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斯万特·帕博，为如今的战争和瘟疫牵出两个线头

波澜起伏的2022年，人人都想在不确定的世界里理出个头绪。瑞典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牵出了两个最大的线头。

帕博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现代人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Coveid-19暴发的第一年，斯万特·帕博曾于《自然》上发表论文，认为患者得重症的风险，是由尼安德特人遗传的大约50kb长度的基因组片段引发。其中，50%的南亚人和16%的欧洲人携带此基因。

另外，只要时间足够长远，风流韵事总会改变历史的走向。现代人的祖先智人在距今5万至5.5万年前，遇上了定居中东地区30万年的尼安德特人，交换了部分基因。

除了发色、肤色、颅骨形状、生育能力等自然属性的影响，基因遗传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论基础——直到今天，占据头版的俄乌战争新闻，依然暗示了这一点。

瘟疫和战争，斯万特·帕博给出的“解释”既是科学的，又是“社会学”的。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序言里，最后写上一笔“人类学”。在1920年代，遗传学已经确定基因位于染色体，是当时的显学之一，连韦伯也不得不提及遗传素质的重要性。当时遗传学成果有限，否则，证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成了彻底的自说自话。

遗传学的热门，更体现在物理学家的“戗行”。凭借量子力学理论获得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薛定谔，代表作叫《生命是什么》。该书是他1943年在都柏林三一学院高等研究院的讲演集，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是从信息学的角度提出了遗传密码的概念；二是从量子力学的角度论证了基因的持久性和遗传模式稳定的可能性；三是提出了生命的热力学基础“以负熵为生”。

物理学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大举进攻生物学的前沿——遗传学。1927年缪勒已经用X射线制造基因突变，短时间能人工产生几百个突变体。物理学家玻尔在1932年发表过“光和生命”的论文，用严格的物理学术语来解释生命的本质。

而薛定谔演讲的惊人之处在于，香农的信息论1948年才诞生，DNA双螺旋结构打开分子生物学的大门是十年之后。

20世纪的动荡，某种程度建立在《凡尔赛和约》《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等一系列恶因之上，而1988至1992年的分离狂潮，乃至今日的硝烟，都是一战和二战的“未竟事业”。

曾经处于同一个“帝国”内部的共同体，沿着肤色、语言、种族和宗教的缝隙，崩解成互不相容的“民族国家”；曾经喜爱同一种黑面包的国家，因为战争和屠杀带来的持久创伤，不再能够毫无负担地彼此面对。

台湾在2019年出过一本《台湾的后基因体时代：新科技的典范转移与挑战》，其中介绍了族群遗传学、基因资料库、转基因食品等一系列社会相关议题。

很大程度上，遗传学支撑了民族的民族主义（ethnicnationalism），要让非我族类的“他们”，负担起“我们”全部的痛苦。

基因能解释的东西还不够多，韦伯的学说依然值得尊敬，帕博的工作依然充满挑战。有时，基因要解释的又太多——不仅仅是进化里的几番风雨，还有历史上的一片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