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的左派视角

2020 年 1 月 11 日

以下著文根据已有信息进行分析，如有信息/来源谬误，欢迎质询，我将予以勘正：

关于信息鸿沟及其对两边舆论的影响，已经有很多人发文论证过了。个人认为，不论黄丝，蓝丝，大陆青年等群体的内部舆论均存在极化的倾向，这一倾向表现在支持“黑衣人”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绝望化倾向，“勇武派”的暴力化倾向，“和理非”的不割席倾向以及蓝丝和大陆关于“黑衣人”定义的非人化倾向。如果质疑是否存在这种倾向，那么我认为本网站，连登，香港讨论区（https://www.discuss.com.hk/）及大陆主流网站中的极端化言论可以很好的证明我的观点。

那么从左派的观点应当如何分析现在香港的局面呢？我想从阶级和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并无不妥。首先关于香港目前的就业分布，失业数据，援引 [香港政府一站通] 发布的香港就业分布情况来看。香港总劳动人口数量为398万，其中就业人数为390万，失业率在2%左右。就业人数中建造业，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占全部比例的11%左右，而服务行业占到了88.5%左右，假设剩余0.5%全部为农业就业，那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后工业化社会，依赖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尤其是进出口贸易，金融业和社会服务业提供就业保障。

那么再对比象征选举权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的界别划分和选民资格来看，不同行业及参与不同行会的就业人员在选举委员会上拥有的选举权力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点不多加赘述，相信身为香港人的社区成员对于这一点有着更深的体会。

那么，拥有并不高失业率的香港工作者们的收入水平呢，首先根据乐施会关于香港的收入不均衡报告，2016年香港的原始收入基尼系数的角度达到了0.539，而从下面引用的数据来看，香港本地劳动者的收入情况并不算糟糕，相反大批中产阶级存在于月收入10000~30000的范围内，占到了劳动者的主体。然而焦虑同样存在于这一部分人群中，根据政府统计署公布的2016年中期统计结果，私人住宅租户和住户每月的房租/按揭负担中位数在10000左右。对比收入中位数的群体可以得出结论，即一个理想的双劳工家庭每月的房屋支出负担不低于25%是存在于中产阶级内部的普遍现象，如果是单身的个人劳动者，负担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再结合香港的物价水平，经济层面上香港的中产阶级没有不焦虑的理由。

而这种情绪反映出来的表现即是严重的不安全感和对外来人士的隐性排斥，这一情感存在于广大发达经济体中，在欧洲和美国表现为右翼势力的抬头以及对普世价值的反叛，而在香港体现在勇武派的抬头和对中央政府的反叛。有趣的是，极端勇武派表现出来的对中央政府和“新香港人”（拿到香港身份的新移民）和“过客”（在香港读书/旅游的大陆人员）的统一排斥和传统泛民主张的接纳大陆籍平民/不同政见者，反对建制/中央政府的主张并非完全一致，而这也是造成19年运动形式从传统和理非向暴力方向转变的一大诱因。同时也是中央政府敢于放开一部分舆论窗口报道勇武派的原因。

但是，和经济层面表现出的形势一致，哪怕勇武派及和理非在政见上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他们都将与建制派/中央政府的斗争作为了当下的主要矛盾处理。这与他们经济地位的一致性密不可分。因为中央政府在97年选择了与豪绅治香港的策略，实质放弃了曾经深耕过的香港传统左翼阵营（当然这一选择是由中央政府的内部路线斗争决定的，限于篇幅在此不予展开）。那么并不掌握生产资料或掌握极少部分生产资料的所谓“中产阶级”，实质上是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没有摆脱不稳定雇佣关系和失业竞争的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从这一角度讲，他们希望通过政改在政治生活中掌握更大的权力，这一行为本质上是为了与掌握生产资料的建制派/中央政府形成权力制衡，从而一定程度上巩固他们不稳定的经济地位。

然而，这一联盟同样不是牢固的，传统泛民的松散联盟是和他们的参与经济生活的原子化方式紧密相连的。而勇武派作为在斗争中成长出来的激进派，其组织结构更接近于江湖人士或民兵，对抗的烈度和调度能力要求他们必须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结构，同时相对正式军事冲突更低烈度的对抗使得激进派别可以较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在运动中占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随着这一现象的产生，传统泛民派别和勇武中的激进派必然发生一定程度的分裂，这种分裂的程度取决于港警的打压力度和中央政府及建制派媒体的倾向性的报道力度，也取决于泛民已取得的“胜利成果”。当勇武中的激进派不可避免的分裂出来，传统泛民阵营也会因此发生一定程度的分裂，留下的温和派将会成为传统社民党性质的左派政党，而合流后的激进派将会成为早期法西斯性质的组织。并通过对抗建制派/中央政府的强硬形象吸引更多的右翼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

而中央政府则会秉持国内民族主义的情绪，乐于将香港作为各派斗法的一块溃疡长期装裱显示出来，在新一轮经济危机和大国对抗的大形势下，有一本“反面教材”对于中央政府有效激发和控制民族主义情绪有着极大的作用。作为现有国际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者，中央政府在非极端的情况下没有动力也没有决心“拦炒”香港。香港的经济形势在发生普遍萧条前，也不具备出现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那么中央政府没有明面干涉香港事务的必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香港的局势将会像溃疡一样维持着低烈度的抗议及暴力活动。

为了已经逝去的想象中的美好旧时代干杯吧，新时代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