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重拾马克思·绪言

重拾马克思

绪言·何以今须重拾？

作者：廣松涉

不知读者们翻开以前读过的书本来重新款读的时候，对书的印象是否会焕然一变？虽然说温故而知新，将书重读一遍并不一定能使我们对其产生颠覆性的新印象。这种颠覆性印象无疑只能看作是少数例外。但是，在这种不多有的情况下，以前游走在我们注意力边缘的那些内容，这次可能会很清楚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并且对该书的内容的理解，有可能呈现出一个完全改变了的面貌。与这种所谓的个人体验同样的情况是，学术界对某书的理解，也有可能发生时代性的改换。

对马克思的新思考，正是近年来在学术界中进行的这种时代性改换的主题。就日本的读书界而言，“马克思什么的早就过时了”，他们就这样把马克思看作了过去时，也就越来越读不进马克思的著作。但是，在学术界内，无论是在美国等国还是在日本，就连过去曾报马克思以冷眼的人在进行了认真重读之后，也不能不对马克思感到叹服，以至不在少数的人发出了诸如“他说的确实丝毫不错”这类的赞叹。

话说回来，当我在谈论“现在”“为何”等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单纯地将其看作是确定学术性内在前提的事项。我清楚地认识到， “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已经失败了”这样的所谓“认定”借着最近苏联、东欧的“再资本主义化”的复辟浪潮而甚嚣尘上。（关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待东欧、苏联的“斯大林去世后的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崩坏和重组”这个问题，敬请参阅本人同本书大致同时付梓的作品——《马克思与历史的现实》）

我绝不会随随便便单纯地下一个“这只是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的破绽”、“只要我们复原、理解马克思的本来面貌，那就万事大吉”这样的论断。我在此不仅仅是要复原马克思的思想，对他所开示的新理论的基石和新范式作继承性的展开和充实才是本书真正的课题。

为了让读者们理解这个课题意识，我必须在本书正文（第一~三章）里预先对马克思形象做个大致的摹写。

我认为，在绪言中，尤其有必要把“重拾马克思”作为必不可少的事项预先申明一下。这个事项同一直以来为正统、主流派所解释的那套“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不幸因历史的缘故，在事实上受到了极大的歪曲，而与原来的面貌几乎完全偏离的事情有关。

“主流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

我并不认为，一直以来被理解为是马克思的思想、理论的那套东西是完全错误的。首先，所谓“一直以来的理解”，事实上并不是那么“一直以来”地首尾连贯一致的。不仅仅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敌对的批判者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就连在奉行马克思主义的人中间，也因理解方式上的大幅度偏差和对立，逐渐形成了多个互相对立的流派。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半个世纪内，虽然形成了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的主流派别，但如今大概没有人还把它称作是斯大林派的解释体系。与这个“主流派”并立的思想，就算仅仅列举其中第一流的那些，也有卢卡奇派、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派、列斐伏尔派、阿尔都塞派等提出自己独立解释体系的诸多派系。但是，这些“支流”就算再怎么被一部分学者和研究者称道，说到底还是摘不掉戴在他们头上的“少数异端派”的标签。

苏联、东欧和中国，以及各国的共产党及其周围组织是不是自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来，也就是说在这个三分之一个世纪的时段里，就不再把斯大林时代确立的“马克思诠释体系”看作是正统派、主流派的教义了呢？看了上面的话，读者或许会这样反问道。

准确地来说，不是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时代才开始，而是自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批判以后，除去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等少部分地区，斯大林的威信就已经一落千丈了。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还称赞斯大林的丰功伟绩的也只有例外的个别人。而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只要一听到斯大林的名字，就会条件反射式地皱起眉头。

然而在理论上并非如此。赫鲁晓夫之后，斯大林时代确立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体系”差不多原模原样地、依然作为“主流派的”教义体系被“公认”下来了的样子。——斯大林是恶人这样的评价虽然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那主要还是基于对他实施的暴政进行的批判，而并不是在对他的思想、理论进行学术性批判检讨之上得出的。虽然我的说法看起来或许稍显刻薄，“主流派”的人，就算在政策的维度与斯大林有着意见上的分歧，在思想、理论的维度上，和斯大林却是大致同调的，因此在这个维度上想要他们去批判斯大林什么的也就不能成立，大概是这个道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状况多少有所改观，但是“主流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体系自斯大林时代起始终保持着那个面貌而未曾改变。

这也是有原因的。斯大林的时代，在“主流派”中，斯大林本身就是最大的理论家，如果在解释马克思的问题上提出了与他相反的结论，会被视作异端而被排除、肃清掉。因此，与其说这个“解释体系”是多数学者协力完成的，更不如说是为了适合约瑟夫·斯大林想象中描绘的“马克思主义形象”而做成的。斯大林本人的思想、理论，他的样式的马克思列宁理解，确实有着强烈影响。

当时的苏联所制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经济学体系”的官方教程，虽说是专业学者共同执笔创作的，但是却不知道经受了多少次改订。我们所见到的教义体系里纯粹只纳入与斯大林本人思想、理论没有抵触的东西，在形式上，不仅仅把斯大林个人的思想、理论体系化了，而且在排除“异端解释”的同时，建成了“理论整合性”的体系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这不外是排除了“异端”的“正统、主流派”学者们共有的理论体系罢了。

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在将异端解释同主流解释划分开来的基准上，折射出了斯大林性质的谬误的影子；但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不仅对那个基准反映的谬误没有自觉，而且因为这是个首尾一贯的、合理化的理论体系，就这样视这套体系为同斯大林所犯的“政策上的错误”没有关系的一套东西，以此作为他们雷打不动地继续把它视为是“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缘由。

话说回来，“主流派”就这样旧态依然地，历长年累月而持存了一个“安定的”固有体系，其中包括有从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科学到战略战术论的多个分野。但是与主流派分离的诸流派，就只在哲学、经济学、革命论等个别的分野上构建起了自己的体系，并未能达到构筑总体性教义体系的程度。

确实，有的人会说：“我们是直接从马克思其人的体系中原模原样继承的，从来没有要在此之外建立一个与它相别的体系的打算。”但是，就算自称“原模原样继承”，由于解释上存在着各种纷争，因而在流派固有的解释体系里没有提出的那些点上，也就不能不通过打笔墨官司来一决高低。

就算非主流派的理论家们在特定的部门和个别的论点上，尖锐地指责“主流派”的体系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来面貌，并向我们揭明；在一般人和非马克思主义一系的学者之间，一提到对“马克思主义形象”的总体观，他们总还是把感观基调置于“主流派”的体系之上，而考虑不到这些非主流的指摘。

因这个缘故，不仅仅是对世人而言是这样，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之间，提到对“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的理论”的大体看法，也还是压倒性地呈现出与“主流派”的解释相适应的模样。

发生了对马克思原典的“窜改”

有些读者或许会这样说：“我至今只接触过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系的理论，并未读过所谓“主流派”系统的著作。因此，我没有受到‘主流派’的马克思理解的影响。”

但是呢，是否能这样简单断言呢，这里似乎还有些质疑的余地。

就算你说你“并未读过所谓‘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主要读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书”，那么我们要问，读的是什么版本的原典呢？或者说，读的是哪位译者的国语译文呢？

在读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公开刊行的著作和论文的复刻版的情况下，就算这再怎么是“主流派”系统的出版物，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虽然存在附加有误导性的序言、绪论，有倾向性的编者注等反例，但似乎并未敢对文本原文妄加损益的样子）。因为在“主流派”眼里这是不可窜改的“神圣的文本”罢了。但是，既然他们所谓的“正统派教义、解释”体系是必然成立的，一旦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总是放不下针对“异端理解”的警戒心，那么其编纂还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书本形式公开刊行的作品的分量并不是很大。但是，他们在新闻、杂志类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评论这类文章数量很大，未发表手稿、未定稿、笔记更是庞大得惊人。除此之外还有数量惊人的著作草稿。新闻、杂志类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很大一部分写的是笔名、记者代号或者干脆未署名）和书信的发掘、收集、整理工作，以及手稿、笔记类作品的解读、整理工作，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是在逐渐完成的基础上才送之付梓、公之于众的。

这个整理、编纂、出版的工作，还是在斯大林主义“正统”教义体系大概有些固定成形以后的时期才得以正规地进行的。这里发生了什么问题，想必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

将状况不太好的成分隐去不出版，妄自做手脚进行窜改式的编辑，这种作为实际上确确实实发生了。（虽然位于编辑岗位的人或许并不是有意要恣意窜改的。我们姑且相信，他们想的是管控那些“马克思恩格斯还活着的话也一定不愿意出版的内容”的活字化，把内容编辑成“好像是原作者自身重编了的样态”）。

只将“好的东西”严格挑选出来，再对之施以注解，就完成了“选集”和“系列”这一类的作品。在我们试图通过这类作品，来形成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形象的理解的时候，不能不对此格外注意。

读手稿类作品的时候，对文本的批判极其必要

读者们会不会对此感到惊奇呢？在马克思去世后的百多年里，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对他作品的一个全集。大月书店虽然出版了所谓的日文版“全集”，但这个全集的原书来自于Werke（著作集），远远称不上是全集。

《全集》（简称MEGA）的刊行，自斯大林时代就已经开始着手了，但却因各种原因中断了。然后，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后期，终于开始了正规的全集的编纂、刊行工作，现在也还在继续刊行之中。虽然针对这部《全集》也有来自各方面的批判，但是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全集》的编辑中有恣意妄为的方针。大概借着这部全集持续顺利出版的缘故，国际上“重拾马克思”的呼声也与日俱增。

对片段，作为日译“全集”（大月书店版）的底本的Werke（著作集）自赫鲁晓夫的时代开始刊行，前几年刚刚完成刊印，尽管如此，也是既存唯一的马克思作品的总著作集（也包含了一部分遗稿和书信）。但是，这部著作集却是按照首先以俄语出版，然后才发行德语版本的顺序公之于众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基本上是用德语写成的。为何，反而不是德语的原本更快地得以公开刊行呢？根据传闻，貌似是为了展现苏联共产党的伟大业绩（因此首先要公布俄语译文），便让俄语本在初步审阅通过之后，就率先出世了。我们是不是，只要把俄语译本的专业研究者的成果，用德语母版进行一番审阅就好了呢？由于这些“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学者们容易受“异端邪说”的迷惑，或许对他们也不能够信赖。

闲话说到这，但就算是只打算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随随便便就放宽心也是十分危险的。

特别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自然辩证法》这些遗稿的出版物，用文献学的知识来考察的话，不能不以“伪书的做法”这样难以想象的严苛词汇来对其进行评价。就算是《经济学哲学手稿》——这在大月版《全集》里姑且收入了[本卷]，在原版Werke里却被当成[补卷]的一部分——的旧版，同新全集（Neue MEGA）版相比的话，在文献学上也有着很大的问题。

虽然我们需要对“正统派”一系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保持警惕，但是我们也并不能有幸对初出本和手稿做一一的判读，总而言之，不得不根据已刊行的文本（虽然特别有问题，但那些用保管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手稿现物做对照可以判明的点除外）来阅读新全集版本，以此作为我们的次优解。

为了能够胸有成竹地说出“只读原书所以没问题”这样的话，让我们把文本批判上的考虑常置心头。在读可疑的文本时，要有一边批判一边理解里面的“马克思”的紧张感。

读译文和注释书的情况

读译书的时候更加需要谨慎。在考虑翻译的底本有多少是能够信赖的问题之上，对翻译固有的陷阱也要保持警惕。

这不仅仅局限于对马克思著作的翻译上，一般来讲，因为翻译是一种解释性工作，也就不能不关系到译者的偏好和倾向。

就算是译者的偏好倾向不太有关系的情况下，也总是会产生如下的问题。“原作者不可能会是这样主张的，怎么想都是翻译的错”，这样想着，然后去对照原文。不出所料，果然是“误译”。“但是，等一下，难以想象这个译者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这样反思了一遍，又把译文去再度一遍。这样子，对译文的解读往往会与之前的解读发生彻底的改变。可以说是把原文当作了参考书，来重读译文，对译文意思的解读同先前阅读的时候相比，就会一变。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会认为是自己对译文的最初的解读不对，但是也有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够通读译文，而不能读原文来对照。

虽然译者本人想把与原文对应的同一意思用译文表达出来，对不懂原文的读者来说，可能会形成对译文众说纷纭的解读，形成对译文的“误解”，这种事情的发生或许可以说是翻译的宿命。

在此之上，在原典是在认识高度上颇为难解的理论书的情况下，以及是推敲还并不充分的未定稿的情况下，会有产生多义解释的可能性。在会产生多义理解（这种情况下，也包括各种“异端”解释的理解脉络）的情况下，译者一般来说都是根据自己所知的 “统一的解释形象”，在这个形象基础上使译文与之相符合而译出的。结果就是，在第三者的眼中，这本翻译书就会被认定为，是带有译者的强烈偏好的。

就我自己看来，根据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译出的日译作品，近年来上乘佳作频出，每每令人欲脱帽致敬。但是，就算他们在文法上译得十分完美，不可能出现讹误和误译，他们也还是消去了其他解释的抗辩余地；我们再三看到的，也还是这漂亮地、首尾一贯地，根据“正统派”的解释脉络译出的一套东西。

现状是，对于只读，多数是经“正统、主流派”之手翻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些著作的读者来说，他们所深刻铭记的，是基于“正统派”解释得出的马克思思想形象。

就这样，因为不能摆脱解说书和注释之类作品带来的他者眼光，就连专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译书”进行研究的学者教师们，也容易在“正统、主流派”的解释脉络下，形成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的所谓自家映像，很遗憾，这毕竟是现实。——虽然说近年来，“重拾马克思”的运动的确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

以上虽然带有半分的玩笑色彩，但读者中或许有人会以“原书和译书都没有读过。解说书之类的一本都没有看过。在马克思主义上是完全天真无邪的”这样自负道。但是，真的是天真无邪的吗？我在此存疑。

马克思主义对保守派和中派人士来说，也是不能简单绕过的伟大思想，因此会作为批判、非难的对象而被“介绍”，或是在教科书之类的东西上简单地做一番解说；对马克思主义什么都没有读过，什么都没有听说过的人，除了很小的小孩以外，恐怕难以想象其存在。

抛开那些单纯是为了哗众取宠的毁谤和中伤，作为批判对象而被用于引证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首先大抵都是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派”思想。在教科书的解说一类的东西上，虽然有时候也会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派别，但仍然大抵是采用与“正统、主流派”相近的，流俗马克思主义的解说脉络。

我们不能不认为，就算是自称天真无邪的人，在先验观念上，也已经被“正统、主流派”或其亚流的流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所侵蚀了。

实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也好、“辩证法”也好、“唯物史观”也好、“共产主义理论”也好，世间对这些理论的常识性想象所描绘出来的样态，可以说正是近于“正统、主流派”理论的通俗化表达。

本书的写作动机以及对恩格斯文典的处理方法

通过展现在学界、研究者间一直进行的“重拾马克思”的研究的一部分，对已成为巩固的既成观念的流俗“马克思思想”形象做一个矫正，使之焕然一新，这是本书的意旨所在。

进一步说，我决定不采用那种不停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并在旁边不断地做训诂注释的行文形式。也不会因为我们说“重拾马克思”，就一一地繁琐地做“旧说是这样解读的，如今要这样解读”的论述。在必须要引用的时候，我自然会引用，但还是希望能在这本薄薄的拙作中，用简略的语言，就描画出马克思思想的全新样貌，使之活生生地浮现在读者的眼前。

在这里，我想事先申明的是，我拒绝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引证同马克思并称的恩格斯的话语的方法。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自20多岁就开始紧密来往，可以说两人之间是协力确立理论的战友关系。恩格斯确实是对马克思的优秀理解者，在马克思身前身后，他为马克思的理论、见解代为辩护而写的那些作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参考。虽然如此，两个人的见解并不是没有差异的，在恩格斯自己看来，他是为马克思代为辩护，但在第三者的眼里，他们的论点会被认为是冲突和相违的。因此，我摈弃那种无条件地把马克思等同于恩格斯的处理方法。在需要做出全面的议论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通过对两人的立论进行比较讨论，来具体展开我们的议论。

我在本书中，当涉及到研究者指摘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有相违的那些论点上，毋庸置疑地拒绝引用恩格斯来对马克思的见解做“傍证”。但是，特别是在没有这种指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又被判断为是一致的那些论点上，我也并不一定会厌于引用恩格斯的文章来做一做“代辩”。论者中，有人强词夺理地说，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理解是“全面误解”，我并不这样认为。但是，在只引用恩格斯的情况下，我还是打算多安个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