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瘋日旅卻可能不知道的日旅史 | 寫在北海道篇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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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前的北海道,總是與雪祭、流冰、花海、濕原,以及各種酪農漁牧業所衍生的各種土產,所建構的觀光旅遊意象緊密相連。2016年,北海道也進入了「新幹線時代」,利用鐵路從本州前往北海道的時間更為短縮。
不過,幕末明治時期的北海道,與之緊密連結的關鍵詞,不是新幹線,不是觀光旅遊,也不是薯條三兄弟與六花亭,乃是探險、戰役與開拓。
德川時代,幕府所實際控制的北海道,僅有道南地區的箱館、江差、松前等,被稱為「和人地」的區域。當時的北海道也不叫做北海道,而是稱為「蝦夷地」,而「蝦夷地」也並非僅指稱北海道,像是現今的薩哈林島,就曾被幕府稱為「北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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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中葉以降,幕府對蝦夷地的調查探勘,始終與西方列強勢力的進入東亞,特別是俄羅斯意欲將影響力,伸入更南邊的太平洋,此舉不斷觸動幕府當局與知識人對北方的危機意識。最上德內、近藤重藏、間宮林藏、伊能忠敬、松浦武四郎等人,皆曾奉幕命進行蝦夷各地的調查、測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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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浦武四郎赴北海道之前,就已是個走遍日本各地的旅行家。他在長崎旅行的之際,接觸到各種進口的外國情報與圖籍,由此了解到北方情勢,觸發了他前往北海道探險的動機。1845至1858年,松浦武四郎六度前往北海道從事探險調查的工作,通過他所寫下的《再訪蝦夷日誌》,來追索他第二次前往北海道的旅程,當時自江戶出發,途經水戶、仙台、津輕各藩,接著搭船渡海,抵達幕府轄下的松前藩,已經是四個月之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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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數次將蝦夷部分區域納入直轄,其直轄政策的用意,是為了懷柔、教化阿伊努人,使之「和風化」,形塑其歸屬日本的意識,避免遭到俄國的攏絡。只是,直轄的效果並不理想,主要原因在於北疆的警備費用成為其沉重的財政負擔,最後仍將之歸於松前藩的統治下。此外,幕末政局混亂的掣肘,當時試圖從本州引進移民與外國技術進行農礦開墾的計畫,也未能達到實質的效果。
隨著培里的黑船來航,最終使幕府走向開國。1854年,舊稱為箱館的函館,由於日美神奈川條約的簽訂而開港,而成為日本最北端的通商口岸。
外國人開始在箱館居留,設立教堂、新式學校、領事館、洋式住宅,逐漸讓箱館這座城市帶來國際化的風貌。而幕府為了加強控制起見,重新在此設立奉行所,作為處理涉外事務的對口單位,並在法籍軍官的協助下,興建了稱為五稜郭的星形堡壘,也在各處設立了砲台。
後來創立京都同志社大學的新島襄,在1864年因緣際會搭船北上來到箱館,投宿於東正教會中,希望能尋找居留於此的英美人士,以英文學習聖經,新島其後也在友人的協助下,由此成功偷渡前往美國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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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港之初的偏鄉僻壤,到新島襄的滯在經驗,箱館成為國際港市之後產生的轉變,其實也不過短短10年而已。
1869年,北海道全島被納入日本領土,明治政府根據擔任開拓使判官的松浦武四郎所建議的「北加伊道」之名加以修改,將這塊土地改稱為北海道。
與舊幕府軍對決的箱館戰爭獲勝之後,明治政府在北海道設立了開拓使,由重要的藩閥勢力之一,也就是薩摩藩,主導北海道的拓植與經營。開拓使為了加強對北海道中心地帶的發展,以防範俄國勢力的入侵,將辦公廳舍從函館轉遷至札幌,北海道的行政中心自此從道南轉移至道央。
現有將近兩百萬人口的札幌,在德川末期即有受命移居於此的東北各藩武士,從事警固工作。時序進入明治初年,出身薩摩的黑田清隆,因箱館一戰的功績,先後擔任過開拓次官與長官,長達10年之久。黑田在任內招募了數名美籍人士作為開拓使顧問,例如曾任美國農務局總裁的開普倫(Horace Capron),以及協助開辦札幌農學校的克拉克博士(William Smith Clark),在這些人的協助之下,進行札幌的都市規劃與教育建設,並導入西洋式的農業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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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籍顧問的規劃下,連接函館、室蘭的公路,以及札幌、小樽之間的鐵道,也逐步興建完成。此外,為了因應開拓所需的人力,黑田也建議政府設置屯田兵從事農耕開墾。
不過,開拓的理想很豐滿,現實總是很骨感。即使黑田清隆向政府爭取了大量的經費,也鼓勵失去土地與俸祿的貧困士族前往從事墾拓,但廣大的土地稀釋了人力與經費,氣候的酷寒,也使拓植的進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北海道的行政區劃與體制,在開拓使一職達成階段性的任務而廢之後,迭經調整,多仍選任舊薩摩背景的人士擔任縣令等要職。例如1886年任職初代北海道廳長官的岩村通俊,雖然出身舊土佐藩,但是曾在廢藩置縣後,任職過鹿兒島縣令,也算是具有薩摩相關背景的行政官員。
同為薩摩出身的大藏卿松方正義,在1880年代為了解決西南戰爭之開銷,所造成的通膨問題,開始實行通貨緊縮政策,造成農產品價格狂跌,農村更形貧困。許多農民為求生計,移民北海道另尋新的發展機會,也成為貧困農村住民的另一項選擇,北海道因此由原本的屯田兵移住,迎來了源源不絕的,以平民為大宗的新住民或勞工。由於東北或北陸各縣的氣候與北海道相似,移入的人群也以這些地區的居民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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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勞動力之外,安政年間,解除了女性渡海的禁令,隨著函館成為開港地,在幕府的許可下,當時的山之上(山ノ上)地區,仿照江戶吉原的模式,設立以居留外國人為服務對象的遊廓,明治年間逐漸發展為北海道最大的紅燈區。札幌繼之也在政府的主導下,以薄野(すすきの)作為遊廓的預定地,許可當地商家公開從事妓樓的營業,在岩村通俊擔任道廳長官期間,正式命名為「薄野遊廓」,並投入經費擴大其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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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諸如小樽、室蘭、旭川等處,也都有政府許可的遊廓設立。這些在遊廓從事性工作的女性,多來自東北地區,因農村貧困,或債務問題,被家人轉賣,或自願赴北海道賣身者。現在位於函館市的地藏寺與札幌的豐川稻荷神社,仍留有當年遊廓經營者們,為往生的遊女所建的供養塔與哀悼碑,供奉客死異鄉,無親人接手安葬的遊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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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田縣出身的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在1929年根據真實事件所撰寫的小說《蟹工船》,就曾經描寫政府利用電影等媒體,宣傳移民北海道能夠致富的願景,誘使內地失業的農工階級前來墾殖,書中曾經提到:
他們是希望稍稍得了一點錢,就可以回到自己的鄉里,於是渡過津輕海峽,走上雪深冰厚的北海道去。在蟹工船中,這種自己田地被「他人」掠奪,最後來到這裡的人也不少。
有人來不及等到田地的墾殖收成,耐不住飢寒而死亡;有人則是在墾拓有了些許成果之後,受到資本家的誘騙而再度失去土地,為生計所逼,受雇為蟹工船上的漁工之後,進入的又是另一個血汗地獄。更有些在都市因失學而窮困的學生,受到掮客的誘騙,成為蟹工船上的勞工,在苦寒的鄂霍次克海中,忍受低薪、過勞、惡劣的衛生環境,這樣的慘世界,在小林多喜二的筆下屢屢被描寫。
函館開港之後,東正教會首先在此設立傳教據點,為基督宗教最先在北海道宣教的宗派。繼之天主教與新教各派,也陸續派遣傳教士進入道內各地,為篳路藍縷的開拓民眾,注入信仰的精神寄託之外,也走入阿伊努人居住的地區從事田野調查,試圖改善其生活習俗,進而使之皈依基督信仰。
例如英國聖公會傳教士John Batchelor,在1870年代末期開始以道南宣教,曾深入阿伊努人聚居的日高地方,學習阿伊努語,繼之設立教會學校與醫院,提供阿伊努人教育機會與現代醫療,並將聖經翻譯為阿伊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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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最初則以獎勵農業、禁止刺青與耳環,鼓勵說日語、使用日式姓名等措施,並以保護動物為名義,禁止阿伊努人使用傳統的毒矢等工具進行狩獵,試圖改變阿伊努人的外型與生活方式。通過灌輸農牧技術知識、上京拜見皇居,以形塑天皇制的意識形態,對原住民施以「教化」工作。
此外,近代日俄兩國對樺太、千島列島的歸屬變遷,亦成為阿伊努人所難以承受之重。長久生活於南樺太的阿伊努人,曾被強行遷移至道北的宗谷地區,其後又輾轉迫遷至札幌、小樽等地,強制其從事農耕與炭礦開採。居住於俄國國界最近的占守島住民,亦被迫遷至色丹島,統歸當時的根室縣加以管理,以防止他們與俄國人民密切往來。
基督教的傳入、內地人口移入的激增,農耕地的逐步擴大,政府的教化與迫遷,無不衝擊著過去仰賴漁獵、採集維生,擁有獨特生活方式與文化的阿伊努人。他們逐漸喪失了原本的土地與謀生方式。實則試圖使阿伊努人成為農耕民的效果不彰,他們難以適應農耕生活,多數陷入貧困,氣候與生活環境的改變,亦面臨水土不服,與各種疾病的威脅。
明治以降,北海道逐漸展開「內地化」的漫長過程。有人在這塊土地上重新站起,有人為這塊土地喪失了性命,而成就了北海道的發展,北海道也成就了近現代日本的形成。
本文根據2017年刊登於「故事StoryStudio」網站之〈偏鄉僻壤的「蝦夷地」到日本的糧食中心──北海道的前世今生〉一文所改寫增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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