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疆模式”如何效仿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反叛乱策略

作者：Darren Byler（注一）

本文最初发表于Made in China Journal，我们的翻译基于流傘（Lausan Collective）的转载。

2017年5月的某一天，一名哈萨克女性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注二）的首府乌鲁木齐被拘留。这位女性是中国公民，她可能曾经去过哈萨克斯坦或者有在那里的亲戚。她可能加入了一个在微信上的古兰经学习小组。她甚至也许并不清楚，是哪一条她潜在的“极端主义”的“微小线索”导致了她被拘留。无论如何，当她被拘留时，对她手机的扫描显示出她与哈萨克斯坦的一名维吾尔族女性有过联系。

为了讨好这些首要任务是抓捕“归国的恐怖分子”的审讯人员，她给这位身在阿拉木图的女性打了一个电话。她告诉这位名叫古力巴哈尔·吉力洛娃（Gulbahar Jelilova）的女性，她的母亲，也就是古力巴哈尔在跨境贸易中的合作伙伴，正在医院，因此古力巴哈尔需要越过边境前往乌鲁木齐取回她订购要出口到哈萨克斯坦的商品。一开始，古力巴哈尔对此感到怀疑，因为她听说了在那一年早些时候开始的对维吾尔族、土著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群体在“新疆”进行的大规模拘留，但由于她知道她的合作伙伴有心脏病，她认为也许生病的故事是真实的。由于她是在哈萨克斯坦出生的哈萨克斯坦公民，尽管她是维吾尔族，她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抵达乌鲁木齐的第二天早晨，她才发现她的判断是多么错误。她说：

"早上8点，警察敲响了我的门。他们出示了他们的警徽，然后说他们有一些问题要问我。我以为他们真的只是想问几个问题，所以我就跟着他们走了（没有试图抵抗）。我们一到达警察局，他们就检查了我的手机。当他们找不到什么时，他们向我展示了我朋友的照片，问我是否认识她。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已经拘留了我的朋友。他们在她的手机里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并逼迫她的女儿给我打电话。然后他们指控我向土耳其汇款了17,000元。我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说，‘慢慢想，好好考虑一下。’"

事实证明，古力巴哈尔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一年三个月零十天里，她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一系列拘留中心。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潜在联系的人在这些“黑站”拘留中心接受调查，这里条件非常恶劣。她和其她30多名突厥穆斯林妇女共用一个14平方米的牢房，由于伸展空间不足，她们被迫轮流睡觉。灯光从未熄灭。她们的动作和言语被摄像机和麦克风记录。

古力巴哈尔不懂中文，但她学会了说“谢谢”和“到”，还学会了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每天，她都在墙上高挂的电视监视器上观看政治演讲。这是她关押期间的“再教育”。审讯人员向她展示了一张崭新的中国身份证，并让她记住新的18位身份证号码。他们告诉她，她不再是古力巴哈尔·吉力洛娃，她现在是中国公民，她应该承认自己的罪行。

他们告诉她，她不再是古力巴哈尔·吉力洛娃，她现在是中国公民，她应该承认自己的罪行。

古力巴哈尔被卷入了明确以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土著和少数民族（注三）为目标的“再教育”制度。多达150万人表现出了恐怖主义的“预警”迹象，而她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预防性的执法系统以在美国、以色列和欧洲出现的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模型之上，但经过了调整以适合中国毛泽东主义历史所留下的“中国特色”。这些模型和技术共同创造了一个强制性的拘禁营系统，由超过一百万名非穆斯林公务员和警察执行（参见Byler 2018；另见Yi Xiaocuo关于新疆监狱殖民普通性的论文）。该项目得到了一个全面的、由人工智能辅助的生物特征和数字监视系统的支持。

中国的反叛压制因大规模的拘留和相关技术使用而是前所未有的。它像是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但没有有组织的、装备武器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大规模屠杀；这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反极端主义暴力”（CVE，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计划，有专门兴建的拘禁营和国营寄宿学校。它改变了反叛乱而以此产生一种当代定居殖民（settler colonialism）的新形式。这种殖民主义的政治和物质结构隔离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土著和少数民族社群，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和剩余的社会机构，包括他们的语言、信仰、家庭和文化传统。这个系统的特点是现代技术辅助的执法，产生了一种国家和殖民者对他们生活的种族化支配关系。

反叛压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

古力巴哈尔·吉力洛娃及其社交圈内其他人的经历表明，中国西北地区的警察和拘留体制，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反叛乱正在发生更广泛的转变。正如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 2019）所示，自2014年以来，中国当局采用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和反叛乱军事主义的形式，类似9/11之后的美国和其它国家。与美国领导的2000年代中期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占领类似，中国警方已将“新疆”​​​​​​​转变为一个例外空间（space of exception）——一个反叛乱的战区，活跃激进的武装分子被认为隐藏在“中立人口”（neutral population）中（Harcourt 2018）。

在美国的案例中，发现并消除这些藏匿的恐怖分子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一个将战区的所有居民囊括其中的全谱情报系统。一旦占据信息优势，就可以通过移除和孤立的过程追踪和瓦解叛乱网络。反叛镇压实施的最后一步是通过提供人道援助、基础设施建设和职业培训赢得目标人口的“心灵和思想”。按照设想，这将合法化并巩固“政权更迭”。

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实验的一个关键元素是构建了一个“人类地形系统”（human terrain system）。在其鼎盛时期，该系统雇佣了27支社会科学家团队，专门研究伊斯兰教、阿拉伯语或普什图语和达里语，以参与观察者的身份进入人们的家中，绘制伊拉克和阿富汗社会关系的地图，创建了一个能够记录人口社群和意识形态的数据库（Kelly等人 2010）。这个过程，即地理学家Derek Gregory（2008）所说的“武装社会工作”，被认为能够产生一个预测叛乱威胁的知识网络。民族志研究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对付网络中的叛乱分子领导人，从而实现对他们的选择性清除和关押。到2008年，这些营地中最大的一个，布卡营地（Camp Bucca），拥有多达18,000名囚犯，其中包括伊斯兰国（IS）未来的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

自2016年以来，类似的系统在“新疆”也得以建立（Mahmut 2019）。与阿富汗或伊拉克不同，“新疆”不存在有组织的武装叛乱，然而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土著和少数民族群体被以类似的方式标记为“潜在恐怖分子”。中国当局使用了类似于布什政府使用的许多“加强审讯”的技术。然而，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中国政府将几乎所有形式的突厥伊斯兰实践都视为心理疾病的表现，并努力通过精神治疗、语言教育、政治灌输和在一个比伊拉克或阿富汗的营地系统更为庞大的强制性工厂劳动中改变穆斯林的信仰（Grose 2019）。

在新疆，警方并不试图制造政权更迭，国家机构已经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这里还有更多的东西。与世界各地的殖民定居制度一样（Wolfe 2006），他们试图通过拘留和重新培训全体居民来制造深刻的认知和社会清洗。这是通过越来越严格的嵌套式生物识别和数字监控检查点来实现的——以营地和监狱的严格限制为终结。“新疆”​​​​​​​的所有维吾尔族人、原住民和少数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关押在他们社区的"露天监狱"（open air prison， sirttiki türme）中。

改造西方框架

早在 2007 年，中国的国家媒体和警务理论家就开始注意到美国军事主义的转变，当时有关 "彼得雷乌斯主义"（Petraeus Doctrine）的讨论，即以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将军命名的新反叛乱手册，标志着全球军事科学的转变（Yang 2007）。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各地精英警察学院的学者们开始研究反叛乱理论，首先是美军的实践，然后是以色列对其的调整和使用技术辅助的方式（Lu 和 Cao 2014）。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一新的理论范式在“新疆”得到了实践。

这种从学术研究到政策实施的转变背后的动力主要来自于2013 年和 2014 年在北京和昆明发生的悲剧事件。第一起事件发生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一名维吾尔族袭击者携家人在天安门广场驾车撞向游客人群；第二起事件发生于 2014 年 3 月 1 日，这起事件常被称为 "中国的 911"——数名维吾尔族袭击者在昆明火车站杀害了数十位汉族旅客（Doyon 2018）。一年之内，在巴勒斯坦、阿富汗和伊拉克观察到的新警务形式，汇集成了一系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警务理论项目，例如 "中国特色社区警务反恐模式"（Lowe 2017）等。

这种中国警务新模式强调通过"先发制人"进行 "预防"，其领导者之一是来自沈阳的年轻学者曹雪飞。曹雪飞在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攻读警察科学与反恐专业博士期间，与同事吕鹏（音）共同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论述了以色列反叛乱理论对“新疆”反恐的启示。

当时还在攻读警察学和反恐学博士的曹雪飞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论述了以色列的反叛乱理论对“新疆”反恐的启示。

随着他的思考不断深入，曹雪飞和另一位同事翻译了CVE专家 David Lowe（2017）所著的《警务反恐》《Policing Terrorism》一书。该书的中译本屡获殊荣，为中国针对伊斯兰国（IS）的反恐行动提供了 "经验基础"，许多人怀疑伊斯兰国与北京和昆明的维吾尔族袭击事件有关。Lowe 的书分析了 IS 在英国的分支机构 "激进化和招募人员加入其事业 "的手段，并强调了通过监视和利用社区线人收集情报的 "关键 "方法。

在 2016 年夏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中国警务理论家姬艳涛和尹伟开始阐述警务工作的这一转向应当如何在中国背景下进行调整，强调需要从 "被动反应"（passive reaction）转向预防。姬艳涛和尹伟认为，这种新的警务模式应当用来补充之前在“新疆”​​​​​​​“严打”运动中典型的军事化“干预”和“打击与严格惩罚”。

然而，尽管他们建议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但他们仍然小心地指出，中国的恐怖主义植根于“教育、宗教、种族和经济因素”等社会原因，与“警力数量并无直接关系”(姬、尹 2016，第144页)。跟随着党的立场，也呼应着全球CVE倡导者的立场，他们声称，维吾尔人有恐怖主义的倾向是由于其社会和文化体系，而并没有承认警察暴力和殖民统治的作用。他们主张反恐重心转向由平民情报工作者实现的“先发制人”。这一模式的核心概念是“ 预防”，姬艳涛和尹伟在他们12页的论文中重复了这个词58次。

中国的警务理论家声称，维吾尔人有恐怖主义的倾向是由于其社会和文化体系，而并没有承认警察暴力和殖民统治的作用。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预防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打击性预防”、“控制性预防”和“保护性预防”。 打击性预防是指对于“重点高危人口进行实时控制”（姬、尹 2016，第150页），比如古丽巴哈尔这样回流的恐怖主义嫌疑人。针对那些曾生活在国外穆斯林占多数的环境中、可以公开获取信息的维吾尔人，尤其是那些有证据表明他们与其他嫌疑人有联系的维吾尔人，需要“主动出击、先发制人”。

一旦恐怖主义嫌疑人被拘留，他们就会被置于 “控制性预防”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没有充分线索或证据显示其具有恐怖意图的人，将实施 “控制” 措施，以降低他们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并消除其不利的行为和思想。第三种形式是防护性预防，指的是通过全面的情报收集和干预，防止恐怖主义思想在民众中的滋生和蔓延。

与中国以外的反叛乱截然不同的是，所有情报收集工作的进行都要通过社区，即城市地区由国家指导的邻里监察单位，或通过村级大队，这是党组织在最基层推动的执法形式。在“新疆”，社区通常由党员——绝大多数为汉族——和警察组成，还雇佣了维吾尔族辅警和主要为汉族的志愿者情报员，通过每周的情报报告配额制动员他们进行反恐。

尽管中国的社区执法借鉴了欧美反恐的话语，但姬艳涛和尹伟认为，必须让“人民”感受到压力，让他们举报自己的邻居，以填补情报系统中的盲点。实施这种社区执法的方式是对穆斯林人口进行监视，寻找显示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的75个迹象，包括去清真寺、研读古兰经以及使用常见的问候语“Asalaam Alaykum”。未经批准的宗教知识和实践以及与其他嫌疑人的关系受到格外关注。与中国以外的反叛乱不同，每个由国家管理的监察单位都有一个便民警务站的支持，通过视频监控、数字媒体历史搜索、生物特征跟踪以及在强制性政治活动中的人工监视，对其辖区内的人进行“无缝”监控（Zhang 2016）。

纪、尹二人在2016年撰文时，新疆的 "再教育营 "尚未完全建成，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土著和少数民族社会的大清洗也尚未开始。不到一年之后，古力巴哈尔和“新疆”的 150 万维吾尔及其他土著和少数民族成员开始被推入这些 "预防 "领域，并遭受随之而来而来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清洗。

“新疆模式”

2016 年 11 月，一篇由“新疆”当地警察学院理论家王定和山丹撰写的新文章出现了。作者认为，其他警务理论家提出的预防性警务模式需要在一个明确的“新疆模式”下进行调整，这不仅可以转变宗教，也能够促进突厥少数民族与中国文化的 "深度融合"。他们写道，这种新模式将把美军使用的全方位情报 "战争模式"（war mode）与旨在铲除恐怖主义根源（即 "极端主义 "宗教意识形态）的 "犯罪模式"（criminal mode）结合起来。预防性警务的这两种模式，会与一个关注“把社会秩序恢复到常态”的“治理模式”结合在一起。

但是王、山二人所说的社会秩序的“常态”究竟是什么呢？正如他们所说：“在当代，没有‘文化’的宗教就没有前途”(王、山 2016，第25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必须加速中国文化在“新疆”“深度融合”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新疆模式”反恐的最突出特征。他们认为，由于“新疆”特殊的环境，这些经过调整的反恐方法是必要的。因为作为一个尚未完全由汉人移民定居的边疆地区，当地人口普遍缺乏市场一体化。

但更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是宗教，正如王、山所说，这是一个 “个性问题”。他们写道，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坚决防止人们被一种 “没有文化”的宗教 “洗脑”。言下之意是，由于突厥穆斯林严重缺乏 “文化”，而 “文化”一词明确指的是 “中国文化”，因此必须加快中国文化在“新疆”的 “深度融合”。

言下之意是，由于突厥穆斯林严重缺乏 “文化”，而 “文化 ”一词明确指的是 “中国文化”，因此必须加快中国文化在“新疆”的 “深度融合”。

由于伊斯兰教已深深融入“新疆”人的生活方式，王、山认为，突厥穆斯林几乎需要重新学习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该地区的所有非穆斯林都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他们认为，拥有中国文化的人需要在整个“新疆”社会 “占据舆论阵地、文化阵地和网络平台”（王、山 2016，第26页）。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暗示需要通过全面实施定居殖民措施来取代维吾尔和其他土著及少数民族的文化领袖。只有这样，才能“把各类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2017 年年中，当古力巴哈尔·吉力洛娃作为“返乡恐怖分子”嫌疑人被诱骗回新疆时，这些学者所倡导的大部分内容都已付诸实施。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她成为了“打击性预防”逮捕的目标。从那时起，她进入了“控制性预防”状态，直到最终被释放，进入“保护性预防”状态。虽然她被认定除了身为维吾尔族人和穆斯林之外没有其它罪过，但“新疆模式”的反叛乱行动彻底颠覆了她的生活。

社区作为监狱

在反叛乱战争中，社会权力最小的人受害最深。根据 "伊拉克死亡人数调查"（IBC，Iraq Body Count）组织的独立研究人员的统计，自2003年以来，伊拉克有记录的平民死亡人数已接近20万（IBC 2019）。在阿富汗，美军及其盟友杀害的平民人数比塔利班更多（Zucchino 2019）。这些死亡事件，加上通过监控与清洗而产生的社会生活广泛破坏的连锁效应，打破了社会网络，让家庭四分五裂，以此造成了巨大的暴力形式。反恐带来的痛苦会由那些幸存者代代相传，并传遍整个社区（Al-Mohammad 2016）。

正如 Arun Kundani 和 Ben Hayes（2018）所指出的，在欧洲和北美，穆斯林社区被要求首当其冲地承担与 CVE 计划相关的社会暴力责任。家庭、清真寺、雇主和教师的任务是评估他们的朋友、亲戚和学生是否属于“预备罪犯”。与中国一样，在英国，极端主义被“描绘成一种病毒”，与经验证据相反，宗教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暴力的主要原因（Kundani和Hayes 2018）。不考虑结构性暴力、殖民主义和制度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作用，穆斯林和那些被种族化为穆斯林的人——尤其是那些在公共场合实践其信仰的人——被简单地假定为潜在的恐怖分子。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相似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公民权利（civil rights）和言论自由可以成为对抗大规模法外拘留和死亡的屏障。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情况也并非如此。正如一位“新疆”地方官员最近所说，维吾尔人和其他土著及少数民族所遭遇的一切 "与侵犯人权无关。维吾尔人没有权利。"（ITV 2019）这种说法与中国对人权的普遍解释不谋而合：人权意味着大多数汉族人不受恐怖主义侵害的权利（Liu 2019）。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他们有权免受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土著及少数民族群体的恐惧，而这些群体是中国唯一被列入恐怖主义行列的人口。
古力巴哈尔·吉力洛娃所面临的程序暴力因其哈萨克斯坦公民身份的相对特权而大大减少。如果没有公民身份，她仍会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遭到某种形式的拘留。种族化的宗教歧视、侵犯隐私、政治审查、失踪、未经正当程序的拘留以及缺乏个人和集体自主权在“新疆”已经制度化。对大多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土著和少数民族社区而言，他们被拘留的情况仍不可预料。他们的社区本身已经成为他们的监狱。

注：

（一）达伦·拜勒（Darren Byler）是一位人类学家，重点研究中国在新疆实施的汉族定居殖民计划，以及对突厥穆斯林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监禁、强制劳动和文化屠杀。本文最先于2019年10月发表于Made in China Journal，原标题为“中国西北的预防性警务作为社区拘禁”（Preventative Policing as Community Detention in Northwest China）。我们的翻译基于流傘对此文的转载。翻译以获得作者及流傘​​​​​​​的授权。

（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又称“新疆（Xinjiang）”、“西北（Northwest China）”、“东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维吾尔亚（Uighuria）”、“伊犁（Ghulja）”、“塔尔巴盖（Tarbagai）”、“阿勒泰（Altay）”、“宗喀则和阿勒泰沙尔（Dzungarstan and Altishahr）”或“宗喀则和塔里木盆地地区（Dzungaria and the Tarim Basin Region）”，以下简称“新疆”。“新疆”，在汉语中可以被理解为“新领土”、“新边界”、“新前线”，是一个有高度争议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乾隆年代，后来19世纪中后期左宗棠重新占领这一地区，这一名称开始正式使用。

（三）维吾尔人是受中国在新疆所进行的大规模拘禁和监视影响最大的群体，但其它原住民或少数群体同样受到了程度相当的影响。因此，我们和流傘一样，将原文中的“维吾尔和突厥穆斯林群体”改写为“维吾尔人、原住民和少数民族群体”。作为汉族人或第三者，我们希望通过使用尽可能准确的用语，表达中共的大规模监视和拘捕是如何影响不同的群体，这些影响的广度和复杂性。这是去殖民实践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