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陸生：中大成了戰場，我只關心淘寶搶購的商品何時到家？

或许是身处不同的环境，內地生与很多香港local对一場運動radicalization的定义和容忍程度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作為一個自詡liberal的在港內地生，我也在不斷調整自己對這場運動radicalization的認知，並保持著沈默和觀望的態度，沒有在微博和朋友圈用“暴徒”這兩個字稱呼過示威者，也沒有在Facebook或者twitter上為勇武派加油吶喊。今天看到中大已經變成了煙霧彈和汽油彈的戰場，我也突然發現自己無法再站在搖搖欲墜的中立立場上了。我也無法再躲在距離中環20公里外的校園裡，安安靜靜地歲月靜好了。這場運動的光譜覆蓋廣泛，但是到現在，留給中立者、中間者的位置越來越少，幾乎沒有。如果說現在的香港社會像油鍋上的熱油，最需要的不是去降降溫、潑潑冷水嗎？這盆冷水，澆在激進建制派或部分警察身上，或者澆在極端勇武派示威者身上，都是必要的。但比較難過的是，已經看不到潑冷水的人了。對於身處其中的人來說，冷水就意味著割蓆，而這場運動如此需要不割蓆來團結更多的民眾。而對於我這個局外人來說，這盆冷水潑不出去，也失去了潑的必要。

我曾經參加過中大段崇智校長的見面會，剛開始的一段時間，校長的講話不斷被口號聲打斷，我皺起了眉頭。但我很快意識到，或許是因為自己從小到大習慣了那種安安靜靜的會議現場，那種投票一致通過的虛假和諧，所以不能“容忍”有人大聲地提出反對聲音。相比於虛假的共識，我更想看到哪怕是聲嘶力竭、涕泗橫流地真誠對話。

但我們也可以看到，人民日報對於這一對話的評價頗為負面，標題為：港中大学生做到“博文约礼”了吗？

這種負面評價的邏輯，就好像是批評討薪的農民工破壞了市容一樣——忽視更緊迫更重要的不公和裂痕，卻指責最輕微的反抗的姿態不夠優雅。就像指責身處飢荒中的人，摘了野果破壞了環境一樣。

但同時，或许是身处不同的环境，內地生与很多香港local对一場運動radicalization的定义和容忍程度都有着较大的差异。

在內地的時候，我會因為自己的稿子被404而覺得世界沒救了；但現在，我卻對自己未因內地人身份遭受暴力而謝天謝地（雖然這種私了是個例的）……就像在美國，一位校長會因為政治不正確就會“遺臭萬年”。而在文革時候，不去揭發別人就已經是善良了。在一個崇尚維穩壓倒一切的社會，提出異議就已經是radicalization了。所以，內地學生和香港local對於radicalization的定義是完全不一樣的。早在8月，內地媒體對香港的示威就已經做出了“激進”的判斷，而那時候，明明還是和理非佔主導。但是到了今天，我也不知道，運動是否已經到了激進的程度。

每個人要的東西那麽不一樣，你想要和平秩序，他想要民主自由，那麼，誰比誰更高級嗎？

沒有不付出代價的爭取。radicalization也是所謂的代價之一。其實毛澤東也在一個世紀前就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但是誰要為這場運動的radicalization買單呢？

人與人的溝通總是充滿了瓊瑤阿姨式的“妳不過是失去了壹條腿，而她失去的可是愛情啊”這種可笑的悖論。

“你不過是暫時不能搭乘地鐵了，如果不這樣，我們失去的可是民主，這個城市的未來和希望。”又或者是，“你不過是沒有言論自由了，那你私了了我，我可是住進了醫院啊！”

民調顯示超過半數民眾願意接受radicalization。那我作為一個局外人，當然最好是閉嘴，讓這個城市生活的人去選擇他們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東西，他們知道什麽是對自己好的。

後來，我反覆告訴自己，這個城市是好是壞其實也與我無關，一張機票就可以回內地，我之後也不會留在這裡。這麽想讓我如釋重負。就像現在，當我看到在淘寶雙十一搶購的化妝品明天就能到家時，那種快樂，好像也抵消了八公裏以外中大戰場帶來的難過和憂愁。

但這個時候，我又感覺無比悲哀，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在躲進犬儒的保護殼，用消費主義來填補公共議題上的虛無。我相信給雙方潑冷水是重要的，但當在fb上看到煽情語氣把私了者美化成勇士的言論，又或者微博上最高讚的“留港不留人”的言論，都會覺得非常無力。他們隔空對罵，而我也永遠無法叫醒裝睡的人。更可怕的是，我不願意在做這件事情了。每當這個時候，我就會想起自己當初來香港的本心，用新聞、信息公開和溝通來促進人與人的對話的理想。

張潔平老師在中大的演講中說過，所謂的後真相時代，我們不再關心新聞的真相，就是輿論操縱期望看到的後果。（對不起願意可能記不清了）

我的虛無、冷漠和犬儒，我的政治冷感，我的“大不了回深圳”，也是它期望看到的後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