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年纪事 | 疫情过后，我们并没有什么“所知道的生活”可以回去（上）

人类看生不看死的驱动力真的很强大

6月中的一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样走去附近的码头散步。纽约的夏夜仍然凉意透彻，彼时夜幕即将落下，最后一抹天光刚好衬托出河对岸曼哈顿的剪影，帝国大厦顶层流动着紫金色。从去年疫情开始后的夏天到此时此刻，我看过这景色无数次，但每次都会像第一次那样虔诚，像前来接旨这个时代的召唤。

没等多久，在曼岛另一端的港口腾起了烟花，码头上的人们聚集起来，盈盈笑语在阵阵凉风中浮动。

那天的烟花是为了庆祝纽约州重开而放。由于纽约州70%的第一针疫苗接种率已达成，且阳性率一路走低，州长库默宣布了解除所有剩余的防疫限制措施。与此同时，加州也中止了居家令和各项修正案，开始大规模重开。加州和纽约都曾经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死亡人数位居美国一二，在经历了长达16个月不同程度的限制之后终于开放，这意味着，新冠疫情在美国已告一段落了。

在官方的通告中，库默回顾了纽约走过的历程，骄傲地说：“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所知道的生活中去。”

其实从5月初溜回纽约之后，就不太感觉得到疫情的阴影了。初夏正是纽约最好的季节，多数日子里阳光明媚，空气凉爽，街上人流如织，大大小小的商店都在正常营业，热门的餐厅开始需要等位，要不是没什么好电影上映，我也会恢复每周去电影院的习惯。怀着种放风的心态，我一个人在家根本呆不住，每天即便没什么事干，也要出门溜达一圈，会会路人的神态和装扮。出门的时候有好多次都忘记了要戴口罩。但是很快，街上不戴口罩的人就变得远远更多了。

人类看生不看死的驱动力真的很强大，如果不刻意去想，在这明快的氛围中，我们便已把本世纪至今的一个最大悲剧给翻篇了。这个国家在疫情中死了六十多万人，但在面对“回到我们所知道的生活中去”的offer时，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毕竟天时地利不等人，都赶着先活一会儿再说吧。

在纽约呆久了，经常有种向死而生的奔头，无论自己的人生多么一团糟，也随时能够轻快地起身出门，先攫取一些韶光，以便像光合作用的植物般继续活过一天。细想之下，又觉得这是种飞蛾扑火在劫难逃的诅咒。

我察觉到短期及时行乐的快意和长期无能为力的痛苦完全是一体两面，在过去的瘟疫之年里我有多么焦虑，此刻就多么想没心没肺自欺欺人地过活。那些最喜欢去的博物馆里呈现的文本也过于抽象了，我更想耽入最物质的世俗里，回归自己的五官和四肢。我甚至不再履行“不购买非必须之物”的宗旨，开始在脸上涂抹各种质地和香味的化妆品，附近街区里过去五年都没光顾过的时装店，我去了个遍。我还频繁计划着外出活动和旅行，周末的闲暇时间就被聚会填满，心里充满了轻车熟路的，镇定剂一般的幸福。对于这幸福感我毫无愧疚，因为明白它很短暂——我在纽约呆不完这个夏天。我怀抱着乡愁，就像是看待一个失去的故乡那样看待它。

疫情让我的价值观产生了某种倒挂，当活着不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那些我曾经一直以来take for granted的事物，其重要性变得和我的理想不相上下，而物质带来的愉悦也不再令人羞耻。我变得更易被平凡、朴素的人情世故打动，多于对深刻而正确的道理的热情。我甚至不愿花更多的时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码字，只因为那天的阳光正好，我更想去公园里闲逛，在草地和零星盛开的野花里躺下。

但疫情给我上的最重要一课，是让我深刻地体认到人和人之间的羁绊。我在湾区和纽约都花了更多的时间交往朋友，建立起一个紧密的私人圈子，是他们形成了我对美国的归属感，将异乡变成了故乡般的存在。另外，因为出入境的限制措施，我已有两年没有回国了，对国内父母亲人的思念几乎变成提心吊胆，会忍不住祈祷彼此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出任何意外。

但我知道，之所以和亲友的羁绊变得无比重要，正是因为我处在一个被孤立，不安全，而且被反复剥离的大环境里。这样的环境在中美政治极化的背景下酝酿出来，疫情又再是雪上加霜。作为海外离散群体的一员，我和很多存在于夹缝中的inbetweeners都在这个过程里进退维谷，四处碰壁，一再遭遇着身份认同和情感危机，像风浪中的一叶孤舟尽力航行，偶尔能找到一处避风的港湾。

最近这段在纽约的日子便是我的港湾，它目前是百废待兴般的安宁和轻快，正配合了我活在当下的苟且。之后我还是要回到加拿大，那是我现阶段唯一可以回去的地方，但事实上我无处可去，也不知前路。我只知道，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的社群，都在疫情里遭遇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且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并没有什么“所知道的生活”可以回去。此刻，我们过去摸索出来的道路已经行到了尽头，未来所能想象的道路也尚未有足够的线索，只能先迈开脚步，靠身体把我们带到荒野去，或许能踏出一条路来。

仿佛自己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

想到我决定来纽约的时候，走得那么潇洒，后来才发现不过是无知者无畏。遗憾在于，当你在路上终于顿悟到种种人事的个中真意之时，自己早已身不在场。

离开原本是主动的选择，之后变成被迫的流浪，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像越洋飞机起飞那样一蹴而就，而是像无数的锉刀，把你从镶嵌着你的那个生态系统里剥离出来。抛开个体本身的品性不谈，从国内社会脱嵌是一个过程，基础是信息的差异，信息差构成了不同的叙事，导致不同的价值判断，日积月累便形成迥异的信仰，最后共情消减，情感脱钩。

我最接近情感脱钩的时刻是2019年的香港运动，当舆论场上目之所及的绝大多数国人都在对香港“废青”喊打喊杀，感到无地自容的我，最终打消了回国的念头。但直到今年初离开纽约去温尼伯的时候，那种彻底的剥离感才终于到达顶峰。

我对温尼伯最深刻的印象，还停留在隔离后第一天出门时，零下二十八度的气温，当地人告诉我，今年是个暖冬。风一吹，脸颊的骨头像被针扎般刺痛，眼皮也变得沉重起来，因为睫毛上结满了冰，路边的积雪一脚踩下去能埋半个小腿，路少鲜见行人，一切经验外的感受都加重了现实的荒谬感，仿佛自己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

我从出生起就没去过如此苦寒之地，每天都郁郁寡欢，大量时间逗留在网上，废寝忘食地刷Clubhouse——它当时刚刚上市，我幸运地成为了它最早的一批中文用户。我上瘾了似的从早听到晚，沉浸在久违了的中文公共语境中。

现在想起来，竟然是一个社交媒体软件救了我，让我和大量散落天涯的同胞有了联系。大家没日没夜聚在一起，掏心掏肺地诉说，哪怕声线颤动，呼吸紊乱，也毫不畏惧地言说那些讳莫如深的话题：两岸三地，西藏，新疆，六四，文革，计划生育，审查，监控，墙，共产党，极权主义，公民运动……互相惊醒记忆，彼此对质证词，像一群重见天日的幸存者，拼命地搜罗出藏在身上的所有线索，去拼凑出被重重掩盖的故事，还原被随意涂抹的身份。在这之前，我不仅从未在圈子之外与一个“泛自由中国人群体”有过直接的接触，我甚至从未感觉到这个“群体”的存在，一个自由主义者在这个时代里更熟悉的处境，始终是孤立和离散。

那是神奇的错觉，仿佛历史突然拉快了进度条，跳到了九九八十一难过后的Happy Ending，被放逐到世界尽头的我找到了返回故乡的道路，因为围绕它的高墙已经倒下，尽管这只是昙花一现的错觉。

在线下的生活里，唯一陪伴我的是一个香港女同学，她和我住同一栋学生宿舍的同一层楼，从我隔离开始就每天嘘寒问暖。我不能出门，她就帮我买水果和洗漱用品放在门口。出隔离之后，她又主动带我去办理银行卡和电话卡，带我去附近的餐厅和超市，让我在最快时间内熟悉了周围的环境。平日下了课，她也不时约我一起去吃饭逛街喝酒，甚至每天还要催我写作业，简直像我妈一样，和皮糙肉厚的我比起来，她待人接物都特别细心又耐心。三月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会默默一个人过生日，没想到她从我万年不登录的Facebook页面上看到了我的生日，就来请我吃了两顿饭，还写了贺卡给我。

为了给我推荐当地最保暖的羽绒服牌子，她发了一篇自己写的帖子来——原来她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旅游和美食博主，经常在博客里写在世界各地游玩的经验，和各种品牌推荐，评论里有不少粉丝的留言，想必她在香港也曾过着十分优渥的生活。

早在见面之前，我俩就在互发信息的过程里政治出柜了，所以一开始就没有这方面的戒心。我们在一起时经常聊起香港，聊起2019年香港年轻人的抗争，在这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畅所欲言。

有次吃饭时说到吃辣，我才发现香港女同学的妈妈是重庆人，而且她竟然也会说一些重庆话，算是我半个老乡，更觉得亲切。她的老公在香港教书，虽然我知道香港教育工作者待遇很好，但没想到其月工资抵得上内地同行的年收入，令我大受震撼。香港女同学说因为家里不差钱，自己已经八年没有工作过了，生养了一儿一女，老公放假时候就全家一起出去旅行，而且她作为当红博主，到处去吃饭都有公关请客，岁月岂止是静好。

但是自从香港出事以后，她便没有心情再玩下去，为了孩子的未来毅然决定移民，老公也不顾父母反对放弃了高薪工作，说“没有办法昧着良心教学生那种东西”，然后全家人要来这么冷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这两年来一直听说大量港人流亡各地，媒体报道说每五个香港中就有一个在计划移民，而跑路加拿大的估计是一支主流，他们在温尼伯当地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社群。除了香港女同学之外，班上还有两个人到中年拖儿带女过来的香港人。我把和她的合照Po到了朋友圈里，便有人留言说：“相遇的丧家之犬们。”

在整个疫情里最孤独的一段日子里，我很欣慰能和她在世界的边缘相遇，一起聊我们记忆中的香港，聊那个改变了我们命运的夏天。

所谓“CCP fetish”

三月下旬我便呆不住了，去了温哥华——这里至少有几个我熟悉的朋友。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直在这里读书的女权伙伴七七。那时刚刚爆发了亚特兰大华裔按摩店遭遇枪击事件，反对亚裔仇恨的运动浪潮从美国席卷到加拿大，我们第一天见面便是在温哥华美术馆门口的Stop Asian Hate的集会上。当我走进热情的人群中，久违地身在一场社运的现场时，整个人都像是活了过来。

那天非常冷，下午阳光褪去后，七七被吹得瑟瑟发抖。眼看集会进入尾声，我们就迫不及待找了个附近的咖啡厅聊天，没想到话匣子一开，就一直聊到咖啡店打烊。

直到那时，我才感觉憋了太久的一口气终于喘了出来。疫情开始后不断郁结在我心底的苦闷，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我和七七自从两年多前的纽约女权工作坊之后就再也没见面，但是因为共享着女权社群和对国内性别议题的关注，时空的隔阂像是不存在一样。在见到她之前，我顶多遇到的是一些“能够理解我的人”（这已十分珍稀），但七七让我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同路人”——你的经历她也经过着，你的感受她也切身感受着。我们没有任何沟通成本，便能直接切入彼此都最关心的话题，并不断产生共鸣。对方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从我心里说出来的一样，说着说着，我们竟然都红了眼眶。

我们聊得最多的，是作为“中国女权主义者”身处海外的困境。虽然我刚来加拿大不久，但我们都感觉自己被整个“连根拔起”。七七一直远离以纽约为中心的北美中国女权社群，只能在温哥华孤军奋战。虽然我在纽约的时候尚还和社群有一些连接，但归根结底，我们都只能远距离关注和声援国内的女权活动，无法和我们最关心的人们在一起，也无法通过在地的行动推动议题的进步，而总是陷于高度圈层化的社交媒体上，难免有鞭长莫及的无力感。

我们都说，看到肖美丽、大兔和弦子和很多女权伙伴在成都参加女性月时Po出的照片，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

女权主义在国内舆论场上的空间始终有，但成效并不乐观——许多议题难以推进到制度改善的层面。3月底的时候，肖美丽因曝光成都火锅店里的吸烟者，引来空前的网暴后，女权行动派在微博上被全部炸号，女权主义者喜提人均境外势力的“殊荣”，另外一些人则靠示好体制而“上岸”，这意味着社群的生存环境恶化到了一个新的境地。

国内舆论场甚嚣尘上的“境外势力”叫魂背后，固然有中美对抗带来的危机感作祟，但同样也源自一个所有人都必须以拥护体制为前提的极端舆论环境（不拥护的下场就是即刻被切割出“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垄断了全中国的叙事，代言了全体中国人的意见，于是所有的议题都必须被它定义，以它为前提，而我们的世界要以它为中心两极分化。区别只是在于，在国内，拥护共产党是绝对的，而在北美，反对它也是绝对的。极权的真相就在于把所有事物都“同化”，即便是以将其推向对立面的方式。

在和七七一起参加温哥华美术馆门前的集会时，我们遇到了一个上来攀谈的白人男性，他看到我们手里举着的中英双语标语：包括“反对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黑人的命也是命”、“性工作者去罪化”、反抗白人至上主义“、“粉碎父权制”、“去殖民化这片土地”……然后他问，（大意是）你们怎么看中国共产党？你们如何做到支持这些诉求，却不声明反对中国共产党？

若这种疑问是真诚的，那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已变成他意识中对海外中国人的政治参与做合法性审查的判据。如果这种提问是鸡贼的，那意味着他不过是企图召唤出那个极权的阴影，以便让这些中国人乖乖闭嘴。

这让我直观地认识到海外华人所承受的来自优势文化的压力。想起亚特兰大枪击案后，我在Clubhouse上参与了一次美国华人的讨论，很多人的言论让我感到震惊，但也帮助我了解到泛自由派圈子之外的普通人的想法。之后我将一些刺激到我的观点记录了下来：

“这次袭击是针对性工作者的，不要上升到什么种族主义，我们华人要自爱自强，选择正当的工作。”

“我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不要总跟别人绑定，不要说什么团结。”

“别人歧视你都是有原因的，日本人怎么都没事？人家根本不关心这个新闻，我们也别代表亚裔。”

“中国人要好好反省自己在别人国家的所作所为，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地位，赢得别人的尊重。”

“和中国共产党切割是不够的，还要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彻底切割才行。”

如果知道他们当时的语境，或许能理解其观念并非空中楼阁，这更让人在愤怒之余感到深深的悲哀。仿佛这个民族的身份在被一个强权绑架之后，他们便索性把身份连带着那份自尊一并丢弃了。

后来，我和七七把这些经历分享给了女权伙伴们，吕频绝妙地把这种心态称之为“CCP fetish”。她说，中国共产党经常成为歧视中国人的一个借口，里面包含着北美社会对无力（甚至愚昧）的中国大众的想象，以及历史性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它导致了很多打着反共旗号的种族主义凝视。但是，对共产党的态度不应该成为中国人反对歧视的前提，也不会成为中国女权主义的前提。虽然我们从来不回避对其压迫的反抗，但女权的议题不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而是比它更广更深，直指那些人类社会暴力机制的根源。

简单来说，即便这个政党不存在，女性的议题也依然会存在。

所以，我们试图不被那个强权所定义，不做敌人的镜像，而是要去坚持进行讨论和参与，努力撑开抗争的光谱，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运动中来。即便是在这场Stop Asian Hate的浪潮中，中国女权主义者们也要突出自己的存在，去成为多元化的表率，而不是被更大的群体遮蔽和收编，被权力者劫持和挪用——我们虽然被整合在了“亚裔”的叙事里，但我们的需求却并没有被看见和纳入议程。

但是，这样的“硬核”的女权主义者，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身处于夹缝中的夹缝，ta们将难以定位、归类自己，也会不断遭遇身份危机的困扰。

这时，我便想起吕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她期望中国的女权主义者能够“永远做清流、做逆流。”也许能够具备这样觉悟的人是极少数，但ta们是我始终信任女权主义的原因。ta们是持久的反抗者，但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ta们也没有被自己反抗的东西所吞噬。

（未完，请继续阅读下半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