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贫济富”的税收结构决定了发钱并不能刺激消费
按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2023年GDP为126万亿人民币，合17.89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2%。但人们却感觉经济增长不尽人意和忧虑经济将进一步减缓。照说，按中国现在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即使按2–3%的年增长率，那也是不小的增长额。2023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量超6万亿元,接近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年经济总量。经济总量第一的美国2023年GDP年增长率也才2.5%。
为何人们期盼中国经济要有更高的增长速度呢？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必须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才能满足国家各方面的需要和不同群体的需要，这是由国家目标和分配结构决定的。如果增长速度低了，就没有足够的钱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不能保证各个群体的收入都有所增长。只有保持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保证庞大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所增长，让他们有“获得感”和“幸福感”；至少保障他们收入不下降。在既定的国家目标和分配结构的限定下，中国经济必须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才能保持社会稳定，这是难度极高的任务。中国现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大为缩小，经济规模也非常庞大，要像过去那样较高的增长速度极为困难。
但即使可能性极小，经济人士仍没有放弃在既定的条件下寻求维持和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方案。有经济专家建议国家应将以投资和出口促进经济增长转到以消费促进增长上，比如说政府给低收入者发钱，以刺激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但这样的建议似乎并没有得到采纳。可能是容易被认为会导致拉美国家“福利主义”养“懒人”的弊病。而以我之见，发钱并不能刺激消费，是做无用功，确实不可取。在其它国家，普惠或给中低收入者发钱能刺激消费，但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作用。原因在于税收结构不同。
政府的钱来自于税收。给老百姓发了钱，如果政府没有减少其它方面的开支，就需要增加税收，“羊毛出在羊身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主要采用直接税，征收对象为家庭或个人，所以称为直接税。以美国为例，2022 年美国的直接税占比为74.5%。直接税主要税种为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家庭或个人收入越多，交的税就越多，低收入家庭或个人则可以免除所得税。财产也是同样，拥有的财产越多，主要是土地和房产，交的税就越多。而且对基本消费品不征收消费税，对收入弹性高的商品或奢侈品才征收消费税。
这样采用直接税为主的国家，通过发钱，实际上是转移支付的一种手段，将高收入者的钱转移到低收入者手中。发的钱来自于税收，要么是以前税收有盈余，要么政府会在以后征收弥补。那么，低收入者收到钱后，政府再加税，也并不会增加税负。购买基本消费品也并不会承担税负；而高收入者则增加了税负。而由于收入越低，边际消费系数越高。增长收入的大部分或全部就会用于消费。而收入越高，边际消费系数越低，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越小。这样通过政府这个中介“劫富济贫”的转移支付，就能扩大整个社会的消费。而且发钱促进消费只是一种临时手段，是遇到突发情况，如疫情时才采用的临时政策，或在税收出乎意料有盈余的情况下采用。不是常规手段，因为那不如事先少征锐，还免去了征收和发放成本。
而中国的税收结构以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征收对象为企业。主要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消费税。2022 年中国间接税的比例超过68%，其中增值税为30.9%、企业所得税26.2%、消费税为10.6%。个人所得税的比例不足10%。但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来将增值税和消费税转嫁给消费者，通过降低员工蒋薪资来将所得税转嫁给劳动者，所以称之为间接税。间接税的绝大部分最终都会转嫁到每个消费者身上。并且所有的商品，包括食品等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中都包含有增值税或消费税。所以广大的中低收入消费群体实际上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实际上，中国的税收结构，收入越低，实际纳税占收入的比例就越高，收入越高，实际的纳税比例就越低，是一个“劫贫济富”的税收结构。
这样的税收结构如果给居民发钱，发钱后政府又得加税，加税的负担就会程度不一的摊到每个消费者的头上，中低收入群体也不能幸免。因为所有的商品中都含有增值税或消费税，由生产环节中的厂商持续转嫁，最终由消费者承担。或者通过提高公共产品价格，水电油、通讯网络等价格来弥补财政亏空。这好比用抽水机抽水，又把抽上来的水倒进河里，还得又抽上来，完全是做无用功，做负功。这个过程或许有个时滞，但不会延迟太久。发钱后即使一时增加了消费，但后期不得不加税或提高公共服务价格，要么就得发行债券。加税就会导致商品价格，会导致劳动者收入下降，会带来更严重的消费疲软。发行债券也只是把问题延后，用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很可能会加重危机而不是缓和危机。
税收结构是决定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性因素。目前中国的税收结构很不适应现代国家的要求，税负也过重，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成与事权不匹配。如果不改变不合理的税收结构和减少税负，各种经济政策都不会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不过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如果中国能转向以直接税为主，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容易得多。但税收改革本身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非常地棘手和困难。
2024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