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这条路，唯一的办法就是大乱大治。我是不指望这个制度能“和平”实现的
作者：西34街的九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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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这么一个回答，赞我点了，但我一点不赞同这个答主对天涯经济金融圈那帮人的吹捧。因为我就是见证人。这些人的预测，恰好说明了一个道理，社会是极度复杂的，我们预测经济问题的时候，很容易把一些结论和假设当成是“天经地义”的，结果这些假设变了，最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结论完全错了。天涯那帮人预测中国房价会持续增长，最后绝大部分人进城，永远没有购房能力，世代租房为生，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兜底并垄断地产 — 租房市场。而现在看结果是什么呢？我也给个预测，房地产总崩盘，刺激政策在一线城市以下全盘失效，未来除了一线城市和几个准一线大城市以外房地产完全失去市场，各地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地方城投公司拿地维持一个“虚假的高价”，但奈何财政缺口无法解决，最终在2–3年内全国95%的市政府财政总破产。
这差别是天涯那帮人预测出了啥问题呢？两个问题。
1，他们假设prc经济会持续增长。2，他们假设汉人始终保持人口增长。当然，如果人口下行了，那经济持续增长也不可能。你说就错在人口上也可以。
天涯当年除了某易以外，没一个人预测到人口总崩盘这事，而人口总崩盘直接决定了经济的不可维持。为啥这么说？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完全靠卖地维持，只有少数几个穷地方是靠工业企业税收或者财政转移支付。卖地前提是当地房地产市场持续增长，而房地产市场持续增长靠什么？靠人。人哪来？人一层层来。二线三线城市去一线，四线和县城去二线一线，农民去四线和县城。去了除了当牛马，就是买房。买房的消费者维持着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维持着土地市场，土地市场维持着当地政府财政，无非这样。吸人是层级式的，四线城市及以下不可能吸同级别或以上城市人口，因为当初设计的时候就用户籍制度把人搞成369等，确保“你在四线城市花在土地上的钱减少，你失去的权利和利益更多。”维持吸人链。那四线城市和县城作为一二三线城市人口供应者，自己的房地产市场消费者靠谁呢？无非两种人。一种是“本地人”，也就是本城市民。但本城市民必须生育率到2以上，不然就生一个，父母两边房子继承完了之后，第三代就基本上没有买房需求了。一种是“进城农民”，这才是维持房地产市场主力军。但当时天涯那帮人从来没想过中国农民不生了，他们以为中国农民会住在农村，源源不断生产出大量人口主力进城当牛马，剩下的留在农村充当新一代人口制造机。结果农民也不生，他们立即傻眼。四线城市没了进城人口以后，发生人口崩盘，消费者需求近乎清零，房地产市场会立即完蛋。人口崩盘又会导致地方物流链完全崩溃，经济活力完全丧失，财政变成失血地，依赖一二三线城市“反哺”转移支付。那下一步依此类推，二三线城市随着四线城市和农村人口崩盘，自己也在吸干净四线人口后崩盘，然后物流链和房地产市场 — — 土地 — — 地方财政双管齐下一起完蛋，最后人口全部集中于若干个一线和准一线大城市，剩下的地方财政都从卖地自养转向依靠一线大城市财政转移支付为生。转移支付养的住么？养不住就是货币超发，恶性通货膨胀。你要是不养，那你不可能除去一线城市和若干个所谓“准一线”以外全部放生，任由中国95%的土地上财政崩盘。那和整体崩溃没区别，还维不维稳了？
所以我说天涯那帮人其实蠢的要命，他们想的是啥呢？新加坡。新加坡是说他们琢磨的盈利方式就是政府垄断土地后再逐步垄断租房市场，人活着就要住，先利用地价赚了卖房的钱，以后再利用租房再赚一笔，顺带把人控制住。我五年前就说新加坡模式用在大国是扯淡，你要是上海独立了可以玩玩，上海市政府靠非国民纳税和游资炒高地产支撑财政，上海户籍人口人均享有公租房作为户籍特权，沪漂就过来给上海人当牛马，完美！这套代价就是户籍人口自己会主动断子绝孙，新加坡今天生育率不到1.0，上海户籍人口连带沪漂都不到1.0，这套制度维持前提是源源不断外来冤大头填坑，这样才能维持房地产市场。而且新加坡政府小国寡民，不对新加坡以外承担责任，这也不必承担额外财政责任。prc越乱越烂，人和财来新加坡越多。prc政府敢让河南山东乱起来么？
事实完全如我所料，这几年看生育率，实际上新加坡，hk，韩国和台湾的下场没有任何区别，日本已经是所谓“东亚模式”（所谓儒家大政府官僚微操经济）天花板。汉人不可能走“东亚模式”，因为totalism的原因（我们的官僚是a4雕花匠，不是真正的技术官僚，而且先锋队扭曲了市场和信息，经济信号自己都是失真的）汉人根本摸不上人家的地板，但因祸得福，反而可以走上另一条路，也就是真正的“东亚模式” — — 儒家+小政府。
实际上，“儒家大政府”本身不是正统，儒家小政府才是。汉人民族社会非常庞大，这导致了两个后果。1，和民族社会的总体体量相比，官僚阶层数量不算多。2，民族社会的体量也造成了民族社会的复杂程度骤升，官僚一般也不懂专业技术。宋代政府靠专卖垄断来维持一个大政府就是“大政府”的极限了，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是“三冗”。而宋朝政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技术方面的极度无知和瞎指挥。比如水利（三易回河），比如马政（用伦理干预交配），官僚都在瞎指挥。所以到明朝的时候，鉴于宋朝的弊政，明朝政府已经明白不能再维持社会控制和干预了。所以明朝政府是非常“小”的。1，一个县就几个官僚，鼓励和支持士绅自治。2，经济上奉行放任主义，宋是“不抑兼并”，明朝在江南是放纵多人共出一税，共出徭役。用低税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居民肯定倾向于多生育，因为这样才能减少负担。而因为“诸子析产”，也形不成大地产庄园。明朝巅峰人口在1.5亿-2.5亿左右，增速远超满清，江南和岭南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空前水平，这就是原因。明朝最后灭亡于崇祯年的空前自然灾害，白银流入因为国际市场原因减少诱发恶性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铜币），还有小政府一个副作用 — 动员力减弱。如果我们吸取这几百年各民族管理大型城市和金融市场的经验，那么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所谓的“儒家大政府”，管技术官僚叫“儒家“本身就很可笑。而官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特别是对经济层面的全面控制和重税盘剥，本身也和儒家南辕北辙。港台韩新都比较小，所以他们管得来。大国怎么管的来呢？实际上，这些地方很多官僚都是殖民地官僚出身，给殖民者敲骨吸髓盘剥为要务，这反而成了“儒家”，岂不是可笑么？（当然想想满清儒家，也不可笑）。
具体来说应该怎么样呢？三点。
1，全面的土地私有化，把农村的土地完全私有化给农民个人，农民享有自由处分和市场交易的一切权利。取消一切农业用地指标限制和审批。把城市土地所有权从地方市政府转移给市议会，处分和卖地收入由全体市民共享。完全取消户籍制度，允许人民自由迁徙。
2，全面的轻税化。不收土地税，也不收房地产税，只收土地闲置税和超额累进税惩罚大量土地占有者（包括地方政府）。
3，保留强势的中央政府，把省变成中央派出机构，在地方层面彻底的解体大政府，实行地方市县的“强议会，弱政府”。市县财政自理，取消一切县以下的派出机构，主要政府财政支出由当地企业纳税支撑。
这三管齐下之下，可以有效的解决人口问题和财政问题。房地产市场可以让它崩盘出清，因为到时候地方政府已经和房地产市场脱钩了。汉人生育率也可以回升，城市地产的廉价可以恢复城市居民生育率，农村土地私有化以后“回归乡村”也可以有吸引力，因为乡村生活成本低，现代社会便捷的交通又可以保证生活质量。中央可以通过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交通系统的巨型国企复合体、消费税和增值税来保证国防/教育/社保方面的支出。中央此后不必再对地方提供转移支付，地方一方面被解除了最大财源，不再能威胁中央，另一方面地方自治又保证了民主和地方利益团体的利益，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么？
当然要走这条路，唯一的办法就是大乱大治。我是不指望这个制度能“和平”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