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思维”和“洋务思维”交织延绵至今
中国近代战败后,其内政受到列强极大的干预和限制。这被近现代中国人视为极大的耻辱。这带来两种主要的对外部世界的反应。一种意识到应该向更发达的国家学习,主要就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学习它们先进的技术;以追赶上发达国家,从而摆脱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和影响。这种反应首先表现在清王朝1861年至1895年间开展的“洋务运动”中,持续了30余年,以甲午战败而告终。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只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保留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与制度。这可以称为“洋务思维”。
另一种反应是盲目排外,排斥西方所带来的所有与中国原有不同的东西。既仇视和排斥西方传来的文化价值,也仇视和排斥西方的技术、商品和生活方式。简而言之,就是盲目排斥一切,既排斥西方的文化成果,也排斥西方的物质成果。这首先表现为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不仅反对西方的传教活动,杀害传教士和毁坏教堂,而且捣毁洋务运动兴建的铁路、电线杆,禁止中国人使用火柴、煤油灯等洋货,杀害使用洋货的中国人。这可以称之为“义和团思维”。“义和团运动”具有民间的自发性,但受到了清廷的纵容、鼓惑和利用,却最终被清廷所镇压。
两种思维导致的结果大不相同。“义和团思维”是一种非常低级的思维,危害很大,完全一无是处。“洋务思维”则比“义和团思维”高一个层次,存在有益于生存与发展的方面。这两种思维并没有随“洋务运动”的失败和“义和团运动”被镇压而消亡,而是潜入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里,随着时势的转移间歇性地显现出来,排斥或选择性吸取。继之历史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皆是这两种思维的反映。两种思维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因素,延绵至今,恰似一曲旋律反复重现的“二重奏”。
那为什么中国不能彻底摒弃“义和团思维”呢?这跟“洋务思维”的局限性有关。一个“中学为体”就决定了无法从根本上清除“义和团思维”。如果将庞大的中国看成一个有意识的有机体,“义和团思维”就位于潜意识层面,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意识之中。但却是本体,保持自身的延续性是其最高目标,具有排斥一切异物的本能反应,是一种应激的排异反应,就如蜜蜂以毁灭以死亡为代价来攻击所感受到的威胁一样。而“洋务思维”则位于意识层面,以理性思考为基础,存在于社会精英与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但“洋务思维”坚持“中学为体”,等于还是在潜意识层面排斥外来的文化价值。而本能比理性强大的多,无法完全压制住本能。一旦“洋务”失败或成强弩之末,就轮到“义和团”登场了。
除了“义和团思维”和“洋务思维”之外,其实还有个“启蒙思维”,体现在“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初期。“启蒙思维”倡导不仅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还要转换文化价值。“启蒙思维”是超越性思维,超越历史和文化传统,相当于浴火重生。但不幸的是,“新文化运动”搞成了伪启蒙,并没有将人作为目的,而仍然是将人作为工具,只是人作为工具的目的有所改变。因而,“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对“义和团思维”和“洋务思维”构成威胁,没有起到破除“义和团思维”和“洋务思维”的作用,反而掩护了“义和团思维”和“洋务思维”。改革开放初期的启蒙也只是昙花一现,没有持久性,影响微弱。
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义和团思维”和“洋务思维”仍将主宰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这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仍然可以希望能逐步地有所改变。退而求其次,至少可以希望“洋务思维”能胜过“义和团思维”。
202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