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世界：技术与恐怖资本主义在新疆

原文标题：幽灵世界 Ghost World

作者：Darren Byler

这篇文章发表在Logic杂志的第七期（原文链接：https://logicmag.io/07-ghost-world/）。作者Darren Byler是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研究维吾尔族文化。这篇文章的另一较短版本China's hi-tech war on its Muslim minority于4月11日发表于Guardian网站。

以下为原文翻译。翻译这篇文章，不代表我同意作者的全部观点，我仅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和讨论这个议题。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请勿作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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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北地区，国家正在利用技术开创一种新型的恐怖资本主义。

2017年年中，一位二十多岁的维吾尔族男子，我称之为阿里姆，在他位于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家乡的一个商场里和朋友一起吃午饭。在入口处的安全检查站，阿里姆扫描了他的由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上的照片，并站到了装有面部识别软件的安全摄像头面前。警报声响起。保安人员让他通过了，但在几分钟之内，当地“便民警务站”的人员就找到了他们，这个便民警务站是政府在当地突厥语系的穆斯林聚居区域中每隔两三百米建造的数千个能够作出快速反应的派出所中的一个。警察拘捕了他。

阿里姆的心脏怦怦直跳。几个礼拜前，他刚从国外留学回来。飞机一降落在国内，他就被警察带下飞机，他的名下有一张全国范围的逮捕令。他被告知，他的出国旅行经历意味着他现在是可疑的“不安全”人物。警察随即进行了所谓的“健康检查”，其中涉及到几种类型的生物识别数据的收集，包括DNA、血型、指纹、声纹、面部识别——新疆所有成年人都需要经历的过程。（根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近三千六百万人通过这些“健康检查”提交了生物识别数据，这一数字高于在该地区的正式居民人数，两千四百五十万人。）他们随后将他转移到一个拘禁中心，在中国西北部散布着数百个这样的中心。

在过去的五年里，这些中心已经成为中国技术驱动的“人民反恐战争”的重要节点。2014年，习近平政府正式启动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开始，按照官方说法，是对维吾尔族大规模抗议——这些抗议本身源自于几十年来的歧视、警察暴行和没收维吾尔人土地的行为造成的无望——以及针对安全部队与汉族平民百姓的袭击行动的回应。在这段时间中，根据定义模糊的反恐法，中国政府已经将几乎所有维吾尔人对伊斯兰信仰的表达，都视为潜在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迹象；而拘留中心是被怀疑有此类罪名的人所经历的第一站。仅自 2017 年以来，就已经有超过100万突厥穆斯林进出这些中心。

在他被关押的拘禁中心里，阿里姆被剥夺了睡眠和食物，并遭受了数小时的审讯和辱骂。“我在这个过程中变得特别虚弱，以至于在审讯的某个时刻我开始歇斯底里地笑起来，”他对我说。据其他被拘留者回忆，他们被迫保持痛苦的姿势、受到电击折磨，并被长时间单独关押。当他不被审问时，阿里姆和另外二十名维族人一起，被关押在一个十四平方米的牢房里，而另一些拘留中心的牢房里人数高达六十多人。被拘留过的人回忆说，他们不得不轮班睡觉，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所有人都躺下。“他们从来不关灯，”一位被拘留数月的维族妇女 Mihrigul Tursun 告诉我。

这些被拘留者的宗教和政治越界行为，经常是通过他们智能手机上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被发现的，维吾尔人需要在遍布新疆的数千个检查站交出手机。虽然这种罪证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但未经允许的伊斯兰行为的数字足迹，甚至与犯下这些模糊违法行为之一的人的关联，就足以让维吾尔人进拘留中心了。或许他们的电话号码出现在另一名被拘留者手机中的微信好友列表里。 也许他们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穆斯林祈祷的图片。也有可能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曾发送或接收了宣讲伊斯兰教义的录音。监督中国社会生活的公安局认为，这些未经政府授权的所谓“野“阿訇的布道和教诲是“意识形态病毒”。也许他们有一个亲戚移居土耳其或其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并使用外国号码加了他们的微信好友。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在海外有家庭成员，或者像阿里姆这样有过出国旅行，就会导致被拘留。

不使用社交媒体也可能引起怀疑。同样，试图销毁SIM卡、或者不携带智能手机，也会引起怀疑。在镇压开始时，一些维吾尔人不确定如何才能避免拘留，他们把旧手机埋进沙漠里。有些人把用过的SIM卡藏在树枝上，或者把存有伊斯兰书籍和教诲的SD卡包在饺子里冻起来，希望它们最终能被恢复。其余的人放弃了保存伊斯兰知识，秘密烧毁了数据卡。仅仅将数字设备扔进垃圾箱是不行的; 维吾尔人担心这些设备会被警方恢复，并追查到用户身上。据报道，当公安局使用人工智能软件每天过滤数百万社交媒体帖子搜查宗教图像时，即使是在 2017 年之前被删除的违禁内容，也可以被挖掘出来。 

拘留中心的大多数维吾尔族人正在长期服刑，或者在不断扩大的拘禁营网络中被无限期囚禁，中国政府将这些拘禁营描述为“再教育改造”设施。这些营地的运作相当于中等安全级别的监狱，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强迫劳动工厂。它们主要培训维吾尔人摒弃他们的伊斯兰身份，拥抱中国的世俗原则和经济原则。里面禁止使用维吾尔语，提供普通话强化训练，普通话作为中国汉族的语言，现在被称为“国语”。只有少数不是中国公民的被拘禁者曾被这套 “再教育”系统彻底释放出来。

阿里姆相对幸运：他在两周之后就被释放了；他后来得知一位亲戚干预了他的案子。但是在警察在商场逮捕他之前，他所不知道的是，他已经被列入了由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所维护的黑名单，这是一个区域数据系统，使用人工智能监测新疆的城市及其周边的无数检查站。只要他进入医院、银行、公园或购物中心等公共机构，或途径十几个街区内由当地警察局管辖的检查站，都会引发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向警方发送警报。该系统对他进行了描述，并预测他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

官员告诉阿里姆，如果他想避免再次被拘留，他应该“只待在家里”。虽然他在名义上是自由的，但他的生物识别信息和他的数字印迹被用来将他牢牢束缚。“我又生气又害怕，”他告诉我。他的数据阴魂不散地追随着他。

无限的市场潜力

让阿里姆、和他在拘留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其它维族穆斯林被锁定的这套监控和预测分析系统，是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中发展出的新极权主义安全工业综合体的产物。数十家中国科技公司正在制造和营销用于进行一场全新的“全球反恐战争”的工具，地面战场在国内展开，并转换成一套技术方案。在这个更新的冲突版本中，战争机器不再是无人机和海豹突击队，而是面部识别软件和机器学习算法；武器不再是由美国制造，而是中国制造；所谓的恐怖主义分子不再是“野蛮”的外国人，而是国内的那些威胁到了专制领导地位、阻碍了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少数民族。

从北美的印第安人拘禁营，到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通行证，在针对被征服者的控制系统的现代历史中，新技术至关重要。在中国，这类技术装备现在已经十分庞大，外部观察者难以窥其全貌。新疆的监控网络包含了墙上的监控摄像头、移动设备内的芯片，和维族的长相特点。面部扫描仪和生物识别检查站追踪着每个人的移动，监控App记录着通过他们的智能手机的每一点信息。

其他一些程序能够自动识别维吾尔人的声纹、将语音转录成文字、翻译维吾尔口语，以及扫描传送的数据，从中寻找可疑的社会关系，把宗教言论和不愿使用普通话的情形标记出来。深度学习系统通过捕获数百万张面孔的视频源进行实时搜索，构建用来识别可疑行为的数据库，以预测谁将作出“不安全”的行为。这些“计算机视觉”技术自动产生的预测，会由数十种特定行为触发，从伊斯兰着装，到缺席或者未认真参加升国旗仪式。所有这些系统都集中在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它不断从它所观察的维吾尔人的行为中学习。

旨在通过识别恐怖主义威胁来维护新疆安全的预测算法，依赖于从维吾尔人身上提取的生物识别数据和行为数据。这些系统作为安全防备和控制工具的强大功能，和它潜在的盈利性，都源于它们可以毫无阻挡地访问维吾尔人的数字生活和线下活动。因此，反恐战争的正当性为企业提供了建立、试验和完善这些系统的空间。在她最近关于“监控资本主义”的兴起的研究中，哈佛学者 Shoshana Zuboff 指出，消费者不断产生有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被资本捕获，并转化为关于我们的偏好和未来行为的具有盈利性的预测。在维吾尔地区，这种逻辑已经走到了极端：从中国的安防工业集团的角度来看，维吾尔人生活的主要目的是产生数据。

在压制性的监视使他们变得服从之后，维吾尔人被作为劳工投入中国的制造业。在官方文件中，人民反恐战争被定义为一场“扶贫”斗争。这需要对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进行再培训，使其在政治上变得顺从的同时，在经济上变得具有生产力。中国施行这种社会秩序的方式，是建立起可容纳该国突厥语系穆斯林人口的 10％以上的监狱和拘禁营。在营地中进行的技能培训，直接通向位于营地中的纺织品和其他行业的工厂，被拘禁者被迫在其中无限期工作。政府将这些低薪工作称为“实习”。

控制维吾尔人也成为向全世界威权国家推销中国技术实力的一个试验案例。来自美国、法国、以色列和菲律宾等二十多个国家的一百个政府机构和公司，如今来到维吾尔地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中国-亚欧安防博览会。由于乌鲁木齐是穆斯林世界的一个重要城市，该博览会已成为东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技术大会。

在博览会上，以及在整个中国安全技术行业的共同态度，是穆斯林人口需要被管理，他们的生产力需要被提高。从中国工业的角度来看，这被认为是中国对未来全球安全的重大贡献之一。用新安全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立昂技术的发言人在 2017 年举办的博览会上的发言中的话来说，世界上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有百分之六十属于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在新疆开发的这类人口控制技术具有”无限的市场潜力“。

在过去的五年里，人民反恐战争让立昂、美亚柏科、海康威视、Face ++、Sensetime和大华等中国科技创业公司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他们在新疆开创的一些技术已经在远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专制国家找到了客户。2018年，总部位于广州的科技创业公司云从科技（CloudWalk）获得了超过 3.01亿美元的国家资助，与津巴布韦的姆南加古瓦政府达成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建立全国性的“大规模面部识别计划”，以解决“社会安全问题“。（云从科技尚未透露该协议的价值。）在津巴布韦各机场、铁路和公交车站的进出，现在将通过一个与其他生物识别数据综合而成的面部识别数据库来进行管理 。实际上，维吾尔族的家园已成为中国“恐怖资本主义”的孵化器。

一种生活方式

维吾尔互联网并非从来都是一个充满剥削和陷阱的空间。当我于 2011 年到达乌鲁木齐， 进行民族志田野调查的第一年时，这片地区刚刚接通了3G网络。当我在 2014 年再次回到乌鲁木齐时，这个城市中看起来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维吾尔语 App 的下载量表明，一千二百万维吾尔族人口中，大约有 45% 都在使用维吾尔语 App。许多维族人开始使用微信与农村的朋友和家人分享录制的信息和视频。他们还使用手机购买和销售产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并与全国各地以及全球的维吾尔人建立联系。年轻的维吾尔电影制片人现在可以与数十万粉丝即刻分享短片和音乐视频。一夜之间，维族英语教师Kasim Abdurehim和像阿卜拉江（Ablajan） 这样的流行歌星——中国政府随后标记为“不安全”的流行文化人物——拥有了数百万关注者。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最令人不安的是，在中国和土耳其有一些未经批准的维吾尔族宗教传授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 20 世纪 50 年代，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向该地区派遣数百万汉族定居者时开始，伊斯兰教信仰、 突厥身份，和维吾尔语就成为了对于汉族文化规范和中国世俗主义的抵抗的源泉。逊尼派伊斯兰教和突厥身份构成了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基础，这些共和国曾在几十年的定居者殖民统治之前存在过。再加上对维吾尔文明——民居院落、清真寺社区，和苏菲圣陵——根深蒂固的依恋，大多数维族人，即使在迫使他们同化的数次政治运动中，也感到自己与殖民者截然不同。

政府一直在试图消除这些差异。从毛泽东在 1958 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国家限制维吾尔人进入清真寺、参加伊斯兰葬礼、接触宗教知识和其他穆斯林社区。几乎没有国家控制之外的伊斯兰教学校，也没有未经国家批准的伊玛目。十八岁以下的儿童被禁止进入清真寺。而在过去十年中， 随着社交媒体在维吾尔族人的家乡的传播，它开辟了一个虚拟空间来探索作为穆斯林的意义。它强化了一种感觉，即维吾尔人身份的首要元素是他们的信仰和语言、他们对本土生活方式的要求，以及他们在一个从乌鲁木齐延伸到伊斯坦布尔的突厥语系穆斯林族群中的成员身份。

由于互联网，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受到召唤，开始以新的方式思考他们伊斯兰行为的虔诚，同时学习自我提升方法和创业精神。他们开始想象逃离一个压迫性的国家，这个国家通过限制他们获得护照、系统性的工作歧视和允许侵占维吾尔人土地等手段来限制他们的许多基本自由。他们也开始被一些与中国政府所强加给他们的那种现代性不同的、另外的现代性所吸引。与其被视作永远缺少汉族外表和文化的落后族群，他们可以在他们被更新的突厥和伊斯兰价值观中找到一种世界主义和当代的身份认同。他们可以拥抱穆斯林世界的清真标准、穿上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最新款式，同时与中国社会保持合适的距离。从土耳其和迪拜进口的食品、电影、音乐和服装成为阶层差异的标志。女人开始戴面纱，男人开始每天祈祷五次。他们停止饮酒和吸烟。一些人开始把音乐、舞蹈和国家电视台看作需要规避的禁忌。

我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汉族官员，把这种通过技术传播的宗教虔诚的兴起称为是维吾尔族的“塔利班化”。与汉族定居者一样，官员们在前往新疆以维吾尔人为多数的地区时，感到越来越不安全，并且在虔诚的突厥穆斯林面前感到不舒服。这些官员列举了一些以宗教动机为特点的暴力事件 —— 一群维吾尔人在昆明火车站进行的以刀为武器的袭击；在北京和乌鲁木齐发生的维吾尔人驾驶卡车冲撞行人事件 —— 来说明整个维吾尔族都受到了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但是，对汉族官员来说，维吾尔族社交媒体的崛起虽然危险，但这似乎也向他们呈现了一种新的控制手段 —— 一种他们过去几年中已经在试图完善的手段。2009 年 7 月 5 日，维族高中生和大学生利用 Facebook 和维吾尔语博客组织起了一场抗议，要求为在中国东部的一家玩具厂中被汉族同事杀害的维族工人讨回公道。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走上乌鲁木齐街头，挥舞着中国国旗，要求政府对同胞的死亡给出说法。在他们遭到武装警察的猛烈对抗后，许多维吾尔人通过掀翻公交车和殴打汉族路人作出回应。最后，据报道有 190 多人被杀害，其中大多数是汉族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有数百甚至也许数千名年轻维吾尔人被警察抓走。互联网在该地区被切断了九个多月，Facebook 和 Twitter 在全国范围内被封锁。

互联网在 2010 年重新开启，与之前显著的区别是 Facebook，Twitter 和其他非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的缺席。之后不久，国家安全部门、高等教育和私营企业开始合作打破维吾尔人在互联网上的自治。维吾尔语互联网很大程度上从一个虚拟的自由社会，转变成为了政府技术可以学习预测犯罪行为的试验田。2014 年制定的定义模糊的反恐法， 导致维吾尔人所犯下的几乎所有罪行，从偷走汉族邻居的羊、到抗议土地掠夺，都成为了恐怖主义的形式。在新法律下，宗教虔诚被称为“极端主义”，宗教暴力混为一谈。新疆的安全工业从少数几家私营企业迅速增长到大约 1400 家公司，拥有数万雇员，从维族普通保安，到摄像头和电子通讯的汉族技术员工，再到程序员和设计师。习近平政府宣布该地区处于紧急状态，人民反恐战争开始，对伊斯兰的仇视被制度化。

智慧型恐怖

2017 年，在新疆实施“严打”政策三年后——其中包括建立起一个通行证系统，将维吾尔族的家园变成许多人眼中的露天监狱，以及部署数十万安全人员来监控那些被国家失踪或被处死者的家人——政府转向了一个新战略。一位名叫陈全国的新自治区党委书记开启了“改造”维吾尔人的政策。地方当局开始以公共卫生语言，将分别为“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的“三股势力”描述为三种相互关联的“意识形态癌症”。

由于未经授权的伊斯兰教形式通过数字领域蓬勃发展，官员们呼吁启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发现和消灭这些邪恶。习近平早在2015年就宣布网络安全是国家的优先事项；现在，党的领导层开始激励中国的科技公司建立发展可以帮助政府控制和改造维吾尔社会的技术。在维吾尔地区建立“智能”安全系统，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合同。

这场“转型”恰逢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突破，公安局于 2017 年推出这套系统，并于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整合。中国创业公司美亚柏柯(Meiya Pico) 开始向地方政府推销软件，这些软件是国家资助的研究项目开发的，可以检测图片中含有的维吾尔文字和伊斯兰符号。该公司还开发了将维吾尔语的音频自动转录文字并翻译的程序。

海康威视（Hikvision）公司的广告中宣传了其可以根据外表特征自动识别维族面孔的工具。 能够在光线不足的条件下工作的高分辨率摄像机，被连上人工智能软件，这些软件是由一个含有多元种族面孔的巨大图像数据库训练而成的；互相结合，这些技术可以根据人的面部特征的形状和颜色来确定一个人的种族——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当这个人在街头漫步的时候。立昂科技的发言人对中国一家领先的技术出版物透露，这些摄像机还与立昂制造的人工智能系统集成在一起，能够“在几秒钟内”就标记出特殊监视下的可疑行为和个人。其他程序自动搜索维吾尔人的互联网活动，然后将收集的数据与学校、工作、银行、医疗记录和生物识别信息进行对比，寻找异常行为的征兆。

这项新技术的推出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技术培训。超过 10 万名新警察被雇用。他们的工作之一是进行像阿里姆所经历的那种健康检查，为该地区的几乎每个人类创建生物识别信息档案。 人们作出各种面部表情，与此同时机器从多个不同角度扫描个体，以此创建面部识别档案；成品是一套个人情绪的高清晰度档案。所有维吾尔人都被要求安装“净网卫士“应用程序，该程序通过智能手机监控他们所说，所读，所写的一切内容，以及与他们有过联系的所有人。

更高级别的警官大多数是汉族，他们被赋予了对穆斯林人口进行定性评估的工作——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深度学习系统提供了更复杂的、基于访谈的调查数据。在面对面访谈中，这些邻里警察对该省超过1400万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评估，并给予他们“安全”，“平均”或是“不安全”的评级。他们使用十个或更多的条件来将一个人进行归类：该人是否为维吾尔族、是否属于可参军年龄、是否有就业不理想状况；他们是否定期祷告、是否拥有未经授权的宗教知识、是否持有护照、是否曾前往二十六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之一、是否居留超出签证期、是否有在国外生活的直系亲属，或在家里教孩子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那些被认定为“不安全”的人随后被送到拘禁中心，在那里他们被审讯，被要求认罪并指控其它“不安全”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官员确定哪些人应该被送进“教育改造”拘禁营。

评估是反复的。许多通过了第一次评估的穆斯林后来又被拘禁，因为其他人指认他们为“不安全”。在多达数万个案例中，多年的微信对话记录被用于证明维族嫌疑人需要被“改造”的证据。国家还安排了另外 110 万位汉族和维族“大哥大姐”，作为不速之客，在维吾尔人家中对他们的家庭进行为期一周的评估。在逗留期间，这些“亲戚”通过强迫维吾尔人参加某些被特定形式的伊斯兰信仰所禁止的活动，如饮酒、吸烟和跳舞，来测试这些仍在营地系统之外的维吾尔人的“安全”性。出于测试的目的，他们为招待他们的维吾尔人带来食物，而不告知对方其中含有的肉类是否清真。 这些“大哥大姐”特别关注在过去十年中被警察击毙或带走的人的家属。 他们寻找任何怨恨的、或对爱国活动缺乏热情的迹象。他们给孩子们糖果，促使他们吐露他们父母的想法。所有这些信息都输入数据库，然后反馈到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总是在维吾尔人生活的后台运行，总是在学习。政府的希望是，它需要的人工将越来越少。这样即能够增强该地区的安全化，又能为“教育改造”工作留出劳动力。

被量化的自我

我第一次遇到面部扫描机是在 2018 年 4 月，在乌鲁木齐维吾尔聚居区的一家酒店。前台的人用维吾尔语告诉我说，我不需要扫描面部入住，因为我有外国身份证件。但是当我乘坐高铁离开这座城市时，汉族警官教我如何扫描我的护照照片并站到“正好”的位置以便相机完整地读取我的脸部。一小时后我在吐鲁番站下火车，当地警务站必须人工验证我的长相。一名汉族女负责人让一名年轻的维族警官用她的智能手机扫描我的护照照片，并将照片与她拍摄的我的脸部照片相匹配。当我问为什么需要这么做时，负责人说：“这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 ”

当我途径一个个维吾尔城镇和面部识别检查站时，我感到惊讶，因为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跟踪我。当一个检查站的人员看起来似乎已经预料到我的到来时，我意识到了原因：摄像头现在能够以与卧底警察同样精确的方式跟踪我。我的行动正在被深度学习系统记录和分析。我，也在训练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

为了避开摄像头，我打维吾尔人的黑车、躲进维吾尔人的书店，以向维族商贩讨要手卷烟作为掩护询问有关再教育制度的问题。我希望躲入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盲点区能够有助于保护那些与我交谈过的当地人。在我旅行过后几周，我听说另一位曾在该地区居住的美国人因我的活动受到公安人员盘问。

在美国的科技界，人们对中国的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在交谈中，许多人工智能政策领域的专家都向我指出了学者 Jathan Sadowski 撰写的一篇题为“ Potemkin AI ”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了中国安全技术没能实现其承诺的地方。他们经常提到一个深圳的系统，它的目的是识别乱穿马路的行人的面孔，并显示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旁边的大屏幕上，但系统跟不上所有乱穿马路的人的速度；因此，人类员工有时不得不手动收集这些用于公共羞辱的数据。他们指出，中国的科技公司和政府机构雇用了数十万名低薪警察，以监控互联网流量以及看着一堆监控视频。这些专家中的许多人认为，就像美国机场具有表演性质的的安全检查仪式一样，是监视的威胁 导致着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而不是监视本身。

然而，尽管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怀疑论，被搜查出的基于互联网的伊斯兰活动依然显著增加， 这些搜查结果导致数十万维吾尔人被拘禁，这也表明了在新疆实施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监视和管制的真正影响。即使是谷歌和其它地方的西方专家也承认，现在中国的科技公司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为国家在用资金支持着中国公司来收集、监控、利用和举报全国各地数亿用户的个人数据。

在乌鲁木齐以西 1500 公里处的喀什，我遇到了数十名汉族公务员，他们被告知要自称“亲戚”。这些“大哥大姐”中的一些人热情洋溢地讲述了他们在维吾尔乡村感受到的安全和保障水平。维族社区现在看上去对汉人来说是安全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也追踪汉人的行动，但在他们的体验中，这种监视是无碍的。例如，在火车站，他们走无需检查的“绿色通道”。同样的技术，在限制维吾尔人行动的同时，让汉族居民的行动更加自由。

“去过喀什的人都会知道， 那里的气氛真的是很凝重， ”立昂科技发言人在 2017年的中国 – 亚欧安防博览会会上告诉记者 。他的言下之意是，在过去，这个城市感觉太过维吾尔了。 立昂开发的追踪维吾尔人的人工智能项目，使这种“凝重的气氛”变得对汉族定居者和官员来说更容易呼吸。“通过项目的不断推进，我们在周边农村地区建立了一个由一万个视频接入点组成的网络，这将产生大量的视频，”该发言人说，“如此多的图像，会“束缚”住很多人” 。（译注：此处可能为作者误解，根据原链接中上下文，“束缚”一词应该是指需要配备大量人工来看视频。 ）

与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立昂的项目帮助中国政府以多种方式束缚维吾尔人——限制他们的政治和文化表达、将他们困在检查站和劳动营中。这些限制的效果，以及维吾尔族受压迫的景象，增强了汉族定居者和国家当局的自由感和权威感。

我在新疆做田野调查期间，与我交谈的汉族官员经常拒绝承认，人口失踪、频发的维族年轻人被警察枪击事件，以及国家对维族土地的掠夺有可能促成了早期的维吾尔族抵抗。他们看不到，对维族宗教教育的限制、对维吾尔人旅行的限制和广泛的工作歧视，与维吾尔人对自由、公正和宗教信仰的渴望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在镇压的作用下，汉族官员已经看到维族社会生活中，伊斯兰信仰和政治抵抗的大幅减少。他们为维吾尔人学习国家“共同语言”、放弃伊斯兰教节日、拥抱汉族文化价值观的热情感到自豪。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新安全系统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位来自和田的中年维吾尔族商人，在此我称为达吾提，他告诉我，在检查站背后，新的安全系统已经挖空了维族社区。前来创建、实施和监管该系统的政府官员、公务员和技术人员似乎并没有感知到维吾尔人的人性。唯一能够被国家看到的维吾尔人生活是计算机所看到的那些。这让像达吾提这样的维吾尔人觉得，好像他们的生活只有作为数据的意义——屏幕上的代码，营地中的数字。他们已经调整了自己的行为，甚至连思想也在逐渐调整，来适应这套系统。

“维吾尔人还活着，但他们的一生都在高墙后面， ”达吾提轻声地说道。“就好像他们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幽灵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