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性观与政治立场的选择

北大每学期开学后不久，大约第三四周，会在三角地举行club fair进行社团招新，戏称百团大战。我最喜欢的社团是吉他协会。

在未名BBS的吉协版精华区，保存着吉协史记，“史记”由吉协最早的几位创始人、历任会长和核心成员写成，后来者可以不断补充。史记中最精彩的一段内容，是成立初期几位创始人和试图控制吉协的商人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由于北大这个平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音乐类社团每年新会员对于乐器的需求以及商业演出的机会，很多商家会觊觎这块肥肉，其中不乏北大自己的学生。吉协的创始人为何要彻底清除商人和商业的影响？他们认为吉协是一个学生社团，本意是为真正热爱音乐、热爱吉他的人们提供一个共同学习、相互交流和切磋的平台。尽管真诚地热爱音乐，音乐并不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整体水平与专业人士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北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却会为他们带来很多利益和机会。如果商业因素牵扯进来，利益争夺和浮躁之风很快就会主导整个协会，没有人会真正沉潜下来学习和练琴。

几位创始人原本都是学生，涉世不深，整体比较天真，在决定吉协未来走向的这个过程中，与商人相比，他们最初显得手足无措，渐落下风。为吉协最终摆脱商人控制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人是从北航考到北大的博士、绰号老流氓者。据吉协史记，老流氓最初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因他表现得过于世故，和其他人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在和商人较量的过程中，老流氓赢得了其他几位创始人的信任和尊重，不仅是由于他对吉协事务的热心和真诚，更重要的是每次他都能准确地预测到商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和手段。起初，其他几位创始人并不相信他的判断，因为他的判断中把人性想象得太过邪恶，而这些年轻的学生并不相信人性会如此邪恶。然而，几个回合下来，老流氓由于他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而形成的精准判断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信任和尊重。此后他们通力合作，让吉协成为了北大最好的社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在所有的社团中，我从没有看到如此具有独立性的学生组织，他们不仅清除了了商业控制，还尽最大可能摆脱社团的主管部门校团委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明白，后者比前者难得多。

我为何要谈到吉协的这段历史和老流氓呢？当时和此后，我所读的书、我所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使我在人性幽暗隐秘的深渊之中那没有光能够进入的地方四顾茫然，使我时常想起老流氓对于人性的理解和判断以及为什么他是正确的。

我们的传统中性善性恶的争论由来已久，无论是儒家内部的分歧还是法家的看法，都不能使我彻底接受其中的一种观点。如果人性是善的，如何解释恶的来源？如果人性是恶的，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都只能永远生活在无尽的黑暗、绝望与虚无之中，而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处在摇摆中的人会说人性有善有恶、善恶一体，然而这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并不是对始因的解释。

当然，还有来自别的传统的回答，比如基督教。

我大约在大二大三的时候通读过《圣经》，读的时候心里忍着一股强烈的反感和愤怒，《旧约》的上帝太过残暴和专横，字字句句都是扑面而来的压迫感。这种心情直到《新约》才逐渐缓解。那时的我不会预测到，多年后我对于《旧约》和《新约》的理解会颠倒过来。我读完了《圣经》，我知道它说了什么，但是我不理解它为什么那么说。对我而言，它不过是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而那些故事外在于我的经验和情感，外在于我的整个生活世界。这种完全的外在性，仿佛我坐在电脑前目睹了坦克从一个人身上轰隆隆地碾过，它不真实到我不能理解，但是它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从那之后，我遇到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问他们，你相信上帝存在，那么上帝是什么？然而对基督徒的询问和阅读《圣经》本质上是一样的，不理解和理解之间的区别是0和1的区别，而不是1和2的区别。在上帝存在这个问题上，从0到1最终依靠的是信仰的一跃。

对于我们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人来说，无论表面看上去怎样，我们的内心深处都会有对所谓造成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西方文明的抵抗。有的人抵抗终生，有的人在那些莫辨真假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现实中左冲右突，时卑时亢，最终，要么如穷家破院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孩子忍泪挥别爷娘故乡浪迹天涯自寻活路，要么更惨烈如哪吒剔骨还父寄精魂于草木而重生。无论是哪种，总免不了悲情与沉痛作底色。

在2014到2016年间，我看到的这个世界，使我几乎被人性黑暗所带来的虚无感所吞噬。每天，心脏都像被注射了大剂量的麻药，无知无觉，空洞茫然。人性黑暗所带来的虚无，这多么适合描述《金瓶梅》的那个世界啊。有一天，我站在幽暗的教室讲台上，突然觉得很多年以前读的《金瓶梅》就是我们这片土地几千年的写照，它是中国的思想中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所能达到的高峰，之后就是鲁迅。《金瓶梅》用浮华与放纵调笑了这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一笔一画描摹了一幅工笔春宫图一样的虚无，鲁迅用尖刻和冷峻的语言一字一顿地雕刻了一座大理石像一般的虚无。只是他们再也无法从其中一跃而出了。

17年我刚毕业的时候，文学院分给我一门大家都不喜欢的通选课，中国文化概论，教材是已故的北大教授张岱年先生主编的。课本有一个没有明言的内在逻辑，即文化的优劣决定国力的强弱，同时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论点，即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是优秀和先进的，只是近代才落后了。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在历史上一直如教材所说那么强大和优秀，近代的衰落是怎么发生的？强大和优秀的不可能被弱小的和落后的所欺凌和打败，被打败说明它不够强大也不够优秀。我当然明白教科书为什么要这样写，而学生也不会注意这一显而易见的不妥。但是它激发我去追问，文明，到底有没有先进与落后之说？我阅读了很多资料，尝试给自己一个答案。其实答案很早就有了，那是多年来慢慢形成的感受。现在，我需要一个有理有据的陈述和论证，给自己，也给想听我说的人。

文明这个词，从它产生之后不久，就被另一个词所干扰和裹挟，人们再也难以正确地理解文明这个词真正的对象和内涵，那个词就是文化。这些词背后是复杂微妙的对于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国家的极度自尊和自卑的情感与认知。一个人的早餐选择喝粥还是喝牛奶，你可以认为这只是个人偏好，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早餐全都选择喝粥或者喝牛奶，那么这一选择一定和它的文化也好文明也好即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有着幽微曲折的关系。如果这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觉选择，而是不得不的接受，那说明这个国家或者民族是被或者不被上天垂爱的。无论使用哪一个词，我们区分出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制度文明这诸多层次，并在那个无可回避的层次上承认一些基本的事实、接受一些基本的判断，其实避免了一个进一步追问下去定然会逼近的残酷真相。

我们的文化为何在其最高点也不过是撞到了虚无这块天花板？为何《金瓶梅》沉沦欲海却毫无畏惧、而鲁迅心中除了黑暗不抱任何对这个世界的希望？

张灏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把人性论和政治制度的选择解释为直接的因果关系，如很多批评者所指出的，这样的因果关系太过粗疏、简化、大而无当，并且忽略了事实与理念的区别、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但是，如果把他的观点修正为人性论和政治制度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应该庶几近之。是的，经过很多年的徘徊犹豫、曲曲折折，我认为基督教的人性论是最令人叹服的。用简单的性恶二字来概括基督教的人性论并不正确，这是张灏的诸多批评者的一个误读。基督教的人性论最基本的信念有两点：第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因而蕴藏了无限向善的美好可能性，并不贬损人的尊严与荣耀；第二，人是被蛇引诱执着于自己的智慧的堕落者，因而具备了无限作恶的罪性，需要时时警醒忏悔。简言之，人不可能依靠自身达至至善，但是人依靠上帝拥有被拯救的希望，而且，希望在来世，不在此岸。这一观念的前提是，上帝存在，灵魂不朽。西门庆大概从来没有思考过灵魂的问题，因此也不会有出自于恐惧的收敛和自我约束。而希望之光也没有照进鲁迅式的黑暗心灵，那个黑暗心灵里没有祥林嫂的死后是否有地狱这个问题的答案。

天堂和地狱，这是为人性作出的多么美妙的设计。我也终于明白了来自犹太教的《旧约》和《旧约》中那个看似暴戾的上帝为什么没有被基督教所抛弃。渎神的齐奥朗抱怨“苦难是世人仅有的传记”，他大概不会理解虔诚的约瑟夫·德·迈斯特在《圣彼得堡对话录——论神在人间的统治》中所说：“一切痛苦都是惩罚，一切实施的惩罚（除了最后的惩罚）都是为了爱和正义。”人性是堕落的，也是软弱的，迈斯特反问道：“假如有人完全屈从于罪恶，怎么能够从他身上消除罪恶呢？他给爱留下空间了吗？一切正确的教诲都在警告自由人不要越出界线，到那没有任何限制的地方。”但是蛇在伊甸园中撒下的种子还是茁壮成长了，它和古希腊思想携手越过界限，制造了现代性的诞生，尽管曾经濒临危机的古希腊理性认识论是写下了四福音书之一的约翰到达以弗所之后用耶稣基督信仰所挽救的。

现代世界的人们不要《旧约》，不要惩罚，不要地狱，他们只要《新约》，只要爱，只要天堂，而且是人间天堂。2013年12月网上曾有一则流言：教宗方济各让梵蒂冈第三委员会从天主教教义中清除现实的地狱。2014 年1 月29 日，美国线上杂志《宗教通讯》（Religion Dispatches）发表了牧师 Candace Chellew-Hodge的文章《千禧世代创造新宗教：没有地狱，没有神父，没有惩罚》（Millennials Invent New Religion: No Hell, No Priests, No Punishment），讨论是否应该在基督教中保留地狱观念的问题，学生们一致拒绝“地狱的概念，以及对不服从宗教指令的任何形式的惩戒”。他们接受爱，但拒绝自身超越人性之恶和堕落的努力，也拒绝任何惩罚。基督教文明之下的欧美国家是如何走到如今的地步的呢？

12年秋天，十月的一个晚上，我靠在北大图书馆二层文科阅览室的沙发上读波德莱尔。突然间似乎有一道光照射进了我的大脑，以前不解的地方如醍醐灌顶般豁然开朗。波德莱尔把约瑟夫·德·迈斯特奉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但是他背叛了迈斯特和迈斯特的上帝，不如此，他无法实现自己的自我，他的恶之花是掏空了所有的真和善的无意义的纯粹形式，即虚无。从他开始，真和善在文学中开始崩塌。他的痛苦，哪怕是假装出来的痛苦，却也阻止了他纵身跃向虚无的深渊，那深渊成了他观赏的对象。此后，基督教世界的人们迅速向虚无的无底深渊滑落。

我们的古老文明中最令人绝望的那道暗流，与十九世纪之后上帝最终被打倒在地的西方那股喷涌而出的那喀索斯之泉相遇相知交汇融合了。差别在于，对于基督教世界的人们而言，上帝即使死去，他的河流即使干涸，那喀索斯之泉也只能在他遗留的河床上寻找自己的方向。而我们的这条暗流则冲垮了大堤，肆虐于原野、村庄、城市和人们的心灵。面对一个洪水猛兽，是不存在人性观的讨论和政治立场的选择的。

局限在一个尚可讨论的语境中吧。乔治·莱考夫在他那本具有强烈倾向性的著作《道德政治》中，认为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政治立场是基于两种不同的道德模式，即严父模式和慈亲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隐隐浮现和对应的是《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耶稣，尽管作者本人从未提及这一点。表面上作者显得比较中立，认为这两种模式只是基于不同的道德认知，但是我们知道，一旦某种特质和现象被判定为道德或不道德的，它就已经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褒贬色彩。这不是道德认知，而是道德判断。因此，在莱考夫所谓的道德判断而不是道德认知里，严父模式/《旧约》上帝是没有爱的，只有无情的纪律和惩罚，而慈亲模式/《新约》耶稣则充满了爱、理解、抚慰和温情。

莱考夫的错误不仅在于他失去了一个认知科学家的客观与中立，还在于作为一个认知科学家，他对政治立场的基本认知是浅薄的，所下的判断是草率的。政治立场的选择不是出于两种不同的道德模式，而是深深地扎根于基督教传统中对于人性的理解。基督教既肯定人的尊严，也不回避人的堕落、软弱和罪性，在这一更接近人性事实的认知基础上，才会产生来自于爱的希望和出自于恐惧的敬畏，是这两者为人类铺就了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那么，自由派的人性观来自于哪里呢？它来自于现代性产生后对基督教人性观的改造。这一改造是撒旦埋下的种子，它是对上帝的直接对抗，还是对苏格拉底描绘理想城邦时自由概念的彻底颠倒。苏格拉底把自由看作灵魂的自我节制和对理性的服从，但是在以撒旦为其象征的左派思想中，自由是对欲望的无限满足和放纵。撒旦被耶稣基督永久地囚禁在地狱中，因而左派要取消地狱。左派认为爱就足够了，但是他们忽视《旧约》、取消地狱本身就足以证明人性的堕落、软弱和罪性这一事实。把人间变成天堂和在地狱为王，本质上是一回事。

至此，我们可以结合张灏和莱考夫两人的观点加以修正，基督教的人性观不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充要条件，但是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选择左还是右，保守还是自由，确实和人性观有因果关系。

休谟说：“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基于休谟时代的科学的含义，我认为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对于人的科学的基本认知和修养，我们对于其他人文艺术的理解将会出现极大的盲目和无知，比这更糟的，是对作为日常生活的政治表现出一种道德上的缺陷，即愚蠢。

我经常想起北大吉协的那些年轻人。他们为吉协制定了简单但是又很严格的制度，无论什么时候出去腐败（他们把聚餐和K歌等戏称为腐败），他们规定决不允许使用吉协的经费。会员费是吉协的唯一经费来源，他们用这些钱为吉协购置音响设备，为会员延请老师教学吉他、架子鼓，支持会员组乐队，每年两场吉协专场演出，既是自娱，也是给会员锻炼的机会。因为他们有学生社团难得拥有的设备，所以他们很少会有求于学校行政部门的时候。他们有勇气也有能力和才华与学校迂腐的官僚斗智斗勇，尽量避免校方对吉协内部事务的干涉。如果吉协自己背离了它最初的宗旨和原则，几个老炮儿会跳出来破口大骂，直到会长和核心成员承认错误，或者辞职。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并不高蹈清谈，他们是现实主义者，用务实、肯干、聪明才智和激情去一点一点实现和维护他们的理想。他们是眼光毒辣的老流氓，稳重温和的cava，为了吉协可以象疯狗一样咬人的库卡，扮演红脸的民工，还有无条件自信的阿兰。他们是晦暗的燕园和这片阴沉的土地上闪闪发光的人。

                         202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