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识与主体性 ——「自我意识」的认同纠葛

误识与主体性 ——「自我意识」的认同纠葛

申请季终于告一段了，前两天把最后几个学校的材料也都submit了。phd最终提交了6所学校，其实这个数量已经是有点少了。本来计划是要申请10所左右的，但是最后挑来选去，再加上跟导师的email沟通，最终确定了这六所学校。很多没有申请主要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教授不能收学生，比如duke的周蕾说比较文学系今年不招生，stony brook的tan因为比较文学系被取消转到了英文系，因此在学生的研究方向上需要往English literature那边靠，跟东亚就离得远了些，还有普林斯顿的erin huang说今年要申请tenure，但不确定会不会成功，也不敢招学生。最终有一些研究上比较接近的老师就没能申请吧。

不过，事已至此，一切都在这几个月里见分晓吧。如果最后美国这边没有学上，那我就计划好好再把法语学一下，这样就能回巴黎继续搞法国哲学的研究。最近到年底，又恰逢申请结束，是时候需要对我这一年的想法和兴趣转向做一些总结和回应。尽管八月份的时候我已经以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表达了我个人的转向，但那个时候正值我才写完硕士论文还有刚刚开始阅读华语语系方面的主要著作，同时也是在补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和马华文学方面的内容。

如今，在这方面我已经有了一些较为成熟的思考和想法，且在我跟一些朋友交流之后，发现这也的确是能够具有一些普遍性的情感结构。因此，我觉得我是有必要把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写出来，这样不但能够帮助到未来想继续做学术的朋友们，同时也是对于理解当今学术界的主流论述的一种切入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我是用「误识与主体性」这个题目来描述我这么多年来思想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是我接下来要去寻找身份认同和建构自我主体性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和经验动力。

还是先从经验上谈起吧，这样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我高中以来一直到研究生毕业，我其实是一个对经验不怎么感兴趣的人。包括本科时候读的是分析哲学，读研期间做文化理论。理论和哲学对我来说似乎是更加容易上手很多，因为文本就在那里，你只要去读，结合自己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于这些比较普遍性的东西，理解起来是没有难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比文学的难度要简单很多，因为哲学过于抽象，过于普遍，当然哲学本身即便可以用形式逻辑的方式进行论证的重构，但其本身也依然具有一些现实关怀。相反，如果是数学这种纯粹形式化的东西，小学生不也照样都能学习奥数么。因此，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进入哲学并不是一件什么困难的事情，因为它足够普遍，足够形式化。思考存在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可以思考的问题，这并不需要特别具体的经验。诚然，当初我们这些还在高中的学生们，多少也是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遭遇到了一些问题，开启了自我反思的能力，对世界和自我开始进行发问，从而走入哲学的领域。

那么，批判地讲，谈论哲学或者普遍性的东西，是很有权力的快感的，因为你会很容易掌握了一套基础的话语。这套话语是在整个西方知识传统当中最具有奠基性的话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霍布斯，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等。在这套话语之中，我们对于世界的解释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奠基性的文本和思想脉络之中，哪怕是对于西方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就是一种「规定的权力」。

并非说这种规定和论述是不可辩驳的，当然，哲学本身就是充满着反驳和运动。但是，这种运动的路径是独特的，是一种西方知识传统当中的运动图景，这种思想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遍的，这是需要被承认的。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并非是那些庸俗的本质主义者们紧紧因为某些事物是“西方的”就将其挂上西方中心主义的帽子，并对此置之不理或加以排斥。而是说，在这些西方的知识话语当中，我，作为一个生于东方，成长于西方的知识分子所需要回应的问题。那就是我究竟该如何言说？我应该使用怎样的话语？我如何为我自己进行发言？我的身份认同是什么？我该如何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我关心的问题我和个人的经历是否存在被研究和被探讨的价值和意义？我如何为与我类似和接近的人们发声？这也难怪，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经典的追问「庶民能说话吗？」（Can subaltern speak？）

实际上，在我多年的思考和学习的过程中，我自己是有一直尝试和寻找这种话语的，当然话语背后也同样存在认同，这种认同我如今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效果，也就是一种「误识」（misrecognition）。这种误识是建立在意识形态运作的机制之上，这样的机制告诉你你所目前能够使用的话语和认同就是最根本的，真理性的。事实上，这也符合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描述的游离主体的欲望戏剧，这个主体面对一次次的失败，但是失败之后又迅速复原。在《成为「日本人」》当中，作者使用《精神现象学》的逻辑解读了吳濁流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出生于日治时期殖民地台湾的主人公由于自己身份认同的危机踏上了一场误识之旅，先去了日本，后去了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惨痛的创伤之后，终于还是回到了台湾。

坦白地讲，在我个人成长的年代里，占据主流话语的就是自由派话语，自由，民主，宪政，国家，公民社会，三权分立这些现代的西方政治概念就是我理解这个世界的出发点。当然，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些自由派话语的兴起和占据主流地位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效果。这些思想当然就是改革开放的理论资源，当然，只不过在中国，经济自由化要走的远比政治自由化通畅地多。与此同时，自由派话语实际上隐藏在「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表面上的「意识形态真空」，曾经的革命话语被压制以后，尽管资本和商品的拜物教成为了改革开放主体的宗教，但是权力依旧需要寻找一套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来弥合这种破碎和真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急需走向世界，在面对他者的过程之中，也不断被他者进行凝视。因此，民族主义就成为了一个非常便捷和好用的意识形态缝合器，成为了主体与权力/民族国家这个大他者之间的对象小a。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由派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之间是呈现对抗之势，因为一个在走向世界的普遍化过程之中，这种狭隘的东方主义式的地方性是不重要的。且更重要的是，这种东方主义式的自我想象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民族志式的，在西方他者的目光下的凝视产物。不过，对于缺乏意识形态批判训练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成为了被意识形态询唤的「主体」，也就是说，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会去自我指认为「龙的传人」（“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在我个人经历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套话语之后，我逐渐超越了前两种话语，毕竟本科在加拿大读书的我，对自由主义的感知肯定是比在国内的人要强烈。虽然说不上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这套东西依然会让人感觉到不适，也许是因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界限时常会变得模糊。我可能会更关心平等的问题，还有种种晚期资本主义当中的文化问题，例如符号，消费，审美，日常生活等等。因此，我从一个自由主义者走到了文化左派。与此同时，在民族主义这条脉络下，我走到了反民族主义的立场之上。

在大三开始接触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感到无比的兴奋，那是因为我发现我终于找到了一套适合自己言说的语言。这套理论语言完美地符合了我很多想法和经验，同时，我掌握的这套话语可以帮我自身建立一套新的身份认同，一种文化批评家的身份认同。我开始创办「表征与拟像」这个文化批评的公众号，并在身边集结了一票做文化研究和文艺学的朋友。我们热爱文化和理论，希望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社会进行一些介入。当然，这种介入本身是蕴含着一些作为区分功能的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不过，在学习批判理论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增加了对现实的反思、批判、和理解的能力。我终于摆脱了哲学当中那无趣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探讨。从而有机会将目光转移到现实当中，停放在文化和文本里，关注在政治、权力、社会、和历史当中。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的我，更多地是沉浸在话语和符号的狂欢当中，我并没有对后现代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有过于深入和严格的研究。这些工作都是在我研究生阶段开始进行和完成的。值得承认的是，这些话语确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充满了魔力，仿佛它们成为了一套破解现实问题的通关密语，只要你随口说上几句「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权力关系」、「符号场域」等等就可以包治百病。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你不曾间断地重复这样的密语之后，现实并没有朝你想象的方式前进，相反这个现实变得更糟了。你逐渐开始放弃了。

来到欧洲以后，对我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这种欧洲中心主义体现在方方面面，即便对于我这种从小都生长于这个传统当中的东方人来说，在文本层面并不陌生，甚至我所了解的西方哲学要比大多数欧洲人都精深和广博。但是，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是在于，你突然发现，我在这个社会当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position）。这个社会是否给你这位来自远方的人留有发展的余地和生存空间？没有，即便我承认西方殖民帝国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对他者存在强烈的好奇心。然后在这种后殖民的时代当中，「帝国之眼」依然带有殖民的惯性，帝国的眼睛依然凝视着他们曾经的殖民地。而来自中国的你，没有人对你有任何的兴趣。

也就在这时，我个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出现了。那是因为，这个中心即便你想挤进去，但是压根没有任何机会。被迫地，强制性地被边缘化了。而在法国，你的邻邦日本，却有着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命运。日本与法国是亲密的他者。而即便我无法对中国进行认同，那曾经支撑着我认同的西方对我来说也变得遥远和抗拒。尤其是在我并不怎么会说法语的情况下，这种排斥和无法理解就更加深刻。我出门想要在家乐福超市里买盐和胡椒，售货员都压根听不懂英语。这令我十分绝望。与此同时，法国文化当中的保守主义倾向是十分严重的，我在索榜学习语言时候那种陈旧的教学法和强烈的语言作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生产机器是紧密相连的。这与我在加拿大学习语言学的经历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在我准备购买m1的air的时候，我完全拒绝购买法语键盘，至少在这个时候，我对英语要更加熟悉和认同。

在巴黎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后殖民理论，主要从身份认同这个问题出发，开始思考我自己的身份和主体性的来源。而这时，我发现，两个强大且好用的符号性认同都把你排除在外：中国和欧洲/西方。那么，回想我当时在加拿大时候的认同策略，我惊奇的发现，我能够选择实际上就只有亚洲这条路。而且，在北美，asian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Umbrella term。我也一直喜欢跟来自亚洲的朋友们相处，不管是东亚还是东南亚。大家在一起总是更加轻松和自在，相比于跟白人相处的时候。

也就碰巧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华语语系（sinophone）这个理论框架。一瞬间就能把我的问题和困境结合起来。那就是，即便是在后殖民理论的探讨中，我的问题也只能在理论当中进行研究，比如我喜欢的霍米·巴巴。然而，我的个人情感和经验依然难以被表达和被主题化。华语语系也恰恰是看到了后殖民理论的不足和缺陷，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当中，西方学者关注的大多都是西方的殖民地，而非西方殖民地是无法获取学术资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跟在欧洲读的人类学朋友聊起来，他们也很痛苦，因为这些都是你不熟悉的东西，例如，比利时人类学关注的都是非洲，而英国关注的都是拉美。那么，对于台湾来说，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似乎就很难被纳入后殖民研究的框架当中。更不要说，在以中国中心主义为前提的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了。那么，对于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这种华语语系社群来说，如何发声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至此，作为一个中国出生，加拿大长大，求学欧美的东亚知识分子来说，我的处境竟然跟这些华语语系社群的处境是颇为类似的。我们都处于两个巨大的主人能指的剩余之间，我们是额外的、溢出的、剩余的、边缘的、不被关注的。因此，我个人的认同就很容易跟「海外华人」产生共鸣。毕竟，我从初中之后就处于一个西方语境之中了。这本身就是一种离散的处境。

而这样的离散，或主动，或被动，或积极，或消极。

于是，在接触到王德威，史书美，周蕾，黄锦树等有关华语语系的论述之后，我越发开始明白，我个人的经历和内心的表达和再现，是可以接触台湾、香港、马华的文学和电影来进行探讨。而后殖民和华语语系的研究著作的书名，无一例外都让我充满了感动如：《写在家国以外》、《被压抑的现代性》、《原初的激情》、《后遗民写作》、《视觉与认同》、《反离散》、Not Like a Native Speaker、《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后殖民食物与爱情》、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文化的位置》、《乡关何处》、《民族与叙事》、《殖民情欲》、《去帝国》、《帝国之眼》等。

在这个时候，我尝试寻找自己的话语逐渐变得清晰了，在华语语系的框架里，我可以找到许多有趣的资源和文本来构建我自身的「后殖民跨国主义」（postcolonial transnationalism）。这种后殖民跨国主义主要目的在于借助后殖民理论当中的混杂性从而解构掉民族国家的本质主义，而跨国主义则是混杂性的内容来源。当然，在这个粗浅的理论框架当中存在诸多漏洞和悖论，这里就暂时不提及混杂性和克里奥尔之间的区别，还有transnational是否预设了nation-state为前提等更加深层次的理论探讨。而是说，尝试接触跨国流动的文化混杂，来建立一套有关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这种欲望是一种混杂的，流动的，跨国的，追求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因此，「众声喧哗」这个华语语系经常借用的概念深深地吸引了我。华夷风的姿态让我摆脱了「根」（roots）的束缚，攀爬在径（routes）的轨道之上，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