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媒體與政治】（2） 風險感受的放大

有些引發公眾強烈關注並造成巨大社會影響的事件，具體上的損害與發生可能並沒有那麼大，即使發生了，也可能只造成了相對很小的傷害。但公眾的反應卻相當強烈，這是為什麼呢？

人在評估事件風險的時候，主要是拿直接損害來評估事件發生的嚴重性與可能性，但是間接影響造成的損害有時候遠超過直接損害。例如2011年的福島核電廠事故沒有造成人員直接死亡，但造成的影響與損害之巨大，像是農產品、食品的產業鏈，後續的人民健康問題，都造成嚴重的鉅額損失。整個社會不論是電力產業或是人民生活都因此增加了龐大的開支，重大的心理陰影與後續處理直到今天都還沒有完全結束。如果我們用直接損害來評估，就會誤以為那次事故似乎也還好，其實並非如此。

傳統的成本效益與風險分析過分低估了間接的負面作用，因此對於風險感，社會需要適度放大關注，這正是媒體所發揮的作用。

媒體關於風險的報導篩選發揮的作用，也深刻影響了傳遞風險信息的形式、內容與效應。關於這些報導，媒體應該至少提供一些準確的信息，營造出自己的可信度之後，讓信息接收者確信並且傳播出去，形成社會整體的關注共識。

被報導的信息並不完全準確，Lasswell, H.D.認為裡頭包含了事實本身、邏輯推斷、價值判斷與文化象徵。就像新聞報導的結尾經常有記者要加上一句「這是否代表著……」、「真正的問題恐怕在於……」、「我們都應該……」之類的引導性結論。有時候甚至會出現一些強烈價值判斷如「世界末日景象」之類的煽動性用語。Hovland, C. J.認為這些都是引起信息潛在受眾注意並促使接收者解碼吸收的關鍵因素。

媒體本身的性質也很重要。外國的媒體或是專家群體或是獨立的研究機構，比較容易被視為公正客觀，引起公眾注意，並成功通過接收者篩選；而政府部門或是利益相關機構發表的報告，就比較容易引發質疑。就像公眾可能比較相信CNN或是BBC的報導，不太認同國內的主要媒體，對政府的公告多少都半信半疑一樣。

風險感的放大還有一個狀況，就是事件若是被不同的信息源反覆報導，就會讓人覺得比較可信。這個現象就等同於「眾口鑠金」，也類似於「三人成虎」，並不很難理解。原因有二：一是對事件的詳盡描述可以轉移公眾對信息準確度的注意力；二是反覆提到一些主流價值也可以增加公眾對內容證據不充分的容忍度。就像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中，當各大新聞媒體反覆報導，公眾陷入一種焦慮，就不太會去分辨報導內容本身的確實與否；若是不斷提及「反侵略」或是「去軍事化容忍度」，對於截然不同的戰況報導，公眾就各自選擇自己想要接受的。至於實際戰況如何？誰真的處在有利的局面？反而少有人去關心。

風險感是一種信息，信息在發出與接收兩端都會產生放大。接收者在解讀、消化、吸收的過程中會有自己的判斷，會放大一次。當接收者轉而成為發出者的時候，這個信息又被安排、編輯、解讀，再次放大。這個被描述的信息會成為新的信息，不論是事件本身，或是事件的風險，或是事件本身帶來的風險感，通通都放大了。

風險感某個角度還來自於公眾看待世界的角度與看待發生事件的心態。所以個人的經驗會影響對風險的感受。例如曾經歷過戰爭逃難的人，對於戰爭發生可能的風險感與戰爭帶來損失的風險感，就會比沒有經歷過的人要大上很多。這樣的人在轉述自己經驗與判斷當前風險的時候，就會顯得特別強烈，並且強化風險信息。

所以可知，風險感的放大很大一部分來由是傳播者對風險事件的真實體驗。由危險的記憶帶來的想像空間，放大了風險感。

但個人經歷過的風險事件畢竟有限，所以作為風險事件描述者的媒體就會成為風險感的主要來源。媒體產生的信息是公眾認知的關鍵因素，也是風險感放大的源頭。反覆的報導與討論把公眾注意力吸引過來，轉向媒體設定的特定風險議題。不同的媒體站在不同的立場討論同一個事件，都讓事件的風險感放大更顯強烈。也許有人會認為媒體的平衡報導可以讓風險感顯得不那麼強化，但其實不然。無論怎麼平衡報導都不能抵消信息引起的風險感恐慌。就像Weinberg, A.說的，讓公眾從驚嚇中平復，要比嚇他們難得太多。

大量反覆報導的信息，也會強化對過往類似事件的記憶，引發對特定風險的恐懼，放大對風險事件發生的想像與不安感，讓整體風險感翻倍放大。專家的分歧與爭議也會提升公眾對風險產生的恐懼，就像常看政論節目的人，在兩方相互爭論之後，得到的並不是確定的安心感，而是不確定的風險感。

誇張、虛假的信息一旦在媒體上出現，任何微小的事件描述都會讓公眾反應劇烈。日本福島核災發生的時候，媒體曾報導核反應堆在幾天內就會爆炸，用的標題是「福島已死」、「日本沉沒」之類的，對於風險感的強化才真的是核反應等級。人們對於事件風險的判斷，許多來自於媒體的報導，而媒體對罕見的重大風險事件報導比例又總是嚴重失衡，因此經常處在風險感焦慮當中，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個體面對這個充滿風險的世界往往感到無可奈何，但個體對風險感的承受又有限，所以會尋求團體判斷。但團體往往正是放大風險感的管道，因為社會團體與政治活動的爭論並沒有停下來的時候，風險事件一旦進入政治團體的討論當中，不免引起各種立場的對立與分化。個體身處其中，幾乎不可能不遇到風險感放大的問題，甚至自己就是風險感宣傳放大的傳播點之一。

不只個人，媒體本身也會受到本身政治與文化傾向的影響，報導分析將焦點集中在未知、極端的風險上，展現出準備不足與日漸膚淺的趨勢。近年來越演越烈，甚至還出現了惡意的假新聞與風險議題操弄。這讓媒體的報導檢驗廣受爭論與重視，當然也形成了另一種危機感的焦慮與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