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時光會客室】第388集｜精神衛生法修法 建立社會安全網 讓精障者重返社區

文 / 李芸屏

此次修法的關鍵，在於過去的法條是以醫療的角度、隔離的面向訂定，較少考量到社區協力。

資源投入比例懸殊　社區支持資源匱乏

張朝翔表示，目前台灣投入精神障礙者的社區支持資源的比例僅有7%，剩餘的93%皆用於醫療資源，相對而言，國外投入於社區支持資源的比例則超過一半。以上集節目提及的危機處理團隊為例，美國研究發現投入團隊不僅可以協助病患狀況穩定，更有助於降低社會成本。而在美國，每二十萬人就配有一個團隊提供狀況嚴重、無法適應社區而曾短期內多次出入院的病患入家服務，除了讓病患的狀況更穩定外，更有可能就業。

張朝翔認為，政府在還未挹注足夠資源到社區，就認為病患無法回歸社區，採取隔離的方式，對於病友並不公平。這也是為何張朝翔強調此次修法應著重在明定資源投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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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病患自主決定生活　未來相關機構將增加　

而若未來病患回歸社區，涉及到的政府機構也將隨之增加，業務便不再僅限於原有的衛福部心理健康司與口腔健康司。以提供身心障礙者的職業重建服務為例，就業服務人員會協助身心障礙者的工作媒合、工作分析乃至於帶領工作，即使未來身心障礙者的工作穩定，就服員仍會持續追蹤、協助其與雇主溝通。然而，過去僅持有身心障礙手冊的人可以使用服務，因此民間團體也希望透過修法，讓未來只要通過特定評估與診斷的人皆可以使用服務。

廖福源說，其實病患想要的僅只是平等且有尊嚴的對待，同時可以自主決定生活方式。而當患者可以養活自身，並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時，自然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而一旦病患擁有工作能力、生活狀態改變，除了可以減少照顧者的經濟負擔與心理壓力，病友也會因為有能力規劃自己的生活，而更有就醫治療的意識，從而建立自信心。

但當修法涉及就業，就必須把勞動部納入考量。張朝翔指出，由於台灣在社區投注的資源本就不足，當病患在社區中找不到合適的社會角色時，會欠缺持續進步的動力，致使病患的就業意願與就服員的服務比例都相當低落。從目前台灣精障者的工作研究來看，在所有障別的就業率中，精障者的就業率僅高於自閉症患者；相對於其他國家的精障者就業比例，在所有障別中反而是最高的。因此，若政府願意在正確的方向投注資源，精障者反而是最有潛力參與就業市場的族群。

社區支持網絡　心衛中心整合地方資源

雖然民間團體認為修法應以「社區支持網」為主，但衛福部次長李麗芬日前在回應民間團體時，表示社區支持網需有在地性才可行。因此在政院版的第19條，提出將按照區域的人口、醫療資源與心理衛生資源分布情形劃分責任區域，建置以大型專科醫院為中心的「醫療服務網」，而非民間團體傾向的社區支持網。

但廖福源認為，正因為社區支持網需具備在地性，因此民間團體思考的其實是在地如何達成社區支持網絡。但網絡執行的前提，必須是中央先訂定法條，才能讓社區與病患家屬擁有足夠資源執行並串聯形成網絡，也能讓地方有可遵循的基本準則，明白未來執行時應注意的要點。

此外，在政府所提出的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中，也將增設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然而，增設心衛中心的花費高達70億元，因此政策執行的成效與方向的正確與否至關重要。廖福源說，現今的個案管理多由病患家庭自行處理，是因為心衛中心人力不足，因此未來若能讓心衛中心成為社區支持網的整合中心，既有的地方系統就可以形成社區支持網絡。

張朝翔則補充，政院版的醫療服務網仍以衛政體系為主，並未建立社區支持的資源；相較而言，社區支持網則將社政、勞政甚至教育方面都納入考量，心衛中心的個管因此有權責整合並串聯地方資源，而非目前因主管機關屬於衛政體系，讓心衛中心的功能只限於衛政。以美國和澳洲為例，由於心衛中心的層級高於醫院，心衛中心因此具有調動醫療和社政等資源的權限。

強制就醫改由法院裁定　緊急安置期將延長

在政院版的第61條中，病患的強制就醫與否也將改由法院裁定，除了強制鑑定期從兩天拉長為七天外，緊急安置期也自五天拉長為十四天。對此，廖福源說，鑑定期的延長是因應法院裁定所需的時間，也是政府為符合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中，拘束人身自由需法院裁決的規定。

但此舉除了增加拘束病患人身自由的時間外，若病患的緊急安置期需要十四天，代表病患極有可能需要住院。廖福源認為，既然確定病患有住院需求，就應讓他及早入院治療，而非讓病患耗費十四天進行緊急安置。

而台灣的強制就醫的另一個問題，在於目前的強制就醫等同於強制治療，當精障者入院，就可能被迫接受服藥、打針等醫療措施。然而在國外，強制就醫並不等於強制治療，即使入院，目的僅只是限制人身自由，避免病患暴露在不安全的環境下，病患擁有自主選擇治療與否的權利。

政策諮詢會　提高病權與家屬席次比例

在現有法規中，也設立了諮詢會的機制，負責提供政府在心理健康相關政策的建議。然而，現今法規規範的諮詢會組成，仍以醫療單位的專家學者為主，病權代表與病患家屬代表的席次比例並不多，這也導致病患與家屬在諮詢會中缺乏話語權。雖然政院版的修正案將病患與家屬的席次比例提升至二分之一，但張朝翔認為，即使席次提升，實際上病患與家屬的意見能否被採納，仍有待關切。

👉🏽編按：政院版本修正案將政府諮詢會中「病人、家屬、病權團體」席次維持三分之一，在10月18日的黨團協商中，衛福部官員不接受將席次提升至二分之一的要求，認為「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病人相關團體」各佔三分之一是最妥當的比例，目前已按政院版通過。

投入社區資源少　致病患與家屬皆難支持

此外，本次在政院版的第28條中，新增了家屬課責條款，規定「有扶養義務者經通知後，不得無故未盡扶養義務」。廖福源表示，政府設立這個條款是因為當年的「龍發堂事件」，導致龍發堂解散後大量病患入院，家屬卻沒有出現。

但他也認為，當年家屬送病患到龍發堂時早已支付款項，另一方面，大多病患被送到龍發堂是因為沒有可照顧的親屬，又或是家庭沒有餘力照顧病患。因此當家屬在社區中尋求不到支持，家庭也無力照顧時，最後只剩下將病患送到龍發堂一途。

節目主持人管中祥也指出，現行政府的思維仍停留在病患僅有醫院與家庭兩個選擇，卻未考量現況。當病患出院後回到家庭，卻缺乏相關的出院計畫與轉銜機制時，所有的責任與義務都會落到病患家屬身上。

張朝翔則進一步補充，很多病患在出院後，經常因為社區缺乏相關資源運用、家庭無法支持，最後只能再度回到醫院，形成長期機構式的照護，導致病患獨立生活的能力日漸貧弱，而在這種狀況下，條款卻懲罰家屬，並不合理。

這也是為何民間團體極力期盼此次修法應建立社區支持網、增加家屬支持的資源，希望透過社區支持網絡的建置，讓社區成為解決目前困境的最佳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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