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归来

编者按：安德烈·纪德，与1930年代欧洲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忧心于法西斯化的德国，而醉心共产主义的俄国。身为一名法国左翼作家，纪德在1936年游访苏联，并记录下沿途的所见所想，回国后作为游记发表。有趣的是，纪德抱着热情来到苏联，期待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却见到物资匮乏、了无个性的生活水平，和思想统一、消极怠工的苏联国民，不禁大失所望。纪德的游记发表以后，招致西方左派猛烈的非议，最终使他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以下摘自纪德《从苏联归来》第27-44页，郑超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注释略。

在夏天几个月中，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穿白衣服。每一个人同所有的人相仿佛。除开莫斯科街道以外，别处没有这样感觉到社会平等的结果：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其中每个成员好像都有同样的需要。我夸张了一点，但也夸张不多。一种非常的一致性支配了人们的服装，无疑地各人精神上也是这样，可惜眼看不见。正为如此，每个人才觉得快乐并表现快乐。（人们缺乏一切的东西太久了，所以有了一点东西也觉得满足。当邻居没有更多的东西时，自己所有，自己就满意了。）必须细密考察，才能发现差异。第一眼看去，这里，个人是混合在群众里面的，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以至于谈到人事时候，似乎不需说“众人”，而说一个“人”就够了。现在我就沉没在这人群当中；我洗了一个“人类浴”。

这些人在这大商店门前做什么呢？他们排队；这队直长到邻近街道去。他们在那里大约有二百人至三百人，很安静地，很耐烦地等待着。时辰还早，大商店还未曾开门。三刻钟之后，我又在这条街经过，同一的民众仍在那儿。我很惊异：能先进去的人有何用处呢？他们能得什么利益呢？“什么？你问他们能得什么利益么？惟有先进去的人才买得到东西哩！”于是，人们给我解释，说报纸宣布到了一大批的什么东西（我记得是椅垫）。也许有四百件或五百件，可是要买的人将有八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不到晚上，这货物就要一件不剩了。需要量是那么大，顾客是那么多，以致以后好久仍将是求过于供，而且超过很多。人们仍没有满足需求。

几个钟头之后，我走进那个大商店。规模很大，里面拥挤不堪。但卖货的人并不慌乱，因为包围他们的那些顾客，一点儿躁的表示都没有。每个人都静待自己的轮次，坐着或站着，有时手里抱一个小孩子，没有挂号，然而秩序一点也不混乱。若是必要时候，人们将在那里度过一个早晨，一个整日。那里的空气，从外面进来的人，起初觉得是不可呼吸的，后来也就习惯了，像习惯于一切事物一般。我本来想说：人们听天由命了。但俄国人比听天由命还要好些，他们似乎在等待中感到快乐，而且有种快乐使得你去等待。

分开群众或者为群众所涌动，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看遍了这大商店。里面的商品几乎都是使人望之却步的，人们甚至可以相信，为限制需求之故，种种衣料物品，故意做得尽可能地粗拙，使得人们万不得已时才去购买。我本来想买几件东西，带回来给朋友做纪念，可是一切都是丑陋的。然而，人家对我说：这几个月以来，已经大大努力去提高品质了；如果细心寻找一下，如果肯费必需的时间，就可以在这里或那里发现若干新近产品，也是很可爱的，很可保证未来进步的。但要提高品质，首先须有充足的数量，好久以来数量都是不够的，现在终于够了，但也是不喜欢，对于我们西方人认为丑陋的东西也是如此。我希望，增加生产之后，不久就可以使人有所选择，使得最优良的品质生存而逐渐淘汰劣等的货色。

这个提高品质的努力，尤其注意食粮方面，这一方面还是有很多事情急待做的。但当我们指责某种食粮的低劣品质时候，耶夫·拉斯特反而钦佩最近奇异的进步，他到苏联旅行这回是第四次了，上一次还在两年以前。尤其蔬菜和水果，除了极少数以外，不是低劣的便是平凡的。这里，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味的食物让位于平凡的食物，即让位于出产最多的食物。西瓜（Melon）多得不可思议，但没有味道。波斯人有一句粗鄙的谚语，我只听人用英语引用过，现在我也只愿用英文引用它，即说：“Women for duty, boys for pleasure, melon for delight.”这谚语用在这里就不正确了。葡萄酒时常都是好的（我尤其常常怀念卡黑底·秦南达里地方美味的土产酒；啤酒也过得去）。有些熏鱼（在列宁格勒），可惜不能运输到别地方去。

人们既然还缺少必需的东西，自然不能关心到奢侈的用品。如果，在苏联，人们没有生产或没有更早生产那足供饕餮大嚼的东西，这是因为普通的胃口还有许多未曾吃饱。趣味的优美化，须在能够比较的时候。现在还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还没有什么“某人穿得更好”一类的话。人们给你什么，你只好拿什么；只有拿或不拿的问题。自从国家成了制造家、顾客兼卖主时候起，品质的提高就与文化的进步成正比例了。于是我想到（虽然我反对资本主义）法国的那些人，他们，从大工业家直到小商人，都在深思熟虑：发明什么东西去迎合顾客趣味才好？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用何等巧妙的计谋去改善货物品质以图制服竞争者！所有这些，国家是不管的，因为国家没有竞争者。品质么？“有什么用处，既然没有了竞争？”人们对我们说。人们便拿这话过于轻易地解释了苏联一切物品的低劣品质和顾客的缺乏趣味。顾客纵有“趣味”，也是不能满足的。不，这不是竞争的问题，而是将要到来的要求的问题；文化将渐渐发展这个要求，这里的进步正是依赖文化的。在法国，一切无疑都要走得快些，因为要求早已存在了。

然而还有这一点：每个苏维埃国家都有各自的民间艺术；现在怎样了呢？有好久时间，一种平等倾向不理会这个艺术。但这类乡土艺术又走运了，现在人们保护它们，复兴它们，人们似乎明白了它们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聪明的领导机关，不可以，譬如，重用旧时印布花纹，交付顾客使用或至少任其选择么？再没有比目前出产品更带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俗气了。莫斯科大商店门面陈列的货品使人恶心；至于旧时印成的布料，则是很美丽的。这是民间艺术，但这又是手工制品。

我再说到莫斯科民众。使人惊心的，便是他们的非常的松懈。若说他们懒惰，那无疑是过火了的……。但“斯达哈诺夫运动”这个新奇的发明，正为打破他们的松懈而发的（旧时人们使用鞭子）。一个国家，所有工人都在做工，本无所用其斯达哈诺夫运动。但在苏联，自从民众得到自由以后，大部分人都松懈下来了。虽然如此，却有这样的成就，也就令人惊叹。治理的人费了多少努力，是没有人说得出来的。为明了这个努力之伟大，应当先能估计俄国民众自然的“出息”之微少。

在我们参观过的进行得极好的一个工厂中（我是外行的；我凭信任心称赞那些机器；但我极恳挚地赞叹其中的膳堂、俱乐部、工人宿舍，以及为工人幸福、教育、娱乐等设备的一切东西），人家介绍一个斯达哈诺夫运动者给我，以前我曾见过他的大肖像张贴在墙壁上面。人家对我说：他五个钟头之内做了八天工作（也许是八个钟头之内做了五天工作，我记不清楚了）。我冒昧问他们说：这话不含有当初他用八天来做五个钟头工作的意思么？但我这话问得太不好，他们宁愿不回答我。我听人说过，有一队法国矿工来苏联旅行，在参观某矿山时候，为表示友谊，请求替苏联矿工代做一班工作，并无需怎样奋勇，他们所做的已经是斯达哈诺夫运动的成绩了。人们可以自问：苏维埃制度再加上法国工人的体质，热心，意识和教育，将做出何种的成绩。在这令人悲观的现象之下，除了斯达哈诺夫运动者以外，再添加一代热心工作的青年人，以为快乐的酵素，使得整个面团都发酵起来，那当然是很对的。群众这个惰性，我认为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斯大林所解决的最紧要最重大的问题之一。突击队运动是由此发生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也是由此发生的。差异工资制之复活，也在这里得到说明。

我们参观过苏虎姆附近一个模范的集体农场。这农场已有六年历史了，初时经过艰苦的挣扎，今天已是最繁荣的集体农场之一了，人们叫它做“百万富翁”。一切都是顺利的。这农场占地很广，气候水土帮助它，栽种的东西茂盛得很。每幢住宅都是木料筑成，建立在木基架上，离地颇高，样子很别致，好看；周围各有一个颇大的园圃，种满了果树、蔬菜、花。这个农场去年获到惊人的赢利，因此储备了大注公积金，并提高工资至每日十六卢布五十戈比。这个数目是怎样规定的呢？恰是把集体农场看作一个资本主义的农业公司，依照这样公司分配红利给股东方法来计算的。因为这是一个成绩：在苏联已经没有为若千个人而剥削大多数人的事情了，这是伟大的。那里没有什么股东，分配赢利的是工人自己（自然指集体农场工人说的），也无需向国家缴纳什么。这将是尽善尽美的，倘若没有其他穷苦的集体农场。因为我懂得每个集体农场都是自主的，这里谈不到互助问题。我误会了么？我希望我是误会了。

我参观过这个很繁荣的集体农场的好多幢住宅。“一·我要说出每幢住宅给我的使人不快的奇怪印象：一种完全消灭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纪念。各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的；那些集体农场人员本身似乎就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他们由这家搬到那家，甚至自己都不觉得。如此当然容易获得幸福的！所以人们告诉我，集体农场人员都喜欢共同生活。他们的房间只是睡觉用的窝巢；他们的生活乐趣都是在俱乐部、文化公园，以及一切集会地方过的。人们还能期望什么更好的呢？全体的幸福只有解消各人个性才能得到。全体的幸福只有牺牲个人才能得到。为要获得幸福，那么随声附和吧！

在苏联，预先规定，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而且那里的人，精神也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这个附和主义对于他们竟成为容易的、自然的、不觉得的，以至于我不敢设想这里面含有虚伪的成分。这些人果真是实行过革命的人么？不是的，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以致人们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谈话一般。并非每个人都严谨遵从一个口号，而是一切都安排得使他不能离众独异。你试想想：这种精神调练是从最柔嫩的幼年时代就开始的！“由此可以说明那些非常的顺受；有时你，外国人，会觉得这种顺受是很可惊奇的；由此又可以说明某些幸福可能性；这使得你更加觉得奇异。你替那些排队等待几个钟头的人诉苦么？但他们以为这样等待是十分自然的。面包、蔬菜、水果，你认为不好么？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人家拿给你看的这些布料，这些物件，你认为丑陋么？但这里没有什么选择。除了去同那不大令人留恋的过去时代相比较以外，一切比较之点都被除去了，如此你只好满足人家拿给你的东西了。这里，紧要的乃在说服人，说：人们是再幸福没有了；说：其他地方都没有这里幸福。要做到这个地步，唯有细心隔绝同外界一切交通这个方法（我所指的外界，乃是国境以外）。感谢这个方法，所以在相等的甚至显然低下的生活条件之下，俄国工人也自以为比法国工人更加幸福，更加幸福得多。俄国工人的幸福是由希望、信任和无知构成的。

我非常难以将这些感想整理成个系统，因为问题在这里是交互错综纠缠不清。我不是一个专门家，经济问题是在心理反映之下才引起我的兴趣的。在心理学观点上，我却能很清楚解释为什么要做成这样一个严谨封固的瓷瓶，为什么要把边境布置得密不通风：在新制度尚未成立而事情往后不会进行得更好时候，护持着这样一种幸福，对于苏联居民的幸福乃是有重大关系的。

我们赞许苏联有一种非常的冲动，向着教育、文化。但这个教育只教那些足使人的精神庆贺现状并称颂“福哉，苏联，唯一有希望的！”的东西。这文化都朝着一个方向，它没有一点无所为而为的东西，它积蓄着；不管马克思主义如何，这文化却差不多完全缺乏批评精神。我知道，那里人们替那个所谓“自我批评”大吹大擂。我在远地很钦佩，我想这批评若是认真而诚恳做去，一定要造成新奇效果。但我很快就不得不明白：这批评除了一些告发和谏劝（食堂里汤煮得不好或俱乐部讲演厅内地扫不干净等等）以外，只在考究：这个或那个是合乎“路线”，还是不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并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讨论者，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于这个神圣路线。想将这批评推远一点的人，有祸了！在范围之内由你怎样批评都行，在范围之外则不允许的。历史上本有这类先例。再没有别的东西比这个精神状态更有害于文化。后面我将解释这点。

苏维埃公民对于外国事物异常无知。不仅如此，人们还说服他们说：其他一切国家都远不如苏联。这个幻想是有意培养的；因为如此，每个人；即使不甚满足的，也要歌颂这不使他陷于更恶劣地位的现行制度。由此产生出一种自大心理。我举数例如下：每个大学生规定学一种外国文。法文是完全被抛弃的。他们认为值得学的，是英文，尤其德文。我很惊奇，他们说得那么不好；法国一个中学二年级学生外国文比他们还要好些。我们问过的人中，有一个给我们这样解释（用俄国话说，耶夫·拉斯特给我们翻译）：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几点可以给我们学习，但现在我们无需向外国人学习什么了。那么，说外国话有什么好处呢？而且即使他留心外国发生的事情，他们首先留心的却是：外国人对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所关心的，乃在知道我们是否充分称赞他们。他们所害怕的，乃是我们不十分知道他们的功绩。他们所期望于我们的，并不在于指教他们，而在于恭维他们。

这个儿童花园中的可爱的小女孩（这花园本是值得称赞的，同其他供给青年的设备一样），包围着我们，拿些问题窘迫我。她们所要知道的，并不在法国有儿童花园与否，而是我们在法国是否知道苏联有这样美好的儿童花园。人们给你提出的问题往往使人惊愕，使得我迟疑不敢在这里写出来。人家将以为是我杜撰的。当我说巴黎也有地下铁道的时候，人们带着怀疑神气微笑起来。难道我们只有电车，只有公共汽车么？有个人问（这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受教育的工人了）：法国有学校没有？另一个人知道得多些，耸耸肩：学校么，法国人有的，但人们在学校里鞭打小孩。他认为这话是有可靠来源的。至于法国一切工人都是非常不幸的，这点更无待说，因为我们还未曾“革命过”。在他们看来，在苏联以外尽是黑夜。除了几个无耻的资本家，一切的人都是在黑暗中挣扎的。有教育的并很“杰出的”的小姑娘（阿迭克营地只容纳天才的小孩），十分惊异起来，当话谈到俄国电影，我说《夏伯扬》和《喀隆施塔德》两片在巴黎大受欢迎时候。人们本来告诉他们，一切俄国片子都不准在法国开演的。告诉他们这话的人既然是他们的教师，我便看得很清楚，这些小姑娘怀疑的，都是我自己的话。法兰西人这么爱吹牛啊！

在人们刚向我夸耀的一只铁甲舰上（“完完全全在苏联制造的，这只兵舰”）与一群海军军官谈话时候，我冒昧地说：“我恐怕苏联的人知道法国的事情，还没有法国人知道苏联事情那么清楚。”座中起了一阵喃喃声音，显然是不以为然的，说：“《真理报》对什么事情都载得很详细。”忽然有个人，离开人群，喊道：“要叙述苏联所做的新的、美的和伟大的事业，全世界所有的纸张都还不够用！”

上面说的阿迭克模范营地，这个培养模范儿童、神童、小才子、小学士的天堂（为这原故，使我更喜欢得多的是其他的儿童团营地，那里虽然朴素些但较少贵族气），有一个十三岁男孩；他是从德国来的，若是我没有听错的话，但早己给苏联调练过了；他引导我穿过他所赞美不置的公园。他像背书般说：

“你看：这里，过去不久什么都没有。……忽然有了这个梯子！苏联到处都是这样：昨日什么都没有，明日什么都有。你看：那里，那些工人，他们怎样做工！而且苏联到处都有这类的学校和营地。自然不是完全同这里一样好的，因为这个阿迭克营地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斯大林特别关心这个地方，来到这里的小孩都是超凡出众的。你等一会可以听一个十三岁小孩奏乐，他将是世界上最好的提琴家。他的天才在苏联这样受人看重，人们赠给他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提琴，一位旧时很驰名的造琴家所造的提琴。还有这里：你看这堵墻！有人敢说它是十天之内筑成的么？”

这小孩的热情显得这么诚实，以致我不忍将这堵仓促筑成的墙早己现出的裂缝指给他看。他只愿意看、只能看那足以助长他的骄傲的事物，他在兴奋中还添加一句说：“连小孩都要惊异的！”这小孩子所说的话（别人教他说的，也许是背熟的），我听着很有意思，所以当晚就记录下来，现在详细写在这里。

然而我不愿使人信为我从阿迭克没有带来其他的回忆。不错：这营地好极了。一个巧妙地整顿过的斜坡，分做一层层坪地由高而低直达海滨。凡是为小孩子幸福、卫生、运动、娱乐等所能想象得到的设备，都聚集在并排列在坪地和斜路上面。所有小孩都表现健康，幸福。他们失望得很，当听到我们说：我们不能留到夜里：他们已经准备升起传统的营火，已经在下面花园树上挂起彩旗，来欢迎我们了。本来准备晚间举行的各种游艺，唱歌跳舞等，我要求都在五点钟以前作完。回去的路程是很远的，我坚持入夜以前必须回到塞瓦斯托普城里。这事做得很对，因为陪我到那里旅行的欧珍·达比就在那晚生病了。起初一点看不出来，他能够完全享受小孩子们为我们举行的种种游艺；尤其那个可爱的塔吉斯坦地方小姑娘的跳舞，她叫塔马尔，我相信她就是盖满莫斯科墙壁那些图画上斯大林抱吻的女孩子。这跳舞的好看和这女孩的美丽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苏联旅行中最美的纪念之”，达比对我说，我跟他一样想。这是他的最后一天幸福日子。

索契的旅馆是最娱人的一个，它的花园是很美的，它的浴场是很舒适的，但那些沐浴旅客，就要我们承认法国没有这样好的浴场。为礼貌原故，我们忍住，没有告诉他们；法国有比这好的，有比这好得多的。不；这里可钦佩的，却在于这个半豪华的舒适的旅馆，是交付民众使用的，一一倘若住在这里的人不又是特权分子的话。一般说来，最有功绩的人得受优待，但有个条件，即他们须是随声附和的，须是“在路线之内”；惟有这种人才享有这个权利。在索契可钦佩的，却是城市四周无数的休养院，一切都是设备得极好的。所有这些都是为劳动者而建筑的，这是很好的。但就在近旁，人们看见那些用来建筑新戏院的工人时，心里更觉得不舒服，他们工资很少，居住在卑陋的宿舍里面。在索契可钦佩的，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见附录）

若是我称赞索契旅馆，那么对于苏虎姆附近的西诺卜旅馆，我将说什么话呢？那是好得多了，而且可以拿来同外国最美的，最好的和最舒适的沐浴旅馆相比较。它的美丽花园是旧时代留下来的，但它的房屋却是最近才建筑的；布置得巧妙；无论外观或内部都是最妙的；每个房间都有浴室，都有专用的平台。家具是优雅的，烹饪是上等的，是我们在苏联尝过的最好的烹饪之。西诺卜旅馆是尘世间人类觉得最接近于幸福的处所之一。

旅馆旁边设有一个苏维埃农场，为供给旅馆食品之用。我赞许其中一个模范的马厩，一个模范的畜栏，一个模范的猪圈，尤其一个最新式的大鸡埘。每只母鸡脚上有一个环子，标着号码；母鸡生蛋期间都有详细登记；每只母鸡有自己生蛋的小箱子，生蛋时关进里面去，生过之后才放出来。（我就不懂：这样小心经营，而我们在旅馆吃的蛋都不是最好的。）我再说一点：人们进去这些地方，须将双脚踏在染有药水的地毡上使皮鞋消毒。牲畜就在旁边经过；那是很不好的。人们若是跨过那划定苏维埃农场界线的壕沟，便到了一列卑陋的房屋。那里每四个人合住一间长二米突半宽二米突的房子，每人每月两个卢布租金。苏维埃农场所设饭馆，每餐就值一个卢布，这种奢侈，每月只得七十五卢布工资的人，是享受不到的。他们面包之外还有一条干鱼，就觉得满足了。我并不反对差异工资制；我也同意：这办法是必需的。但生活条件之差异应有方法补救。我害怕，生活条件差异不惟不减轻，反要加重。我害怕，不久会形成一种满足的劳工资产阶级（当然是保守性的），可以同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并驾齐驱。

到处我都见到这个预兆。我们既然不能——可惜——怀疑；虽然经过革命，好多人的心还是蕴藏着资产阶级本能。卑鄙的、享乐的，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因为人的改造不是可以纯然从外面做到的），所以我十分担忧，看见这类本能，现在在苏联给最近几种决议所间接提倡着，鼓励着；这类决议在法国获得使我们惊心的喝彩。跟着家庭（当作“社会细胞”），承袭和遗赠之恢复，个人利益和私产之兴趣就抬头起来，压下同志友谊，均分财物和共同生活之需要。并不是人人如此，无疑的；但好多人确是如此。于是人们看见形成了一些社会层，即使不是阶级；形成了一种贵族。这里我说的不是功绩上和人格上的贵族，而是会打算盘的附和主义的贵族，他们到下一代就要变成金钱的贵族了。

我的恐惧是夸张了么？我希望是夸张的。何况，苏联过去已对我们表现过；它是能够突然转变的。但我恐怕，为扑灭今日治理者所夸奖的和鼓励的这个资产阶级化过程，不久就有一个突然转变之必要，像当初停止新经济政策时候那么剧烈。看到那些属于或自认属于“好的方面”的人，对于“底下人”之轻蔑或至少漠视，怎能不令人痛心呢？“底下人”，譬如仆役、小工、男女“日工”，总之：穷人。苏联没有阶级了，这我知道。但有穷人。有很多的穷人；多得很，我却希望不再看见穷人，或者确切点说：正为不要再看见穷人，我才到苏联去。

还应当说一点：那里慈善事业以及简单的布施已经不流行了。国家负担这事情。国家负担了一切，旁人就无需救济了，这我也知道。由此产生出人与人之间关系上某种冷酷，虽然大家都讲同志友谊。自然，这里不是指同等人的关系而言；但在那对上面说的“底下人”的态度中，自大心理却是十分猖獗的。这个小资产阶级精神状态，我怕在那里渐渐发展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彻底反革命的。但在今日苏联人们所称为“反革命”的，却完全不是这个，甚至却是差不多同这个相反的。

今日人们所视为“反革命”精神的，正是同一个革命精神，正是当初摧毁半腐朽的帝俄旧制度的那个发酵素。人们喜欢能够设想，一种洋溢于外的人类爱，至少对于正义的无上需要，充满了人的心。但是革命一经完成了，胜利了，稳定了，于是就再没有人理会这个了，于是鼓舞当初革命家的那些感情，现在就成为障碍物了，有如服务过了的事物一样。我拿这些感情去比拟人们建筑拱门时候所用的支柱，一旦拱门建筑好，这些支柱就被丢开了。现在革命胜利了，现在革命稳定下来了，驯服了，妥协了，有些人或者说：聪明了，于是那些还受这革命酵素所鼓舞的人，那些认为所有这些一步进一步的退让都是变节的人，便成了障碍物，便受人鄙蔑，被人消灭。那么与其玩弄字眼，宁可承认革命精神（甚至干脆地：批评精神）业已不流行，业已不需要，不更好些么？现在人们所要求的，乃是顺受，乃是附和主义，乃是赞美苏联所行的一切；现在人们所努力去求取的，乃是不使这赞美成为无可奈何的，而要使之成为情愿的，甚至热烈的。最使人惊奇的，便是人们居然达到这个目的。他方面，最少的抗议，最少的批评，也要受最严重的处罚，而且不久就被压服下去了。我怀疑：今日在其他的国家，即算在希特勒的德国吧，“精神”能比这里更少自由、更低头、更恐惧的，更受恐怖所吓怕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