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只是「壞人變老」這麼簡單嗎

【1、斷成兩截的手榴彈】

《浙江老漢朝公交車扔手榴彈，欲與司機同歸於盡》，前些天，這條新聞在各大網站時事新聞欄停留了一天，有一幅配圖：公交車裡，斷成兩截的一顆手榴彈。很快，更多更新的奇聞覆蓋了這個扔手榴彈的故事，這得感謝手榴彈失效了，也感謝讓它失效的時間，如果不是時隔久遠，真在公交車裡爆炸了，很難避免傷亡。

木手柄和注火藥的金屬部分分離了，這顆不中用的手榴彈據說是老漢在文革時候私藏的武器，他帶它上公交車，原本想和公交司機同歸於盡，最後老漢因爆炸罪被拘留，又以能夠懺悔和患有疾病等理由被判緩刑。整件事是個沒造成惡劣後果的鬧劇，而且，一揭幕就謝幕了，看上去是一條失去新聞價值的新聞。

公交車司機和心懷怨恨的老漢，兩個人物和那顆手榴彈相比，感覺後者才是要點，雖然它失效了，文革時期手榴彈的出現給整件事開拓了想象空間。而老漢懺悔的內容，一定是不該用「同歸於盡」來解決私人恩怨，整條新聞對老漢曾經的文革經歷只字未提，我更好奇這顆老手榴彈背後隱藏有多少人物和故事。

常聽人們說：「壞人變老了」。這位老漢77歲，讓時間倒退49年，1966年他是28歲，正當壯年，正該是近幾年來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道歉的群體一員，不過，即使發生了和公交車司機間的私人恩怨，仍舊沒人去追究半個世紀前的他做過什麼，經歷過什麼。每天都有更新的新聞吸引人的眼球，懶得去翻陳年舊事，追問一老漢的地下室是否私藏了什麼報廢的軍火。半世紀前的綽綽人影裡，真站出來為文革行為道歉的不過寥寥幾個。

畢竟時過境遷，人們更準備看向未來。曾經有年輕人這樣問過我：文革已經過去了那麼久，為什麼還要提起，和我們有關嗎？

切割過去，看起來容易，不提不問由它自然消亡，可誰會想到，人群中忽然冒出個老漢用扔手榴彈的思維方式和一顆藏了快半個世紀的手榴彈來解決今天的問題。

「壞人變老」這個話題不缺新註腳，手榴彈的新聞剛翻篇，又來了扎車胎的新聞，這回是在福建，一輛汽車佔了老人們跳廣場舞的位置，車上被寫「警告」、「放氣」、「亂停」的威脅用語，還被人拿鑰匙在車身上刻畫划痕，直到這輛車在路上行駛失控，車主才發現車胎被割，差點釀成車禍，報警立案後，警察調出相關視頻，看到「戴帽子的大媽，將一個疑似折疊刀的東西打開，隨後扎向車的左前輪，兩分鐘內，這名大媽一共扎了車胎四下。」跳舞大媽的凶悍是來自那個年代颯爽英姿的女民兵嗎？

在我居住的社區裡，一早一晚，到處是老人們聚集的集體活動，唱歌，跳舞，做廣播操，早晨，有群老太太互相搭著肩膀，唱朝鮮老電影歌曲「賣花姑娘」。趕路上班的年輕人提著早餐，在不同的歌舞隊列間匆匆穿過。一個大學生曾經對我說：「真不理解我爸媽怎麼活得那麼津津有味，生命力也太強了，跟他們比，我真的跟死了一樣」。我問過一個90後，將來的你們會不會也這樣打發晚年。他說誰知道將來呢，反正現在看是真心地煩。

曾經就在我這社區，一伙老人用大紙抄寫一疊曲譜歌詞，糊成的大歌冊掛在樹上，早晨唱，傍晚唱，有時候參與的人過百，響器十幾件，嚎啕不絕，周圍住戶實在忍受不了，直接鋸了那棵樹，用對一棵樹的暴力暫時終止了這伙人的唱。

【2、怎樣定義「壞」】

說某某是壞人，就像說某某是好人，下結論容易，使人信服難，世間不該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我不相信一個人只好不壞或只壞不好。

「壞人變老」的說法的前提，是這個人經歷過文革，用划定人生經歷過某個時段來簡單區分一個人的好或壞。平日裡，經常在網絡上見人用「這是文革那一套」來抨擊對手，辯論雙方都在盡力指責對方是文革思維，可見「文革」不是好詞語，能充當打擊對手的武器。武器用過，隨手就放下，很少人去追究和論證「文革」所包含的內容，完全沒準備去關心「時間」是怎麼把人變壞的。

那個被定義為「壞」的時代的親歷者們，一段人類苦難的過來人，他們確實老了，而「壞」並沒有隨著人的老去而老去。

文革初起，我還是小學生，太陽高照在操場上，我們開大會，不知道台上講的什麼，只是跟著喊口號，喊到口乾舌燥。我們的校長姓苟，班主任又姓侯，同學間私下的遊戲是談論我們的狗校長和猴兒老師。嗓子喊啞了，解散回家，糊滿大字報的街上，誰在打人，誰在挨打，誰被遊街戴高帽剃鬼頭，哪座大樓有人自殺，每天都可能發生，一點不稀奇。現在回想，真正動身去打人，在很多年輕學生內心是有障礙的，但是，反省我們的初始教育，尊重他人是至今都缺失的。

輪到手榴彈和槍炮上場，是1967年的武鬥。半夜裡步槍機關槍響幾小時，對於那個夏天是常態，我們那座城市有幾所軍事院校，離我家比較近的是防化學院，有一次傳出消息說這個學校的造反派都戴著防毒面具了。那一年夏秋的白天，大街上常常幾小時不見一輛車，不得不出門的行人都貼著樓房外牆走，鬼鬼祟祟的，空蕩的街面上只有被曬得亮光光的瀝青和偶然竄過的流彈。早上起來，孩子們溜到胡同口撿前一夜落地的子彈殼。男孩們成幫結隊組成磚頭黨，在不打槍的間隙裡出來流竄，想截誰就截誰，想打誰就打誰。

一個朋友講過文革時期他在湖南鄉下見到一次公判大會，會後槍決反革命，人群浩浩蕩蕩跟著押送反革命的隊伍到一片谷底，槍響後，軍人們練操一樣列隊離開，看熱鬧的民眾突然湧向屍體，朋友當時還小，不知道人們撲過去做什麼。一分鐘後，人群快速散去，剛剛穿著衣裳的五個反革命，變成了五具赤裸的屍體，衣服被全部扒光，因為它們還能再穿。

當年搶過死囚衣服的人，可能現在還健在，過著心平氣和的日子，就像前面手榴彈故事主人公，還有精力去與別人尋仇，卻絕口不提自己曾經做過什麼。

「壞」，只有能被現在的人足夠充分地分辨和瞭解，才存在被防範被譴責的意義，必須有一個清晰可見的「壞」的存在，作為一個界定，那個「壞」是不可重現的，是一個絕對戒律，人們才有可能主動地避開「壞」而逐漸地趨向於「好」。

【3、戾氣的潛伏】

在我的個人記憶裡，手榴彈的威嚇力遠超過開槍開炮，因為我扔過手榴彈。1969年只讀到小學四年紀就直接升上了中學，扔手榴彈變成體育課測試項目，使足了力氣，只能扔出五、六米。體育老師警告說，要是真手榴彈掉在這麼近，肯定炸到自己。所以，一直怕手榴彈。

曾經很多次想過同一個問題：數以億計的成年人曾同時身處最荒誕的年代，好像都沒什麼感覺，好像一切正常，忘到九霄雲外了，儘管忽然冒出個老漢私藏過一顆古老的手榴彈，也沒人去追究細節，這種選擇性忘記是可怕的，細想想，是否每個人都能毫不費力地在親歷和聽聞中串聯起一個暴力史，比如不久前的一段新聞，廣西一群女中學生的鬥毆，她們都只有十幾歲，離變老哈遠著呢。

當年剛去報名上學，文革還沒開始。同學中有個女生長得高大，稍有智力障礙，聽說她爸爸常把她吊在家裡的暖氣管上打，打完了，繼續吊著，她練出了被吊著也能睡覺的功夫。文革一開始，學校停課，同學四散，這個女生再沒見過。當她有力量去懲罰另一個人的時候，會不會如法炮製她爸爸對她所做的。

我也聽過見過各種各樣至親的決裂，開始那些年是跟出身不好的家庭決裂，現在是各種由錢財鬧的你死我活，這些顯露人性的故事遠遠跨越了文革那十年。似乎你死我活是一種人和人關係的常態，在這種關係裡，好人的存在空間擠閉得很，壞人能自由通行。這樣的現實長久持續，壞的因素堆積在身體裡，得不到過任何機會和動力去清除，它深藏內心，讓我們是害蟲。

（圖註：上世紀50年的的土改——鬥地主這個詞，可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遊戲）

隔著我的後窗，去年常出現個推嬰兒車的老頭，四川口音，他孫女已經大了，能到處跑，很多時候他在地上來回來回推著空嬰兒車，哼著「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他的孫女也學會了，有時候跑過來跟老頭合唱，多是傍晚的時候，附近學校曾經的放學曲是《北京的金山上》，這兩個旋律交雜一起，像是某個年代就近復活了。

有句常被引用的話說：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

最壞的「壞」是沒感覺，承受的人沒想過爭辯，作惡的全然不覺，但是我們每一個不都承擔著雪崩的後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