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誌】4.2 兩代境外生：丁乃非訪談

前言

我認為這是個非同一般的訪談。為什麼要訪問丁乃非？她有什麼重要性呢？

在學校網站她的專長介紹是，性別研究、文化研究、小說閱讀／理論、女性主義之性別政治。一般而言，學術界會把她定位為性別研究或是文化研究學者。然而要重新鉤沉她如何來到現在的位置，我逐漸發現，那其實是一個三十多年前境外生的故事。

首先，這是一個前境外生與現任境外生的對話，我從香港來到台灣唸書，丁乃非也不是普通的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她移動的軌跡相當的迂迴，從非洲到台灣到美國，再回流台灣當教授。她的位置是多重的，以博士生的身分投身婦運，之後又從那出走，與何春蕤等人在學院的英文系裡建立性／別研究室，採取跟主流性別不一樣的基進立場，及後作為骨幹成員設立「亞際文化研究學程」，放眼全台及亞洲，這均可說是極為實驗性的。這一切一切的起點都是從境外經驗開始的。知識生產離不開眾多境外經驗的累積，才打造了別樹一格的學術生涯，如同她的寫作總是在漫長的閱讀與修改過程中成形。

第二，來自我對學術的好奇心，一來是身為她的學生，二來她極少接受訪談，因而滿身都是秘密。聽丁乃非講話，往往是痛苦加愉悅的雙重體驗，高密度且從不斷句的句子，就像不斷分岔的小徑，而她彷彿一隻優雅的鹿能夠直覺地穿過去，一不小心就落在後頭。這也是訪談最具挑戰性的地方，我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被她好玩的離題變成我們之間的學術交流，所以在訪問之前，先重溫了一遍她同代的運動者吳永毅的《左工二流誌》，進入三十多年前的脈絡。我也是在跟作為研究者的自己在搏鬥，這個訪談註定是困難的。因為我們倆都在不同的位置中移動，形成視角──學生／老師、男性／女性、不同代際從事文化研究的人，也許還有更多……

我其實不知道這個訪談會把我們帶到哪裡，但就這樣吧。

我的性別道路──從境外經驗看學術生涯

當我問有什麼啟發了她，她就緩緩攤開她的世界給我看：黨外運動、左翼……一些很硬又充滿歷史質地的詞語，帶點刺激又神秘感。包括由王蘋（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當時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碩士生）跟吳永毅（現於台南藝術大學任教，當時是同校碩士生）成立的留美學生組織──「箴言社」。他們會邀請路經加州灣區的講者演講，比如在地的一些的女同性戀的組織，甚至是政府還會特別「關照」的。如此種種，她說這是一個重新認識台灣的過程，多元異質的經驗促使她開始思考何去何從的問題。

另一方面，她說她趕上了一個好時代。那時六○年代全球性的學運年代之後，熾熱的思潮匯流進美國的學院，她所就讀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也不例外。在那裡，她在遇上亞美文學的泰斗三好將夫（Masao Miyoshi）的課，讓她對於殖民與文學傳播的關係、文學如何被正典化並非是純文學而是跟政治相關的等等有了認識，也讓她讀到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與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等後殖民理論家的作品。這些都大大擴闊她的眼界，同時炸開她的知識結構，甚至有一段時間交不出論文（誰能料想得到？！）。同系的老師都稱三好為瘋子，據她的同學吳永毅記述，三好將夫的事蹟包括幫助一個陌生醉酒的流浪漢從警局保釋、註冊上課，又憶起在家裡上課時，看見他收養的不同族裔的孤兒叫老教授「Daddy」，是一道學院裡難得的左翼風景。在那之後，把原本純粹的、文學的東西砍掉之後，她就開始觸及「文學與政治」的問題了。

何謂知識的轉化？我也有一個印象頗為深刻的地方，在上丁乃非的女性主義論述時，一個指定閱讀是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名著《簡愛》（Jane Eyre），中文系出身的我以為就是典型的經典必讀，想當然是一個勇敢追愛的故事，誰知急轉直下，丁乃非把簡愛讀成一個外遇與種族排除，與殖民觀點造成正典化效果的故事。相信這是她講的知識掉落一地的感覺吧。

她作為「境外生」的路徑較為迂迴曲折，先是在非洲，接著回台灣接受中學教育，再之後往美國高等教育及深造。而她的母語是英語跟法語，然後才學中文。然而我更為好奇，這種多語的環境對於身分就有擺盪的作用，她的感覺又是如何的？

回溯到大學部的時光，她說她想自己會比較像是「境外生」。

我研究所階段主要是與來自於台灣亞洲的人往來，女性主義與女同志的社團。我大學的感覺是作為境外生的感覺很強，因為我小的時候有過非洲的美國學校經驗，所以我講的英文聽起來很像美國人，可是我的情感經驗很像境外生。我在大學部時就有一個狀況跟美籍華人類似，自我認同為fresh of the boat（初來乍到）。

對於丁乃非而言，但若把自己「定義」為台灣／中華民國的「公民」，熟悉的語言英語會把自身從以華語為主的社會推出去；如果把自己貼在語言上比較親近的美國，身體感覺又把自己從那推出去。

「就像學生的身分也是暫時的一個transitional（過渡性）的身分」，她說。

既非此也非彼，「跨」有好幾層的意義，首先是一個國界的跨，跨也可以是你在當境外生的時候跨越自己的狀態，比如在台灣的時候你跟外界的關係相對穩定。境外生就像各種身分的外部，並非某種單一身分，反而是各種的力度同時在作用的一個點。你很難「只是」自己，因為你要成為自己必須透過跟其他人的互動來定義。

翻譯與越界：作為運動與知識的學徒

關於非公民的情慾，我提及了《T婆工廠》紀錄片的情慾閱讀其實複雜化我們對於非公民的「生活」想像，對於只有單一目的之再現的打開。所以我也單刀直入問了丁乃非境外生時代對情慾的理解。

弔詭地，她覺得回到台灣的時候，這個問題才比較聚焦。而我之所以問這個，是因為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斜線本身把盛載經驗的身體與性接合起來，而這個符號是在特定歷史時刻召喚出來的。在解嚴只有數年的台灣，充滿著不同的可能性，前有野百合學運（1990年3月）的躁動與不安，而後不同的社會運動也冒出芽來。

直到九○年代初，她回流與王蘋所組的讀書會「扌歪」角度，每次散發著強烈的情慾氣息。當然現在我們可能很難想像正經八百的讀書會可以做些什麼，但是在解嚴後的台灣社會，集結本身就有種反體制的意味了，何況身體的碰觸也可能引起燎原之火。

對，我也在想為什麼，比如說後來在婦運裡面碰到的，還有扌歪角度，整個是在團體裡頭，還有在運動裡，都是充滿了情慾energy的，那個時候是有空間發散的，有群體性的也有非群體性的部分，有時候也挺不明確的，挺亂的。那個能量，會化為一些現象。

這些現象，後來轉化在1991年創刊的文化運動刊物《島嶼邊緣》上「女人國．家（假）認同」專輯的妖言中那許多臉紅心跳的文字。在那個風起雲湧的社運年代，知識分子在面對國家巨變下的想要透過知識面對局勢，例如中國五四運動前後的學術思潮和九○年代的女性主義，前者今天看起來近乎是用一種「抄襲」的方法進行知識的搬運，而後者是透過翻譯應對「國家－父權」的壓迫。兩者的共同之處，是類似在這樣一種現代性推著走的焦慮，借用既有的知識架構來解決自身的問題。然而那個「去歷史」地做運動的歷史時刻，本身也造成一些歷史效應。

關於翻譯作為一種運動策略，丁乃非坦言：

當時博士論文很大的問題就是脈絡化不足，那個時候的自己也不能夠駕馭那個脈絡化的知識。同樣的情況出現在那個時候我們讀的書以及某些即興的翻譯，我自己作為一個翻譯者與帶讀者是有一種作用的，亦即你在講的時候可以注入一種翻譯中權威位置卻又不明講的氣勢，從而帶引一些意義出來。

從何春蕤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口號，到1997年台北公娼被取締，婦運中的情慾成分慢慢被發掘出來，後來更經歷所謂婦權與性權的分化（卡維波語），在這些歷史時刻，她的問題意識找到落地生根的契機。

要是從紛繁複雜的著作拉出一條線的話，從她博班階段《金瓶梅》研究到後來的小說閱讀，主軸是思考婚姻家庭與性工作的關聯性，有時是家庭對於「性」含蓄的政治管束，有時則是從婚姻思考各種社會經濟的條件如何生產所謂「良婦」位置，同時貶抑那些「不聽話」的女性。從女性主義到反思女性主義，她也不斷深化同一個母題，吸納了冷戰知識生產等觀點，把台灣的女性主義拉到一個全球的權力佈署與國族打造的高度上看，所謂進步話語的高度排他性並非只是本土現象。而是國際的大勢所趨。

既然知識形構的政治化是在美國發生的，重返台灣意味著什麼？

丁乃非說，過去三十年她雖然都主要待在台灣，但是對台灣也有一種境外的感覺。她大可以在美國申請教職，做到退休為止，然而在美國的文化研究訓練讓她有急切回來的心，家人都很不能理解她的決定，甚至起了一些衝突。作為學生，寫不完論文似乎是永恆的劫難。她也不例外，還未寫完論文就急著要回來：「我家人他們不能理解了，然後我就開始教書了，先申請上中山大學的外語系當講師（1989年），發現無法寫完論文，所以又停了工作，後來才申請上中央的英美文學系的。所以那個時候的確是對台灣有歸屬感，有一些朋友也回來了，就有一個莫名的共同感。」

在她年輕的時候，當擔任外交官的父輩說回家就是回台灣，背後卻是龐大的沉默。那個「家」本身的替代性質，是她至今仍然時常在思考的問題。兩岸問題漸漸進入視野，使得「回」的確切意義也被鬆動了。在研究所之前的她，其實沒有一個很強烈的「回」的概念，不太有最終目的地，就像一個不斷跨越的過程，「去」不同的地方。而「去」就沒有一種回歸的感覺，然後在研究所之後，有一個最後的地方，可能就是台灣。

境外生在亞際（Inter-Asia）如何可能？

時日過去，丁乃非除了作為一個知識的學徒，身為亞際文化研究（性別研究方向）的學程主任，更在教學現場遇到更多的境外生。

亞際文化研究是一個極具衝擊性的學術建制。抵抗「亞洲生產經驗，歐美理論化經驗」的固有格局，正如創始者陳光興教授所提倡的亞際互相參照，把亞洲不同地方的殖民經驗平行互動，歷史化的理解，達到促進連結之效。同時它跟境外生的生命密不可分，境外生分享著不同的異地經驗，來到台灣求學，亦可激活這片土地對亞洲其他地方的認識。簡言之，在亞際學程，境外生是作為知識社群的主體，而不是作為被動的接受者。當然，理想與現實總是存在著落差的，過半學生都是境外生的亞際，他們又遇到什麼實際的困難？當亞際這個強調開放性的理念被體制化為一個碩士學位會產生什麼問題？

丁乃非也同意：

亞際可能沒有那麼多資源去讓學生有空間去實踐，誘發以自己的方式去發問為主。亞際真的是在一個夾縫的空間。而在教學上客觀的效果是用台灣這邊政治經濟脈絡生成的問題，把婦運同運變成某種迫切了解的知識。去框那邊東南亞、南亞的地方。

就我自己而言，本身作為境外生就感覺到一個知識的空間與時間差，意思是說知識的座標隨著遷移行為（求學）而重組，就實際行為而言便是我們暫時離開了原居地的脈絡，投入新的處境，然後時間差就是同一個社會思潮（比如，女性主義、同志運動）又會隨著地方改變而在進程上改變，這必須是一個重新適應的過程。不同的境外生來到台灣都要習慣這邊的文化風俗與人情世故，而亞際更進一步，要改造現有知識結構的傾斜之處。這種境外生處境同樣會呈現在一個思考後殖民為主的課，雖然我們讀的東西是解構某一個特定的歷史的敘事，但是學理論本身又有機會產生新的階序，把自身的問題擱置。

她沉默了一下：

你完全說到了我覺得很反諷的一個東西，我們竟然有很弔詭的一個條件去生產一個框架，然後這個框架可以跟歐美知識體系銜接，但然後又是另外一個弔詭，我們這邊可能沒有那麼多資源去讓學生有空間去實踐，也就是希望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去發問為主。

這讓她想起自己在美國的經驗：在比較文學或文化研究有空間提出後殖民如何可能的問題，而不是在美國主流範式被問的問題，然後這個提出的問題如何用一種不是給定的問題來回答。當然亞際也被期待為一個發問的位置與空間，然而目前卻有點往一個困難的方向走，比如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台灣社會－政治－經濟的位階都被認為優於東南亞的國家，而台灣這邊近年又有新南向的的政策。因此亞際的學生對於學程的期待不一定能跟師長重新為知識劃界的想像相疊合，所以來此就學很可能帶著功利的目的（例如回到本國當講師，跟亞洲學生去美國讀書的邏輯是接近的），而這些目的之所以能夠成立又是因為現實的國際局勢限定的，說明亞際無法自外於這一切。

另外亞際的特點，正是充滿自由度的選課設計，除了導論以外沒有什麼是必修的，同時也意味著一切知識都漫無疆界。這樣的挑戰性非常大，學生來自不同背景，在進來之前很容易以為亞際只是某一類的亞洲研究（例如冷戰美國當初為了調控亞太國防安全而設立的區域研究），唸性別研究的也會以為是跟台灣其他支持主流同運婦運的性別研究所一樣，追求政策介入，或是兩性平等。因此要摸索自己的路向，殊不容易，所以不知如何入手，我笑說很多時候學生都無法如期畢業。

雖說學程本身要解構權威，但現實報告跟寫論文還是有所謂客觀的評分標準，老師說的話本身又鞏固了某種權威。哪些東西需要知道，很容易就變成不言自明的東西，但是在課內未必有足夠的時間展開討論，譬如說為什麼理解性別研究需要貼近邊緣的位置，哪一些是在台灣脈絡的「邊緣」，這些理論與運動的辯證又能怎麼去把握呢。

她笑道：「我覺得這些區域的人都是半超人的狀態，他們什麼都得懂。」

她的意思也許是，選擇要讀什麼，與一個人的意識到的問題，其實是互為表裡的。所謂學習不僅是知道多少個理論，而是知道為什麼理論對應或不能對應到問題。「了解」必然是多層次的。對於一個人而言，國家或城市，那也許只是他住的一個地方，一個人不一定對在地的問題有所了解。

我忍不住講出自己的看法：「就像我們讀法農，但不能不先了解精神分析。我們不能不了解他們從而了解我們在地的東西，所以困境很大，又不能排除他們。我們不能直接批那個西方，『他們』滲透在『我們』的裡面。」

丁乃非說：「這個世界從來都在變化，西方不只是西方，亞洲也不只是亞洲。在跨文化的頻繁交流之下，要進行學術工作，我們就需要像你說的在知識的境外／境內來來回回。」

本文為境外生權益小組的小誌第四輯「情慾與身體」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