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与禁忌》读后感：“杀父”情结决定一切

“动物献祭是活人献祭的一种替代——即屠杀父亲的一种仪式。”

这段耸人听闻的话来自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整本书探讨了原始人部落中的图腾崇拜与禁忌形成过程，这其中的核心又在于无处不在的俄狄浦斯情结。

首先来说“禁忌”与神经症的关联。

在不同的原始人部落，有不同的禁忌，包括对人与财产的侵犯，与近亲的乱伦，男女之间的距离感等等。这些禁忌的存在有多重目的，比如保护重要的人物（如领袖、僧侣）；保护弱小者，如妇女与小孩等等。

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一点，即日常生活中的强迫性神经症与禁忌有很深的渊源。

也就是说，如果你喜欢纠结、幻想，或者有抑郁、躁狂症，如果追溯到底层潜意识，可能它们都与远古时代的禁忌有关。

人们对原始人的成见是——原始人不受法律约束，狂暴嗜血，没有道德观念，动辄用敌人的头骨做酒碗，或者割掉敌人的头皮，不像现代人一样有罪恶感。

但弗洛伊德认为原始人其实也经常被矛盾的情感困扰，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无法无天。

弗洛伊德说道：“我们也许会认为愚昧的野蛮民族对敌人所做的那种残酷行为是一种罪恶。然而，我们将很惊异地发现：即使在那种社会里，想要杀死一个人仍然要受到禁忌里面许多仪式的制约。这些仪式可以大略地分为四个部分：使被杀的敌人息怒；对杀人者进行限制；从事赎罪和净化的行为；完全某种类似宗教的仪式……从这些禁忌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野蛮民族对敌人的那种冲动并不只是包含仇恨，也掺杂着懊悔、对敌人的赞美和杀人后的自我谴责。”

所以说，原始人对于杀戮行为并不是完全麻木不仁的态度，不会想杀就杀，以杀人为乐。

除了对敌人，原始人对于统治者与死人也有着复杂矛盾的情感。

“在原始民族中，一位统治者不仅要受保护，同时也要受监视，这种互补的观念常常决定了族民对他的态度。这种保护和监视都是由一连串的禁忌来执行的。”

简单地说，大多数时候原始人对于统治者都是顶礼膜拜的态度，甚至认为统治者有着特别的魔力，只要接触人就能治好病（这种想法似乎在现代社会也广泛存在），而如果冒犯统治者，就会被无形的魔力惩罚。

但是民众依然对统治者依然有着矛盾的情绪，一方面极度崇拜统治者，另外一方面并不完全相信统治者，甚至会试图以复杂的禁忌来控制统治者。这方面日本的天皇，就是被控制的典范。在古代，日本天皇被要求每天早晨戴上皇冠静坐在王座上数小时，就像石膏像一样凝固不动，因为他们深信只有保持静止才能保证王朝的和平。如果他的头转向某一个方向，或者不停地注视领土的某一部分，那么就表示国家将遭受战争、饥荒、火灾等等。

而对于逝者，人们一方面有着哀悼情绪，另外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相信逝者想要谋杀自己。当然这种想法其实只是一种自我防御，真正有恶意的其实是生者。

上述禁忌沉淀到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就形成了社会文化，并导致了强迫性的神经症。

我们可以说，“一个歇斯底里的病例是对艺术创伤的讽刺性的模仿，而妄想症则是对整个哲学系统的模仿，它们的本质都是逃离由人类社会和他们的习俗支配的现实世界，遁入一个相对满意的幻想世界。”

其次是“杀父”与“原罪观”。

这本书里写道：“族民们居住在小小的社会里，每一位男性都拥有他能力所能供养和负担的妻子们，同时，他必须时时守着这些女人提防其它男人的染指。或者，他将像大猩猩一样，一个人伴着几个妻子一起生活。因为所有的土著人都一致同意在一个小群体中只能有一个成年的男性，当年轻的男性长大以后，争执于是产生。”

争执的结果是，年轻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了父亲，但内心怀着罪恶感。而且彼此之间，又因为女人而产生激烈争斗。每一个都希望像他父亲一样拥有女人。也就在这种争斗中，新的社会结构面临瓦解的命运，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像他父亲一样取得绝对的权力。因此，也许在经过很多挫折之后，这些兄弟们为了和平居住在一起，于是只好共同制定禁止乱伦的法律。同时，大家同意放弃那些导致与父亲产生冲突的女人，这就是族外婚的来源。

为了应对罪疚感，他们创造了图腾幻想。图腾幻想的作用是，提供了一个好父亲的幻想，而儿子们则保证尊重其生命，不再杀父，进一步来说，图腾崇拜又包括了一种自我审判的意味，如果父亲像图腾一样对待我们，那么，我们绝不会杀害他。当时间不断地流逝，他们对父亲的敌视也逐渐减弱，而对他的怀念也就不断加深，于是，很可能有一天他们开始将父亲那种伟大的力量加以理想化。经过一段时期后，由于文化的变迁，刚开始那种同族人一律平等的观念开始被排除。此时，他们开始创造了一个神来作为早期的理想化父亲。在弗洛伊德的另外一本书《摩西与一神教》中，他谈到真正的摩西其实只是个暴躁专断的埃及人，而且早已被下属杀害，后来带领犹太人抵达迦南的实际上是被理想化的摩西神。

当然，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证实了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在狩猎采集的原始社会中，并不存在这么一个统治一切的“原父”角色，更有可能的是，弗洛伊德将西方中世纪宫廷的斗争历史投射到了远古时代。

然而，虽然弗洛伊德对远古人生活的假想不一定正确，但这些设想却反映了西方的集体心理结构与重复的宿命。

我甚至觉得，现在以分散形式存在的西方国家，或许可以看作杀父之后的兄弟联盟，而罗马则是某一个阶段被杀的原父，而在上一个阶段是迈锡尼文明，宗教则是杀父后，为了消解爱恨交织的矛盾情绪的忏悔仪式，原罪与赎罪都来自于杀父的愧疚感。而商业也可以视为促进兄弟之间和平的另一种族外婚。

总之，一切都与对亲人，敌人，统治者爱恨交织的情绪有关。

照这么来说，中国持续了两千年的秦制，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其原因在于未真正完成“杀父”这个过程，或者说即使“杀父”，也没有建立一种保证兄弟相处和平的机制。

举个例子，中国今年有一部热映的电影《封神》，在其中纣王是个杀父者，他有一句有趣的台词——“祖宗在哪里？我叫他一声，有回应吗？”

这句话很有一种进步主义的反父权色彩，纣王可以算是古代的威权进步主义者了。但是他反父权是假，想成为“新父”是真。当然这一点也不是大事，弗洛伊德也提到，在父亲死后，所有儿子都试图成为新的父亲，直到相争不下，并且决定建立一个和平的机制。从此，统治的形式由“原父”统治，变成“兄弟联盟”的统治。

遗憾的是，在封神体系与在现实的历史中，中国都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杀父之后，总是会产生一个又一个新的父亲。也因此，人们在精神深处上还处于被父权统治，很难产生个体独立意识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