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意味着中美是根本性和整体性冲突
4月29日,基伦·斯金纳--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在智库“新美国”召开的论坛上语出惊人,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制定对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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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一出,立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经久不息。相信美国还会持续不断地深化和推广这一论点,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将之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这必将成为中美双方长期关注和论战的话题,影响和决定中美关系的走向。
那么,中美冲突是否真是文明冲突吗?将中美冲突定性为文明冲突的政策含义是什么?等等。本文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争议,试论一二。
一、中美冲突是文明的冲突吗?
中美冲突当然是文明的冲突,一直都是。从中英“鸦片战争”起,就是文明的冲突。当时英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而现在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但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多将与西方的冲突表述为文化的冲突。而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过去与中国的冲突并不是西方面临的主要冲突,不太强调中西方是文明的冲突。
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文化与宗教冲突将是未来全球的主要冲突。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写道:“文明的冲突在今后将愈来愈重要……,当前的冲突核心将是西方与儒教-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矛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普遍文明的一统天下,而是一个不同文明集团共存的世界。” 他的这个理论在政界和学术界一直引起很多的争论,911事件的爆发使他的这个理论得到很多人的认同。而当今的中美冲突进一步印证了他的预言。
可见,中西文明冲突事实上一直存在,问题在于文明冲突是不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冲突?在学理层面,美国学界对文明冲突有也一些认识和研究,但过去未进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层面。斯金纳的发言则显示文明冲突已进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层面。
所谓“文明(civilization)”,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之总和并达到了某种高度。一般而言,出现了城市和文字,才能称之为文明。不同人类群落创造的文明各有不同,如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文化和文明的意义相近,如果不用太严谨,在使用上可以不用区分。“文化(culture)”,主要指人类创造的精神成就,包含价值观、习俗,宗教、制度、文学艺术等。而文明除了包含精神成就,还强调物质成就,建筑和生产技术。因而文化的覆盖面更广,而文明的涵义更丰富。可以说印第安文化,不可说印第安文明;但说中国文化或中国文明都可以。
以上是“文明”和“文化”表述人类群落发展程度和形态的含义,是从西方引进的。而“文明”和“文化”在汉语中原来就有,都是相对于野蛮蒙昧未开化而言的,是开化进化的意思,是褒义词。而表述人类群落发展程度和形态“文明”和“文化”显然也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如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先进;但“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词本身并没有先进落后的含义,是中性词。
相对于中美“文明冲突论”,也有将中美冲突表述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的说法。这里的文明实际是先进的意思,相近于先进与落后的冲突的意思。这种说法也不能说错,但太宽泛,没有“文明冲突论”的学理性强,缺乏解释力。前提假设也不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似乎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暗示中美冲突是由于发展阶段不同而造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发展有共同的规律,而发展水平和阶段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而“文明冲突论”则意味着中美冲突是由于文明类型不同造成的,不同文明有不同的发展轨迹。
而中国官方和学界其实早就是从文化或文明来看待中美的不同和冲突。在冷战前期和马列破产前,中国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来解释中美的不同和冲突的;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来解释全球秩序和冲突,“三个世界”理论是以经济发展程度为依据。而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后,马列事实上破产了,官方和学界逐步就转向以文化不同来理解和解释中美及全球秩序。强调弘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复兴国学等,以补救马列破产后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败。学界也有大量的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从中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中西之不同。
所谓“四个自信”强调的是“文化自信”,是在原由的“三个自信”基础上加上了“文化自信”。“三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2012年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而习近平2016年在庆祝中共95周年大会上将原有的“三个自信”加上了“文化自信”。
但中共只是强调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认为文化没有高下、优劣、先进落后之分,不同文化可以共存,可以相互借鉴,宣称要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成份。还是一百年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并没有过多强调中西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或许与其在经济和技术上仍落后于美国有关,必须依赖于美国及西方世界的有关。
二、中国的崛起让文明的冲突上升为全球主要冲突
中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是推行“一带一路”。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到中国崛起以前,全球冲突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内部的冲突。因为在这一时期,整体上,西方国家领先于其它国家。从争夺海外殖民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二战,都主要是西方国家内部的冲突。二战中,日本作为亚洲国家成为重要的一方,中国则被动地卷进了二战。
当时美国就尝试用文化冲突来解释美日冲突。二战快结束时,美国政府为占领日本做准备,委托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妮迪克特对日本的民族性进行考察、撰写报告。鲁思·本妮迪克特根据考察报告于1946年出版了《菊与刀》一书,将日本人的民族文化特征归结为“耻感”文化。可见,美国用文明冲突或文化冲突来理解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有先例。
二战结束后进入冷战,美苏两大阵营的冲突是全球的主要冲突。中国先前属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按斯金纳的说法,美苏冷战也是西方内部的争斗。她说:“当我们想到苏联以及与它展开的竞争时,在某种程度上那是西方内部的一场争斗。”这个说法很难让人信服。但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可以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西方主流价值与异化价值的冲突。如果相对于现在与中国的冲突来看,斯金纳的话则意味着她认为中美冲突比美苏冲突更根本更严重。
中苏关系破裂后,继之苏联解体,前苏联向民主化转型。虽然目前俄罗斯仍未能完全民主化,但民主化程度,公民权利还是比中国的情况要好。苏联解体后,就出现了所谓“多元化”的国际秩序,但实际上是美国独领风骚。而中国则利用中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机遇和延展期,在经济上对外开放,但在政治上仍然拒绝民主化。通过加入WTO,与国内庞大的低廉劳动力和市场相结合,实现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美国欢迎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中国视为战略合作伙伴。希望通过加大两国之间的交流融合来促进中国向民主化方向转化,遵守全球秩序和担负起责任。但中国始终抗拒,不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直至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对外扩张,严重损害到了美国的利益。美国才开始意识到以经济发展诱导中国遵循普世价值的对华政策失效了。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中美之间合作共赢的局面减少了,而冲突则加深了。与中国的冲突成了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冲突,相比之下,与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冲突,与俄罗斯的冲突的地位都下降了。世界上两个经济规模第一第二国家之间的冲突,当然会是全球最主要的冲突。
过去,美国以经济发展促转变的假设是错误的,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但事实上,价值观才是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了,并不一定会导致价值观的转变。但也不能说美国融合中国的政策完全失败了,只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美国也多多少少也分享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体系,再想退出就难了。中国的专制体制缺乏技术创新能力,而人民币又缺乏国际信用,不能用于国际交易,两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依赖美国和美元。而这就为美国要求中国遵守自由贸易规则增添了筹码。
所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就改变了对华政策,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新的对华政策需要新的假设和理论。于是,中美“文明冲突论”正在酝酿之中。
三、政策含义:中美“文明冲突论”强调冲突的整体性
较之于价值冲突、制度冲突和经济贸易冲突,“文明的冲突”强调冲突的整体性和各层面冲突的相互联系。“文明的冲突”包含价值的冲突、制度的冲突和经济贸易的冲突。
中美最深层的冲突是价值冲突。中国奉行“分亲疏,别贵贱”的价值观,认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过去是“忠”和“孝”,现在是爱国爱党忠于领袖。而美国奉行自由平等的价值观,认为国家目的是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生成不同的制度。由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中国在近现代通过引进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从郡县制转换到了党国制。而党国制比皇权郡县制的权力更集中覆盖更深更广。名为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传统皇权专制制度在新的条件下的升级。而美国是自由民主制度。而制度又决定经济运行的方式与规则。由于中国是集权专制制度,权力干预经济就是必然的。而这是与自由市场经济与全球自由贸易相冲突的。这是是中国迟迟不愿兑现加入WTO承诺,遵守WTO规则的原因。不愿意实施完全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不愿意放弃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
当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比较弱小时,中美经济上的合作性远大于冲突性,而当经济规模接近美国,并与美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时,经济和贸易冲突就变得突出了。经济贸易冲突背后的价值和制度冲突也显露了出来。根本上,中国仍然还是儒家文化,而美国是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的政治理想是“王道政治”和“夷夏之分”的天下观,在对外经济和贸易上追求建立“朝贡体系”;而基督教文化的政治理想是“宪政民主”,其世界观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对外经济贸易上主张国与国之间自由对等。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力图构建的世界秩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必定发生冲突。
所以价值观的冲突才是中美冲突的根本原因。过去美国也意识到了中美价值观的不同,也致力于向中国推广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但并没有将中美间的价值冲突看成是中美冲突的根本性因素,而假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价值冲突会减小或消弭。而“文明的冲突”就将价值冲突包含进来,并视之为根本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也比制度冲突的内涵更丰富。制度的不同与冲突也曾是解释中美冲突的一个范式。在冷战时期名之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间的冲突,在冷战后名之为专制制度与宪政制度之间的冲突。但制度的冲突也是因为价值的冲突而产生的。仅仅着眼有于制度层面是不能完全解释中美之间的冲突。
而“文明的冲突”才能涵盖和充分解释中美之间的冲突。意味着中美冲突是根本性、整体性和全面性冲突。包含价值、制度和经济多层次,包括经济、贸易、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多方面。“文明的冲突”也意味着冲突将是长期的。
尤其重要的是,“文明冲突论”还是一个划分阵营的依据。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冲突是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冲突,那就意味着欧洲,甚至俄罗斯都与美国同属于西方文明阵营,接受了普世价值和实现了民主宪政的日本和韩国恐怕也会归于西方文明阵营。这些国家也与中国是文明的冲突。而中国文明或儒家文明的范围就是中国一个国家。最多再加上朝鲜。中国是一个文明单一体,文明的范围大致与国家的范围相同。虽然过去日本和韩国算是儒家文明圈,但实现宪政转型后就很难说了。这就意味着一边是众多的发达或较发达国家,而一边只有中国一个国家。
四、文明冲突的结局
文明之间有不同,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多元文化论”认为文化没有高下之分,强调文化的不同而忽略文化之间的冲突。如果一种文化的价值观与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相冲突,就必然与西方文化相冲突,是落后的。“多元文化论”仅当将文化视为不包括价值观,仅包括一些与价值观联系不紧密的习俗和行为模式时,如饮食文化,才成立。
文明的冲突要么长期存在,要么一种文明融合另一种文明。先进文明才能向下融合落后文明,落后文明不能向下融合先进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都是落后的文明。西方文明才能融合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不能融合西方文明。基本上,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物质成就都是由西方文明创造的,全球规则和秩序也是由西方文明制定的。但西方文明要融合后两者,是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是否能终结历史,尚难断定。儒家文明极具腐蚀性,而伊斯兰文明则具有吞噬性。两者的规模也很可观,中国文明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的单一政治体,历史悠久;而全球穆斯林人口有16亿之多,宗教信仰坚定,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有50多个。
文明的同一性标志就是价值观。如果一种群落或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一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不管其它方面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那还是原有文明的延续。如果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就标志着从一种文明转化为另一种文明。现在中国人之所以认为当代中国文明是过去文明的延续,就在于“分亲疏,别贵贱”的价值观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中国人的价值观转变为自由平等的价值观,那文明就发生了转型和跃迁,归属于西方文明了。但中国文明作为一个亚类仍然存在,由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和与之兼容的传统成份构成,比如说语言,饮食习惯等。
但相对而言,儒家文明比伊斯兰文明容易融入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样,价值观是绑定在宗教信仰上的,不是那么容易转化的。而儒家价值则是建立在人伦关系上的,缺乏信仰和哲学层面的支持。儒家价值在中国之所以能与西方文明长期抗衡,主要不在于儒家思想的强大,而在于其寄居于大一统的集中体制中,两者构成倚生关系。儒家思想为大一统集中体制提供价值基础,而大一统集中体制则成为儒家思想的坚固堡垒。
从现实情况来看,也可以得到印证。原属儒家文明圈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就比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更好地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更好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运作也比伊斯兰国家更有成效。日本、韩国和台湾与阿拉伯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的机会差不多,国家的规模也差不多。这说明,伊斯兰国家接受西方文明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宗教方面。而儒家国家抵制西方文明的最大障碍倒不是儒家思想本身,而在于政体规模。
从中国自身来说,不应继续排斥西方文化。中国在近代排斥和拒绝了西方文化,但愿意接受和吸收了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对西方文明采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对策略。改革开放仍然是这样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排斥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总体排斥西方文化的同时,大量吸收西方的技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同时本身一直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必须得依赖西方的技术才能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在经济崛起后又陷入与西方的冲突。应当转换思路,不应采用吸收的策略,而应采取融入的策略。改被动融入西方文明为主动融入西方文明,如日本“脱亚入欧”一样。
尽管中美目前陷入“贸易战”的僵局,中美之间的冲突还会持续扩大和延伸,文明的冲突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基调,但在冲突的同时,中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还将持续下去。在冲突的同时仍然会保持交流。这就对冲突有一定限制,不至于陷入没有理性的不断扩大和升级。
201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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