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译/异种器官移植的文化焦虑

本文译自Gideon Lasco于2022年2月15号于Sapiens发表的The Cultural Anxieties of Xenotransplantation一文。
原文/Gideon Lasco
译/陈述

译文仅供学习交流，欢迎批评指导，转载望注明来源。

一月初的时候BBC News报道传出，David Bennett Sr.，一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57岁男子得到了一颗转基因的猪心脏。这项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进行的长达八个小时的手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医学家们为这次手术而欢呼。由于器官的数量短缺，以及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器官匹配的困难程度，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心脏移植一直是一项罕见、昂贵、复杂的手术。尽管有数千人有可能从这种手术中受益，尤其是那些患有晚期心脏衰竭的人，但还是很少有人能够接受新的心脏。那些可以接受的群体必须面对免疫系统排异的风险。

使用转基因的猪器官有可能可以为这些拯救生命的治疗项目铺路，使其更广泛地纳入使用——不仅是对那些需要心脏的人群，同样也对那些需要其他器官的病人。仅在美国，就有超过106000人在全国移植等待名单上。

但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对此事感到不适。人们对Bennett获得新猪心脏一事作出了许多反应，惊讶、好奇、作为谈资。《纽约时报》援引了病人的一句话：“那么我会发出如猪一般的叫声吗？”

这种矛盾的心理与对跨物种器官移植，或者我们称之为异种器官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的大众心理研究的结果一致。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瑞典的研究中指出，77%的受访者喜欢人类活体捐赠者的器官；69%的受访者喜欢已故人类捐赠的器官；63%的人喜欢人工器官；只有40%的人喜欢来自非人类的动物器官。尽管这些态度在慢慢发生变化，但世界范围内仍有许多人对器官移植持有怀疑态度，或者在道德上反对器官移植，尤其反对动物与人之间的器官移植。

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做实验性医疗手段下伦理困境研究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帮助阐释为什么异种器官移植仍让很多人忧心忡忡。

例如，研究人员将人们对接受动物器官的“厌恶”之情与广泛持有的关于某些动物的文化观念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某些物种，如猪，是不干净的，不适合与人类共享同一生存空间。尤其是在伊斯兰和犹太教背景下，猪不仅被认为是不干净的，并且被禁止作为食物。考虑到这些禁忌，一些研究员推测：“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更不可能迫切接受使用猪的器官进行人体移植，即便有人性命攸关。”另一些宗教学者和权威人士认为，如果这能拯救人的生命，那么这种治疗手段是合理的。

除了最近对动物治疗的伦理性担忧外，这些情绪还包括医学社会学家Gill Haddow所描述的“对异种移植产生全面的反感情绪”。

让器官移植的“道德反思”进一步复杂化的是，无论器官来自人类或非人类，一些人对于器官的理解和体验是让人出乎意料的。例如，虽然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器官是没有情感、记忆和人格的，但在器官移植的民族志中可以发现，许多人的感觉并非如此。根据人类学家Lesley Sharp所言，器官接受者“经常表达这样的情绪：通过接受捐赠者的器官，他们可以因此获得捐赠者的情感、道德或者身体特征。”

与其他器官相比，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可能尤其对西方世界的身体概念相冲突，因为心脏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灵魂和人格的所在地（与之相反的是，在亚洲社会，譬如菲律宾，肝在传统上才被认为有着类似的地位）。一个人的一部分或许在他们死后仍然存在在他们的器官当中，这种想法占据了主流的大众想象，这一点可以在《A Change of Heart》等书的流行现象中可以看出。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在接受了一个死于摩托车事故的年轻男人的心脏和肺部移植手术后，性格产生改变的故事。

人们对器官移植有着如此复杂而多样的理解，也就不难理解有些人对猪的心脏是否会对人体产生影响这件事心存顾虑了。

尽管有着这些顾虑，事实上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在尝试使用其他动物——从灵长类动物到猫和狗的皮肤，血液，以及器官来替代自己的身体部位。专门从事异种移植的外科医生David K.C. Cooper指出，这种嵌合体一直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故事和宗教文献中。Cooper认为，这些嵌合体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几百年来，人类一直对融合各种动物物种的身体特征的可能性极感兴趣。”

Cooper解释说，自现代医学出现以来，猪一直被视为具有在人类身上进行器官移植的潜力，原因有很多：它们有无限的可利用性，它们可以快速增长并且有适当的器官大小。早在1838年，猪的眼角膜就已被移植到了人身上。1907年诺贝尔奖获奖者Alexis Carrel在他对未来器官移植的展望中特别提到了猪：“（器官移植）理想的方法是移植那些易于固定和操作的动物器官，例如猪。”

从那时起，医学家们在异种移植方面取得了渐进式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猪的心脏瓣膜被移植到了人类的心脏上，制成了现在被广泛使用的生物假体心脏瓣膜。然而，使得Carrel本人的设想更加接近现实的突破性进展，是基因工程。

在首次成功的猪-人心脏移植中，科学家们在供体猪身上添加了六个人类基因，并进行了其他的基因调整，使得设计出一个更易被受体免疫系统所接受的心脏。去年，第一个猪肾成功移植到一个脑死亡的人类受体上，这项原理也便得到了验证（在几周后的猪心移植中同样再次得到了验证）。

这些发展可能预示并推动改变大众对于异种移植的态度。

过去的技术进步，连同其他的改变一起促成了类似的转变：譬如在丹麦，学者们记录了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器官移植从遭到反对到被接受的巨大转变。如Sharp所指出的，异种器官移植的拥护者在谈论猪和其他的动物时，强调了种间关系（或者如她所说的“亲属关系语法”(grammer of Kinship)），这促使了公众来接受它。

另一方面，对动物福利态度的转变也引起了对操控和剥削动物的担忧，包括为了人类健康而对其他物种实行基因工程。善待动物组织(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发表声明，谴责道，猪的心脏移植是“不道德的，危险的，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批评提醒我们，社会态度有助于决定某种生物技术是否以及何时可以被采用。

不论从长远角度看，异种移植的命运将何去何从，这种治疗手段的可能性都表明了人类和其他的动物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相似。

Gideon Lasco：人类学家兼医生。常驻菲律宾马尼拉。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菲律宾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目前留校教授人类学。他的研究包括年轻人的化学实践、人类身高的意义、医疗保健的政治以及菲律宾“毒品战争”的生活现实。Lasco在《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上有一个每周专栏，发表一些关于健康、文化和社会的文章。Twitter: @gideonlas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