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網絡的暗黑心理
為什麽壹切變得如此瘋狂?
如聖經的創世紀所說,上帝在 6 天內創造了惠及宇宙的規律與變化。假設二十壹世紀的某壹天,上帝感到無聊了,為了好玩,他將重力加到了現在的兩倍。那麽這會發生什麽呢?我們將會被拉向地面,樓宇倒塌,飛鳥墜落,地球會在離太陽更近、溫度更高的地方重建軌道。
那麽讓我們拋開物理世界,從社會和政治視角,來看待如此的壹個思想實驗。美國憲法是壹個充滿智慧的設計,國父們明白之前大部分的民主都很不穩定而且短命。但他們是出色的心理學家,他們努力去創造了壹系列機制和流程來利用人性去阻止有人試圖破壞自治政府的嘗試。
例如,在《聯邦黨人文集》第 10 號中,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寫道,他很恐慌於派系間的鬥爭,強烈的黨派傾向滋生出相互間的敵意來激發矛盾,會讓大家丟掉人類原有的善意。他認為,正是美國國土的遼闊阻斷了黨派鬥爭的影響,因為很難在如此廣闊的土地上去傳播憤怒情緒。麥迪遜覺得有黨派傾向的領袖可能會實現在某個特定的州去將憤怒情緒點燃,但他不可能在其它各州間來傳播壹個毀滅性的“怒火”。憲法就包含了讓事件冷卻下來、讓各種情緒退除並且鼓勵人們反思和深思的機制。
麥迪遜的設計被證明是持久的,但是,如果在二十壹世紀的某壹天,壹項科技出現並改變了社交和社會生活的基本參數呢?假設這項科技會急劇增加互相敵意的量能以及憤怒傳播的速度,那麽我們就會看到在社會層面上的樓宇倒塌、飛鳥墜落,地球飛向太陽。
而這就是現在美國所正在經歷的。
社交媒體改變了什麽?
Facebook 早期的願景是讓世界更加開放並彼此連接,在社交媒體的初期,很多人認為全球化程度的增加對於民主是利好的,但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人們再沒有這麽樂觀了,壹系列已知和潛在的危害正在發展:在線的社會討論(大部分發生在匿名者中間)和真實生活相比要更加偏激和情緒化,更不顧及理性和文明;各種聲音的支持者所創造的價值觀正變得越來越極端;假消息滋生;暴力的意識形態正在獲得發展空間。
問題可能並不是在連接本身,而是社交媒體把這些溝通交流變成了壹場公眾面前的表演。我們壹般認為交流是壹個雙向的道路,當大家進行著輪流的表達、互相欣賞、互相坦誠交換時就建立起了良好的親密度。但是當道路兩端建立起看臺,看臺上塞滿了妳的朋友、支持者、敵人、陌生人,看臺上的人都在傳遞出自己的評判,表達著自己的觀點時,又會發生什麽呢?
社會心理學家 Mark Leary 創造了壹個術語“社交影響值”(sociometer)來描述壹種精神上的抽象尺度,它會時時刻刻告訴我們在其他人眼中我們做得如何。Mark Leary 說,“我們並不是真的對自尊有所需求,而是進化的過程驅使我們試圖成為在其他人眼中更好的夥伴。”帶有著“喜歡”“好友”“粉絲”“轉發”的社交媒體將“社交影響值”從想象變成現實,展現到所有人面前。
如果妳持續地在私人對話中去表達憤怒,妳的朋友們很快就會厭倦妳,但如果妳有壹眾聽眾的話,那麽反饋就不壹樣了,妳的憤怒會提升妳的地位。William J. Brady 和 NYU 的其他研究者在 2017 年的壹份報告表明,研究了 50 萬個推文(tweets 類似微博)內容,發現在壹個推文中使用道德性或情緒性的用詞平均會增加 20% 的傳播性。另壹份來自 Paw Research Center 於 2017 年的研究中,表明在臉書(Facebook)上帶有憤怒情緒的不同意見會比其它正常內容收到兩倍多的關註行為,包括“喜歡”和“分享”的動作。
哲學家 Justin Tosi 和 Brandon Warmke 提出壹個有用的術語“道德炒作”(moral grandstanding) 來描述當人們用道德批判在公眾論壇中來提升自身威望時會發生什麽。就像壹個演說家給壹些帶著懷疑的觀眾演講,每個演講者都努力去超越前壹個演講者,來取得大家的認同。炒作者們會去偽造道德的指控,通過公開的爭論來積累認同,聲稱任何不贊同他們意見的人都明顯是錯的,或者誇大自己的情感表現。細節和真相在這種取得關註的競爭中成為了犧牲品。炒作者們為了去激發公眾的憤怒會去仔細檢查他們對手所說的每壹個字。原有的語境在此時崩塌了。原有表達者的意圖已經被忽略了。
人類演變得八卦、自負、喜歡控制他人、喜歡排斥他人。我們非常容易陷入這樣的新的爭論循環中,盡管我們知道這會讓我們看起來殘忍並且淺薄。就像來自耶魯的心理學家 Molly Crockett 所說, 正常情況下讓人們反思的時刻或者是對於其他人被羞辱的同理心會保護我們不要去成為這些憤怒聲音中的壹員,但當我們看不到對方真實的臉,當我們壹天內被多次邀請通過公開地點擊“喜歡”來站隊時,這些保護我們的力量消失了。
換句話說,社交媒體把我們當中最熱衷社會討論的人變成了麥迪遜的“噩夢”,那些想要創造出燃燒得最猛烈的推文和圖片的縱火犯們,他們可以將這些火焰在瞬間進行全國性地傳播,他們公開的“社交影響值”即可以表明他們將這些東西傳播了多遠。
升級的憤怒情緒機器
早期的社交媒體與今天相比差異很大。Friendster,Myspace,Facebook 這些幫助用戶與朋友相連接的社交媒體都誕生於 2002 - 2004 年之間。這些網站鼓勵人們去發布生活中精致的壹面,但是他們並沒有提供壹個途徑來傳播憤怒情緒。隨著壹系列用於提高用戶體驗的細小的功能改進,更大的變化發生了,新聞和憤怒情緒在社會上傳播的方式也同時發生了改變。為了去修復這壹切,我們必須先理解它的演變歷史。
當 Twitter 在 2006 年的出現,它主要的革新就是時間線(Timeline),用戶可以在手機上看到持續更新的 140 字的文字流,時間線是壹種全新的信息消費方式,信息流像是水龍頭裏的水壹樣無窮無盡。
同年稍晚時候, Facebook 也發布了自己的版本叫作信息流,於 2009 時候加入了“喜歡”按鈕,第壹次為內容的流行程度建立了壹種公開的度量。然後又加入了另外壹種革新,即用算法來決定用戶會看到什麽內容,算法的運作模式來源於用戶之前喜歡的內容來去預測其它內容對這個用戶的吸引程度。這個革新將之前的水龍頭變成了壹種精確的信息流。
信息流算法對內容的排序使得可信度變得扁平化了,任壹個創造者的任何壹條內容只要產生了關註度都有可能出現在我們信息流靠前的位置。當壹個人的主頁看上去以及給人的感覺可以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裏的壹則故事壹樣的時候,假新聞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滋生了。
Twitter 在 2009 年也做了壹個關鍵的改變:增加了轉發按鈕。在此之前,用戶需要把別人的推特內容復制粘貼到自己的狀態框裏進行更新,這是個小小的門檻,至少需要幾秒鐘考慮才可以完成。而“轉發”按鈕從本質上使得任何內容都可以毫無阻力地進行傳播。輕輕壹點就可以把別人的推特推送到妳所有的關註者面前,這就讓妳為這種有煽動性的內容出了壹份力。2012 年,Facebook也有了自己的轉發功能即“分享”按鈕,使用者則是當時成長最快的用戶群體:智能手機用戶。
Chris Wetherell 是為 Twitter 創造了“轉發”功能的工程師之壹。他在今年早些時候向BuzzFeed 承認他現在很後悔。當 Wetherell 見證了第壹代 Twitter 暴民使用這個新工具的時候,他想:我們可能剛剛親手遞給了壹個四歲的孩子上了膛的武器。
最後的致命壹擊出現在 2012 年和 2013 年,當 Upworthy 和其他網站開始致力於測試各種各樣不同的標題以尋找到能夠產生最高點擊率的藝術。這就是以“妳壹定不會相信…”開頭的這類標題黨文章的開始,配有被精心挑選的以及測試過的圖片讓我們非常沖動地想要點開它。這些文章通常不是有意想要制造憤怒情緒。但是這種策略的成功,加上情感故事的包裝,確保了標題黨通過新媒體以及舊媒體的傳播。各種扭曲、震驚的標題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激增。在 Esquire 上,Luke O’Neil 思索了在主流媒體上發生的變化並宣稱 2013 年是我們搞砸了互聯網的壹年。在第二年俄羅斯的互聯網研究機構在各主流社交平臺開始動員起虛假新聞賬號,利用這種新的憤怒機器去激起派系分裂和更激進的目標。
當然,互聯網不是導致如今局面的唯壹原因。從麥迪遜的時代開始,媒體就已經開始激起分裂之態,社會學家把當今憤怒文化的部分原因追溯到了有線電視和脫口秀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興起。多種力量共同把美國推向更大的分裂。但是對於那些想要點起火焰的人來說,從 2013 年開始的社交媒體是壹個非常大的催化劑。
智慧的消退
即使社交媒體對憤怒情緒增強的效果可以被緩解,它還是挑戰了民主社會的穩定性。壹個此類問題就是:當前的想法和沖突在何種程度上取代了那些舊的理念和過去的經驗。當小孩子在美國長大,信息流會持續流入他們的眼睛和耳朵——混合了各種想法、敘述、歌曲、圖像等等。假設我們可以捕捉並量化三條特定的信息流:最新的信息(在去年創造的),舊時代的信息(在過去10-50年,被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代所創造的),以及前人的信息(在100年前被創造的)。
無論這幾類信息在十八世紀的平衡是怎樣的,二十世紀,隨著廣播和電視在美國家庭變得很普遍,這種平衡肯定是更加傾向於那些最新的信息。這種傾向在二十壹世紀肯定變得更顯著、更迅速了。當大部分美國人開始常規性地使用社交媒體後,大概是在 2012 年,人們彼此間的連接極大地提高了他們對於新信息的消耗,大量的寵物視頻、名人八卦的娛樂,還有每天或者每小時的社會情緒性爭論以及當下事件的熱點評論,同時減少了老舊信息的分量。這種傾向會產生什麽影響呢?
在 1790 年,愛爾蘭的哲學家和政治家 Edmund Burke 寫道,我們很擔憂人們在用他們自身經歷積累的理性和經驗去生活,因為我們懷疑每個人的經驗和判斷都是有限的,享用和閱讀整個世界和歷史留下來的大量智慧和經驗的才可以更好的有助於人類個體的發展。多虧了社交媒體,我們正在著手壹項全球化的實驗來測試壹下 Burke 的恐懼是不是合理的。社交媒體讓所有年齡段的人群都聚焦關註當下的醜聞、笑話或者矛盾沖突,但是這尤其對年輕的壹代影響更深遠,這代人在陷入社交媒體這個信息流之前能夠獲得前人的觀點和信息的機會比較少。
我們的祖先平均來說可能不比我們更睿智,但是我們從他們那裏繼承下來的觀念是經歷重重過濾的。我們幾乎獲得了連續幾代人都覺得值得傳承下去的觀念。這不意味著這些觀念永遠是對的,但是它的確意味著,從長期來看,這些觀念是比在上個月才產生的內容更可能有價值的。盡管 95 後們有著前所未有的機會可以接觸到所有被記錄和數字化了的內容,但是相比於最近才產生的信息,他們對於人類累積下來的智慧沒那麽熟悉,因此這些 95 後更傾向於支持那些可以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裏給他們帶來社會聲望的信息,但是他們最終是被誤導了。
例如,壹些右傾的社交媒體平臺讓年輕人接觸到了二十世紀最有攻擊性的意識形態,這些年輕人渴望意義和歸屬感並且願意再給納粹主義壹次機會。相比之下,左傾的年輕人似乎更支持社會主義,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支持共產主義,從他們對於這些主義的支持看起來他們似乎跟二十世紀的歷史完全脫節了。民意調查表明各種政治領域的年輕人都正在對民主政治失去信心。
還能回的去嗎?
社交媒體突然間難以預知地改變了數以百萬計人民的生活。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改變是否會推翻麥迪遜及其他國父們在設計其政府系統時所做的假設。和十八世紀的美國人相比,甚至和二十世紀末的美國人相比,各個平臺被設計成讓人們更具傳播性,並且讓人們關註在當下的沖突和各種未經驗證的想法上,而放棄了傳統智慧、知識、價值等等穩定的因素,這讓現在的公民彼此之間的聯系更緊密,卻是以增加了公眾的表演性質和以吸引眼球的方式。我們認為這就是為什麽很多美國人,也包括其它國家的人們,正在經歷壹個危機頻出的民主時代。
曾經有壹段時間,美國的公眾生活裏救贖被認為是壹種很重要的力量,不僅讓人們認識到自身的錯誤,而且可以控制人們的行為。但那個時期已經過去了,Megan Garber 寫道。
其實壹切可以改變,社交媒體本身不是錯誤的,它有做好事的力量, 它將以前在陰暗處的各種傷害曝光,給予弱勢群體發聲的機會。每壹個人類溝通上的技術都是雙刃劍。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平衡的措施正在出現。很多研究者、立法者、慈善機構和技術行業內部人員正在努力去提供辦法。我們提出以下三種建議有可能會有所幫助:
1. 減少公眾炒作的頻率和強度
如果社交媒體為了炒作而不是為真實的交流去創造動機,那麽我們應該尋找方法去減少炒作的動機。壹種已經被壹些平臺驗證的方法是“去度量化”,去模糊“喜歡”和“分享”的數量,每壹條單獨的內容的價值由它本身來決定,這樣社交媒體的用戶就不會被持續的公眾熱度內容所支配。
2. 減少未被認證賬戶所能觸及的範圍
各種五毛、美分是在現有系統中獲利最多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建立數百個假賬號,用以操控更多數量級的民眾,如果各大平臺在開立賬號之前都要求壹個基本的信息認證,或者至少那些可以擁有大量粉絲的賬號需要基本認證,這項操作可以減少社交媒體中的垃圾信息讓系統更強健。(內容本身可以保持匿名性,註冊也應該是在保護用戶隱私的前提下,因為用戶可能是在壹個政府會對反對意見的人做出懲罰的國家。例如,認證可以以和第三方非公利性機構合作的方式完成。)
3. 減少有傳播性的低質量的信息
社交媒體在門檻被移除後的危害更加明顯。把門檻提高被證明是提升內容質量的有效方法。比如說,當壹個用戶提交了自己的評論內容後,AI 可以識別出跟此評論類似的文字,如果類似評論已經被貼上了有害的標簽就要提示用戶,“妳確定妳要發布這樣的內容嗎?”,這個額外的步驟被證明可以幫助 Instagram 用戶重新去思考他將要發布的有害信息。由推薦算法所傳播的信息質量同樣可以被提升,也可以讓不同領域專家來去審核算法的有效性。
許多美國人會認為我們當前的混亂是現在白宮的當權人所導致的,他離開以後所有的事情就會回歸正常。但是如果我們的分析是正確的,那這種想法就是錯誤的。我們社交生活中太多的基礎和根本的參數已經被改變了。這些變化產生的影響在 2014 年開始就已經很明顯了,反過來正是這些變化本身促進了川普的當選。
在這個對民主的不滿已經崛起的年代,如果我們希望民主的理念可以重新獲得尊重,如果我們希望民主會取得最終的成功,我們就需要去洞悉都是什麽導致了這種狀況的發生,然後我們再去采取措施去改善我們的社交媒體。
文 | Jonathan Haidt and Tobias Rose-Stockwell
圖 | Small Portrait. 1950. Kay Sage.
來源 | The Atlantic 12/2019
字與字節。
誠切的救贖者,以無用之物朝奉,冷靜旁觀所謂進步,徘徊於未來的當口,詢問“真的就是這裏嗎?”。
每周四篇關於科技、未來、藝術、商業的精選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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