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相片到鏡子：「性別與空間」展覽觀後感
撰文、攝影：麥子
文字編輯：兩蚊
所謂「展覽」，顧名思義，是展示物品供人瀏覽觀賞的集會。有趣的是，一月中旬在大館落幕、探討香港性別發展史的「性別與空間」展覽卻反其道而行，策展團隊先以較難直接展示、即在大館建成首百年（１８４１−１９４１）歷史資料中長期被掩蓋的女性故事為切入點，然後才延伸到大館之外，展示女性在這段時期香港檔案記錄中的各種身份。從看不見到看得見，「性別與空間」展覽之用意顯然非僅限於陳述歷史，當中又流露出在那從古到今不斷變化的性別權力關係中，策展團隊的反思和展望。
相片外的她們
以展覽舉辦場地、即前身為中區警署建築群的大館為出發點，策展團隊在展覽第一部分，敘述了他們嘗試在這體現男性陽剛之氣的空間，尋找女性蹤跡的成果。然而，大部分映入觀眾眼簾的並非呈現女性在這空間曾經生活的相片，而是一張張僅能看到男性警官或囚犯的相片。
過去在歷史書看到類似的照片時，我們的關注點總是相片中的種族權力關係，例如華人警員很多時候也會在照片下方、站在最低排；外籍警員則會在他們之上、站在更高排，反映不同種族之間的階級差異。而在這個展覽中，策展團隊則從性別的角度審視這些相片，提出了我過去不曾深入思考的問題：為甚麼這些警察大合照中沒有女性？
根據策展團隊的研究，儘管他們能夠找到一些關於警官妻女、女獄警、女囚犯等女性曾在大館生活的文獻資料，當中的文字記錄卻十分簡略：大部分只有名字，有相片傳世的更是寥寥可數，難以進一步考證這些女性的生平事跡。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仿佛走進死胡同的研究，「沒有資訊」其實亦可以是一種資訊。就像前面提到的大合照問題，當我們早在１８５０年的政府文獻中，已能找到女獄警被錄用的記錄，為何不曾在接下來百年間的現存警隊大合照看到一名女職員？背後或隱含了更嚴峻的性別權力關係，可想像當時女性地位之低下。
相片中的她們
從大館歷史拓展開去，展覽後面部分探討了女性在香港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中期的角色和身份發展，如傳統處於順從地位的妻妾、性工作者、「妹仔」等，又如較大可能打破傳統束縛的自梳女、女性教育先驅者、女學生等。縱觀展品的種類，雖然除了相片外又有衣物、文獻記錄、繪畫等類型，但整體還是以相片為主。看著這些拍攝於香港、部分場景仍有跡可循的女性相片，我當時就被這種近距離觀察歷史的現場感所觸動。而最印象深刻的，莫過於當中一系列和性工作者相關的相片。
在展覽中，策展團隊曾引述１８７０年代裁判司Charles May估計「香港每六名華人婦女只有一人已婚或為妾」的論述，指出May暗示其餘女性均為性工作者。即使如策展團隊所説，這種假設未婚者就是性工作者，或女性只從事性工作的想法無疑是有問題的（正如忽略了會與男性一同從事勞動工作的原居民女性）；可是不得不承認的是，香港性產業曾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時十分蓬勃，當時的確越來越多女性投身這個行業。石塘咀在１９２０年代的全盛時期，就有超過５０間妓院、逾２０００名性工作者和２０間酒樓。
為令觀眾更具體認識女性性工作者在這段時期的生活面貌，策展團隊展示了當時拍攝灣仔、石塘咀等不同妓院區的舊相片。較為特別的是其中一幅攝於灣仔春園街的相片，儘管照片中看不到任何女性，但透過街道兩旁露台晾曬密密麻麻的女性衣裙，我們已能推想當時生活在這妓院區的女性人數之多。
另外，展覽中還能看到一些名妓的肖像，包括石塘咀倚翠寨的素梅、賽花寨的蕙文等。不過對我而言，最能引起我注意的反而是兩位名不經傳的歌妓合照，因為她們在相片裏即便濃妝艷抹、打扮得十分成熟隆重，但始終掩蓋不了她們的稚氣——一看就是只有十幾歲的少女。然而，就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中期的香港，女性在這青春少艾的年紀成為妓女卻是社會常態。這又使我不禁設想：如果我是生於這個時代的女性，我的人生又會是怎樣的呢？
鏡中的我們
從展覽開首到結束，觀眾除了能閱覽大量舊照片外，又能看見四周佈滿反射人們倒影的鏡牆設計。
看著鏡中的我，再看回照片中的女孩，我覺得如果有前世，或許我的命運很可能也跟她們大同小異：不是小時候被賣為「妹仔」或妓女，就是很早便結婚生子；即便幸運地生於富貴人家、有讀書的機會，似乎也很難像今天一樣在大學繼續做研究，寫著我喜歡的文章，向世界發表我的「偉論」。由此看來，我們作為今天社會的女性，無疑比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女性更為幸福。難怪有些人會認為女性問題在二十一世紀不再是問題，女性主義在他們眼中已成為過時的思想。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以古鑑今，策展團隊在展覽結尾一面面通往中央平台的鏡牆貼上問題，希望觀眾能夠反思：在性別平等的道路上，我們前進了多少？且不説近年世界各地也有性別平權倒退的跡象，在日常生活中，許多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至今也仍然存在。「女仔讀咁多書有乜用？」、「你將來唔嫁人，老咗邊個照顧你？」這些仿佛是清朝遺老才會説出口的話，其實是伴隨我以及身邊一些朋友成長的批評。我不知道這些說話對其他女性會造成甚麼影響，但對小時候的我而言，我就曾因為這些批評而耿耿於懷。如今想來，之所以我從小會如此努力讀書，希望有朝一日能以學術研究作為我的事業，部分原因也是為了打那些人的臉。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性別平權從來不是、亦不應只針對女性議題——對於男性以及其他性別小眾所面對的性別偏見問題，我們亦應予以同等重視。展覽一方面重點探討了女性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中期香港的角色和地位變化，同時也通過部分展品，觸及男性也可以是父權社會受害者的問題。譬如在一張整齊劃一警察列隊相片的解説中，策展團隊便提出了「脫下制服，他們的身份和角色是甚麼？」、「不遵循性別常規的話會怎樣？」等問題。因此，若將目光從女性擴大至所有受根深蒂固性別觀念壓迫的人，我們不難發現性別平權在二十一世紀顯然還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立足當下，到底我們如何避免性別偏見？我們這一代的性別平等運動何去何從？走在兩邊均為鏡牆、映照出無數眾生的展廊，我一邊回顧著展覽所呈現的香港性別發展史，一邊思索著未來性別平權發展的各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