮助。

他几乎是全盘修改了我原来那粗糙的申请模版。

“没有严格要求的话，不用说自己多少岁”。

“不要找那种只说德语的WG，你们没法交流”。

以及最重要的，“千万别找那种住十几个男生的房子，他们属于一种男人俱乐部”。费迪南德迅速刷过网页，试图帮我跳过雷区。

“他们是什么俱乐部？”

“大概就是喝很多很多的啤酒，挂一面国旗在房子外面，非常强调男子气概，在毕业后你们也被要求互相撑腰……”费迪南德慢慢遣词，试图合适地概括这些居住者的集体特征，他几乎是描述了我最讨厌的一种男性形象。我感到一阵惊悚，此前竟然给好几个这样的房子发过申请信息。我没法求证他所说的一切，但显然，我会和那样的社群互相憎恶。

我们发了几个小时的申请，直到深夜。费迪南德根据不同的居住者状况，在每个申请的结尾，都会凝神片刻，再添加一个独特的问题，他解释说，“在德国，你如果提问，更容易得到回信。”

“谢谢你，已经很久没人做我的编辑了”，我说。

隔天，费迪南德就离开哥廷根去旅行，前一晚他居然不是在整理行李，而是在“强制”而严谨地帮我找房，让人感佩。

这份帮助果然卓有成效，首先是收到了很多拒信——“很抱歉，你要提前一天给我发信息就好了，我已经租给别人，希望你很快找到WG”，即便是拒信，好歹有了大量的回复。而在费迪南德回来前的两天，我就收到了未来的新房东菲莉的面试邀请。我记得她的房子招租上写着，“欢迎外国人，我们喜欢Liberal，你会和一家德国人、两位国际租客、还有一只10岁的狗住在一起。”

在视频聊天里，菲莉得知我做过记者，一下子兴奋起来，“不如你直接来我家吧，我们边喝咖啡或茶，边聊天”。

我不能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迅速答应了。大约两公里，一路是平缓的上坡。城市公交车逐渐少了，这里是私家车的领地。此前，费迪南德指着他家的哥廷根地图告诉我，这一片区域都是花园别墅，属于哥廷根的“豪宅区”。

菲莉五十二岁，胖胖的，一身皱巴巴的橘黄色衣服，金色头发开始发白，看上去乱糟糟的，隔老远就从二楼窗台处跟我挥手致意。那只十岁的白卷牧羊犬先是在门前对着我一通狂叫，看到自己主人对我热情欢迎，领着我去到自家花园餐厅，便开始摇动尾巴，埋头蹭我，“放心，他很喜欢人，但有的人他明显会更喜欢一些”。菲莉的母亲此时也在餐厅看一份本地报纸，抬起头对着我笑脸盈盈。菲莉的土耳其男朋友，则很贴心地端来了一壶咖啡和一碟苹果派。

我没感到自己是个找房的租客，更像是到新朋友家去喝下午茶，闲聊各自的异域故事。

“你来哥廷根学什么的？”

“欧洲政治与文化研究……两年，至少要在三个国家”。

“你在申请里说只在哥廷根待半年吧，之后你会去哪里？”

“波兰克拉科夫，再下一个国家，还不知道”。

“噢！那是个很美的世界主义城市，不像波兰其他地方，他们很欢迎外国人的。但你怎么会选择去波兰？”

“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有几个喜欢的作家，米沃什和扎加耶夫斯基都在那里生活过吧。”

“我很感兴趣，你做记者的经历……”

看得出来，我讲述的记者经历让菲莉颇为欣赏。她甚至亮明身份，表示自己是律师，保护他人是自己的职责，如果有移民需要，她可以随时指导我。接着她说了句，“Sehr Gute，一会儿你要是对房间满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到这个家庭。这是我祖父留下来的房子，接待过土耳其人、古巴人、韩国人、中国人……唯一的共同点是，We are all liberals！”

菲莉领我去到未来的房间。她说前一个租客是个在哥廷根读书的古巴人，现在他在另一个城市，一边做律师，一边读政治学PhD，“过几天他会过来玩，你会很高兴遇见他的”。我连忙说好，眼下的心思却只在这个房间，感到前所未有的心满意足。

房间在餐厅正上方，15平米左右，一米二的书桌、书架、衣柜、储物柜、床、被子、暖气，一应俱全。窗台朝西，楼下是花园。这天下午哥廷根太阳极好，整个房间变成温温热热的黄色。价格是每月320欧。我想，这就是伍尔芙所说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了。我甚至觉得，按伍尔芙说的，莎士比亚的妹妹若是能拥有这样的房间，也能写出一本大书来。

在下午之后的聊天中，我知道了菲莉祖父的故事。此前我已在开场对白中，知道这栋房子住了几代古老的灵魂，但还远没意识到，自己走进的是一个拥有怎样漫长“历史”的家庭。前一天我还决定投入当下，转头就有当下的人，又将我拉入这个城市的漫漫历史。

菲莉的祖父贡特生前是一位出版家，他生于1898年，一战时担任预备役中尉。战败后，他回到家乡接受图书出版培训，在海德堡、莱比锡和斯德哥尔摩四处奔忙，学会了瑞典语和挪威语。到1923年，新生的魏玛德国正在经历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贡特回到哥廷根，正式接手了父亲的出版社，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下，把家族出版社经营下来。也是这时，他建造了这栋房子。我暗自感叹，自己租住的房子，竟然属于魏玛。

来到哥廷根更为艰难的30年代，贡特成为“忏悔教会”（Confessing Chruch/Bekennende Kirche）的出版和财务支持者。作为整体的“忏悔教会”并没有试图推翻纳粹政权，但它先是为保持教会组织结构完整、不被亲纳粹的福音派教会统一而斗争，其后为了维护教会教义的独立而斗争，因为“基督教戒律不应该屈从于纳粹的意识形态”。贡特在这时成为了忏悔教会的资助人，成立新公司，帮助其出版教会刊物《青年教会》（Junge Kirche）。

二战后，贡特在1946年率先出版了德国神学家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öller）反思德国人战争罪责的讲话录。查阅资料时我才知道，这位神学家最著名的忏悔诗，就是那首世人皆知的《我没有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战后，作为新教书商协会主席，贡特从1947年开始重建该协会。冷战时期，他又和民主德国的新教出版社合作，认为世俗的意识形态差异，不该影响东西方神学的共同性。

“我祖父在100岁时，被哥廷根大学授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菲莉说。

看我一脸震惊的样子，她继续道，“我的祖父很长寿，他活了103岁，活到了二十一世纪！”

菲莉的母亲同样长寿，她今年九十一岁，曾是本市的英语教师。当菲莉在滔滔不绝讲述祖父奇事时，她低眉含笑，有时候纠正一下菲莉记错的时间、地点与事件。此前，菲莉带我参观完房间，去打印租赁合同时，她侧身对我偷偷说，“我女儿的名字，在英语里听着，就像是fish”。

聊起我半年后要去的波兰，她说，“在二战以后，他们整个国境都向西移动了。”我愣了一下，首先是因为她缓慢说出“二战以后”这个短语时，那双老迈失焦的眼睛，一下变得望眼欲穿，我认定那一定是亲历者的眼神。

其次是，扎加耶夫斯基在《两座城市》里几乎写过一模一样的句子，大意是说，移民的不是我们，而是自己的祖国。

暂时

费迪南德在周末帮我搬家，走前他说，“你没住满15天，我应该退还你一部分钱。”我连忙摆手，“这是我们的口头契约，是我选择搬进新的住所的。再说，这比Airbnb已经便宜多了。”他才作罢。

我就这样告别费迪南德的公寓，这些天来，我在这个德国人的教导下，已经知道洗完澡要用刷子将墙壁上的水珠刷干，洗完手要用毛巾将水池擦干，洗碗时最好多个餐具一起洗，水龙头千万不要开太大浪费水，出门要关窗和暖气，垃圾分类有诸多规则……

我想，这些德国规矩大概可以让我很好地融入菲莉的家庭。有一次，我将自己的疑问告诉一个希腊同学，“他们告诉我，每个德国小孩从小就学习洗澡后刷墙”。她乐不可支得蹲在地上，便又加深了我对德国人的刻板印象。

我在菲莉家正式住了下来，也已开始进入哥廷根的当下生活。我把眼下“拥有”的一切，都视为一种“暂时性”。在办理各种手续、面对德国卷帙浩繁的行政程序之外，我不再有前瞻后顾之忧，生活里便充满了好奇。

首先让我好奇的，就是我的房东应该不只是个已经退休的中产女性。直到在网上搜菲莉的全名，在一篇德语报道中，我才得知她是本市曾经的“大人物”。除了经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她在2004年加入FDP（自由民主党），2011年成为哥廷根市议会成员，为CDU/FDP（基民盟/自民党联盟）工作，是当时本市唯一参选议会的女性，甚至还于2016年参选过本市的行政长官。我实在很难想象，这个经常头发乱糟糟、一身睡衣出门倒垃圾的房东，居然还有这样的从政经历。

读完那篇报道，这段时间的好奇就此解开，很多事情就不再奇怪了。此前，在我拿起她客厅的一本《一个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Utopia for Realists: How We Can Build the Ideal World）后，作为一个Liberal，她略带批评地说，“那是一个左派写的，但也很有趣。”当我在厨房做面条时，她会回答我许多关于哥廷根历史的问题，比如Händel Festival延期的一百年，比如“哥廷根七君子”（Göttinger Sieben）的故事，并认为那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发源，“你会发现，这里到处都是他们G7的纪念符号”——真是个无限热爱自由的女性。

我开始认识许多拥有这份“暂时性”的世界来客。除了几个对我时刻充满前殖民者愧疚的欧洲同学外，还有叙利亚人奥马尔，苏丹人莫尔，亚美尼亚人玛丽亚。奥马尔在2015年难民危机时来到德国，受到庇护，如今经济学硕士毕业，加入了本地最大的国际公司，做数据分析师；他在犹豫拿到永居后，搬到一个每年有更多阳光的欧洲城市。莫尔刚来半年，正在准备德语考级和物理学入学考试，如果德语不到B2水平，他便不得不返回苏丹；他喜欢王家卫，并且对我标准地发音“Wong Kar-wai”，有一次，他关在房间里看了一整天的王家卫电影。玛丽亚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学习，目前到哥廷根来进行她的“伊拉斯谟”，此前她参加了2018年亚美尼亚革命，还因此进过监狱。也许之后的写作，我会有机会好好说说他们的故事。

前些年我离开香港，告别媒体，在深圳工作。2021年春末搬到蛇口后，我变得滞涩，也许是年纪渐长，也许是身上“深圳性”增多，也许是一段关系，也许是大流行的到来，也许是时移势易……无论如何，我对一种“流动的生活”，去成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内心仍然向往，却也开始感到畏惧，那是经常彻夜难眠、纠结去留的日子。

也是那时候，我听到了一首叫做《哥廷根》的法国香颂。那首歌唱：

“好吧，我们有我们苍白的早晨，魏尔伦的灰色灵魂；而他们，本身就是忧郁的，在哥廷根，在哥廷根。”

我疑惑，为何一首法语歌会写到一个德国小城，旋律隽永忧伤，YouTube上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并在留言里将歌词友好地翻译给德国人？

几番搜索后，我才知道这首香颂的来历。大概是一个在二战中被俘后幸存的犹太裔法国音乐家，她在战后受邀到访德国哥廷根。在多番犹豫下，她最终创作了这首歌，一首关于“我们”和“他们”的香颂。她在哥廷根大学礼堂里，用法语慢慢地、一段一段唱下去，好似在演进中诉说，法国与德国的文学、历史、自然和人民，没那么不同。刚好那时候，一名20岁的大二学生就坐在台下。许多年后，这名叫格哈德·施罗德的学生成为了统一后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将这首让他终身难忘的《哥廷根》，用在了自己在《爱丽舍条约》（法德友好条约）四十周年的演讲中。

我几乎是立刻被这个故事深沉地打动了。无论如何，我需要启程，需要抵达，需要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