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大海上的奴役与掠夺：中国远洋鱿鱼捕捞船调查
文｜Ian Urbina
原文发布时间｜08/19/2024
本报道与“法外海洋项目”（Outlaw Ocean Project）合作完成，得到Joe Galvin, Maya Martin, Susan Ryan, Daniel Murphy 以及 Austin Brush的帮助。
2018年5月，高中毕业的Daniel Aritonang希望找到一份工作。
Aritonang身材矮小敏捷，留着稀疏的小胡子，住在印度尼西亚的沿海小村庄Batu Lungun。空闲时，他在父亲的汽车店里改装引擎，偶尔溜出去在村里的小路上飙他的雅马哈摩托。他在学校很用功，有时会扮演班上的小丑，也爱捉弄女生。“他总是欢声笑语。”高中数学老师Leni Apriyunita这样描述他。Aritonang曾把自己做的面包送到老师家里，希望这样做可以帮他取得好成绩和稳定的工作——他父亲的商店快要倒闭了，家里需要钱。但当他毕业时，这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刚刚超过16%。
他考虑过加入警校，也申请过塑料厂、纺织厂和小超市的工作，但都没有成功。在Instagram上，他写道：“我知道我失败了，但我一直努力让他们开心。”他童年的伙伴Hengki Anhar也在努力找工作。他告诉Aritonang说：“他们问我有什么技能。但是，老实说，我什么技能也没有。” 当时，许多村民在外国渔船上当甲板水手，回家的时候，他们带着足够的钱，可以买房子和新摩托车。Anhar建议Aritonang，他们可以一起出海，Aritongang同意了，说“至少我们还能一起。”他希望用挣来的钱帮他父母修房子，或者做一门别的生意。另一位朋友 Firmandes Nugraha 则担心Aritongang不适合做苦力。“我们比赛过跑步，他太容易累了。”他说。但他没有说服Aritonang。2019年7月，Aritonang和Anhar前往Tegal，找到一家叫作PT Bahtera Agung Samudra的劳务中介机构申请工作（根据政府记录，该中介机构并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回应本调查团队的置评请求）。
他们递交了护照、出生证明复印件和银行文件。Aritonang刚刚 18 岁，该机构要求他提供父母同意书。后来，他在社交媒体贴了一张自己和其他新人的照片，写道：“只是一群希望有成功和光明的未来的普通人”。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Aritonang和Anhar在Tegal一直在等待分配给他们的船只。 Aritonang向Nugraha借钱，说他们俩买吃的钱都快付不起了。Nugraha催他回家，“你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游泳。”但被Aritonang拒绝了。“我没有其它选择。”他写道。2018年9月1日，Aritonang和Anhar终于飞到了韩国釜山，登上了他们认为的韩国船。但当他们到达港口时，却被告知他们所在的是一艘中国船——一艘锈迹斑斑、红白相间的鱿鱼钓船，名为振发七号。第二天，这艘船出发横渡太平洋。
Aritonang加入了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行动。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了扩张海外影响力，中国大幅扩充了其远洋捕鱼船队。中国官方声称其拥有约 2700 艘远洋船舶。但这不包括那些活动在争议水域的。根据公开记录和卫星图像，中国船队可能拥有接近6500 艘船舶（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国家各拥有不到 300 艘）。
在一些有争议的水域，比如南海和台湾周围，一些船队看似在捕鱼，实际上是在施加领土主张。海事安全公司I.R. Consilium的负责人Ian Ralby告诉我：“某些船队看起来像是一支捕鱼船队，但在特定区域他们也负责军事任务。”中国在全球水域上的突出地位是有代价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对国际法无动于衷，它拥有世界上非法捕鱼最严重的船队，也把很多物种推向濒临灭绝的边缘。这些船上也充斥着贩卖劳工、债务奴役、暴力、以及对犯罪的疏忽，和死亡。“这些船上侵犯人权的行为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环境正义基金会(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首席执行官 Steve Trent这样说。
历时三个多月，振发七号漂洋过海，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抛锚。船上熙熙攘攘，明亮而凌乱。甲板上像一家在换机油时出现严重问题的汽车修理厂。几十条钓线伸向水中，每一条都带有由自动绕线轮操纵的特制鱼钩。鱿鱼被拉上船时，喷出温热、粘稠的墨汁，涂满了墙壁和地板。深海鱿鱼体内含有大量的氨，它们利用氨来获得浮力，空气中因此而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气味。
晚上的工作最辛苦，从下午5点到早上7点，数百个保龄球大小的灯泡挂在船两侧的架子上，引诱鱿鱼从深海游到海面。灯泡发出的刺眼光芒在很多英里外都能看到，周围的黑暗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Anhar说：“我们一直在接受心理的考验。”
船长的宿舍在船的最上层；中国的管理人员睡在下面一层，中国水手睡在再下面一层。印尼工人睡在船舱底部。Aritonang、Anhar与另外两名水手共用一个房间。挂着袜子和毛巾的晾衣绳在房间里交错，地上到处都是酒瓶子，因为没地方扔。 印尼人的年薪约为三千美元，每捕到一吨鱿鱼再加20美元的奖金。每周，食堂会张贴一份每个人的捕获量清单，以鼓励他们努力工作。有时，长官们拍着印尼水手的头，好像他们是孩子一样。生气时，他们会侮辱或殴打工人。工头也是印尼人，他会因为工人犯错而对他们拳打脚踢。Anhar说：“似乎我们没有任何尊严。”
中国船员偶尔会被允许在舰桥上使用卫星电话，但Aritonang和其他印尼人给家里打电话的请求被船长拒绝了。在船上呆了几个星期后，一个名叫Rahman Finando的水手鼓起勇气问他是否可以回家。船长说了“不”。几天后，另一名水手Mangihut Mejawati发现包括中国长官和水手在内的一群人在殴打Finando，这是对他请求离开这里而施加的惩罚。“他们殴打他的全身，还用脚踩他。”Mejawati说。其他的水手叫喊着让他们停手，几个印尼人也加入了打斗。最终，暴力结束了，但水手们仍然被困在船上。他们意识到自己已无法离开这艘船。Mejawati告诉我，“我们就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
中国远洋船队全球影响力日益扩大
在争议水域横冲直撞
早在哥伦布之前近百年，中国就已经主导了海洋。在15世纪，明朝皇帝朱棣派遣了郑和率领的舰队，环印度洋航行，包括战舰、骑兵马匹的运船、以及载有丝绸和瓷器的商船。这支舰队拥有有史以来最大的木船，拥有比欧洲早几个世纪的平衡舵和防撞舱壁等技术创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只舰队的规模才被欧洲海军超越。但在明朝，政治动荡导致中国将目光转向国内。十六世纪中期，乘坐多桅船出海被视作犯罪。在明朝舰队返港的同时，中国也失去了全球主导地位。正如《当中国称霸海洋》(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一书的作者Louise Levathes所说，“中国最辉煌的对外扩张时期之后，便是它最孤立的时期。”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远洋捕鱼——大多发生在某国的主权水域之外——被苏联、日本和西班牙垄断。随着苏联解体，加上范围不断扩大的劳工和环境法规，这些船队逐渐萎缩。然而，60年代以来，制冷、卫星技术、发动机效率和雷达都在不断进步。现在的船只可以在海上停留两年以上而无需着陆。因此，全球海鲜消费增长了5倍。
尤其是鱿鱼捕捞，随着美国人的胃口变大而增多。直到1970年代初，美国人还只是食用少量鱿鱼，主要是在沿海小餐馆里。然而，随着过度捕捞耗尽了其它鱼类资源，联邦政府鼓励渔民将注意力转移到数量还很庞大的鱿鱼上。1974年，一位名为Paul Kalikstein的商学院学生发表了一篇硕士毕业论文，提出如果鱿鱼被裹上面包屑油炸，以掩盖它光滑的表面，美国人会更喜欢它。推广者建议称之为“calamari”。鱿鱼的意大利语，则让它听起来像一道高级美食(“Squid”被认为是水手们发明的“squirt”的变体，意思是鱿鱼墨汁)。到了90年代，美国中西部的连锁餐厅开始供应鱿鱼。到今天，美国人每年会吃掉超过十几万吨鱿鱼。
1985 年，中国国企中国水产有限公司（C.N.F.C.）向几内亚比绍海岸派出了1949年以来第一支由13艘拖网渔船组成的远洋航队。当时，因为中国在沿海水域的大肆捕捞，自60年代以来，其海产品生物量已经下降了90%。曾任该公司总经理的张延喜认为，加入“世界远洋渔业强国行列”将为中国赚取利益，创造就业机会，供应国内人口，并维护其海洋权益。中国政府为首批船只举行了盛大的下水仪式，包括共产党高层在内的1000多人出席了仪式。一个宣传视频里，船员们被描述为“223名劈波斩浪的勇敢先锋。”
此后，中国开始大量投资船队建设。如今，中国每年远洋捕捞的海产品超过 50 亿磅，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鱿鱼。中国的海产品产业价值超过3500亿美元，目前占全球贸易的五分之一。中国政府拥有远洋渔业的大部分产业——包括约20%的鱿钓船——并通过其远洋渔业协会监管其余部分。这些产业帮助创造了1500万个工作岗位。中国如今消费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海鲜。
中国船队也扩大了其国际影响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建设了数十个港口——这个计划使中国成为南美、非洲和南亚基础设施发展的最大投资方。这些港口让中国得以逃避税收，并躲开检查人员的干涉。这些投资也为中国政府赢得了更大的影响力。2007 年，中国向斯里兰卡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支付其港口建设费用（一家中国国有公司负责建造工程）。斯里兰卡得到承诺说，这个项目可以挣回足够的资金来偿还贷款，但2017 年，濒临债务违约的斯里兰卡被迫达成一项协议，授予中国对其港口及周边地区长达99年的控制权。
军事分析家还认为，中国利用其船队进行军事监视。2017年，中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公民个人和公司支持中国的情报工作。中国的港口采用国家物流平台（英文标识“LOGINK”），该平台可以追踪周边地区船只和货物的动向，包括美国海军舰船。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Michael Wessel对我说：“对美国来说，交出这些信息真的很危险。”(但中国政府驳斥了这些担忧，称 “美国对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情都变得越来越偏执，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中国还将其船队驶进争议水域。联合国在近期签署了一项公海条约，以保护国际水域资源。但一些观察人士担心，中国有意对其船只作业区域的资源提出主权要求。Ralby告诉我，“中国很可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远洋航队的存在，将转化为对这些水域某种程度的主权控制。”中国的一些船只伪装成渔船，但实际上形成了专家们所说的“海上民兵”。非营利组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收集的研究数据表示，中国政府每天向其中一些船只所有者支付4500美元，以让他们在一年的时间里在争议水域活动。
卫星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有几十艘船在台湾水域非法捕鱼，两百艘船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捕鱼。这些船只帮助执行一种“使用非战争手段进行胁迫的‘灰色地带’行动”（美国国会研究处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所称）。它们为中国油气勘测船护航，运送补给品，并阻拦外国船只。
有时这些船只被调用于集体行动。2018年12月，菲律宾政府开始在和中国有争议的中业岛跑道并建造海滩坡道。九十多艘中国船只聚集在海岸边，推迟了整个工程。2019年，一艘中国渔船撞沉了一艘停泊在南海争议区域礼乐滩的菲律宾船只。该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国前大校周波最近警告说，此类冲突可能会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中国政府拒绝就这些问题发表评论，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曾为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秩序 ”的权力辩护）。C.S.I.S. 的高级研究员Greg Poling指出，争取争议水域的所有权与控制台湾的设想属于相同的计划。他说：“这些渔船的目标是夺回失去的领土，恢复中国昔日的荣光。”
“活人，死人，海上的人”远洋钓船上的气氛犹如地狱
中国远洋船队的信息并不透明。中国几乎不公开船只信息，有些船在海上一待就是一年多，使其很难接受检查。过去的四年里，我在一个调查小组的支持下，走访了中国最大的渔场：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福克兰群岛附近、冈比亚沿海以及靠近韩国的日本海。在被允许的情况下，我会登船与船员交谈，或停靠在船边，通过无线电采访官员。很多时候，船队会受到惊吓，拉起装备逃离现场。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用一艘更小、更快的快艇尾随其后，等离得足够近时，把装有大米、笔、香烟、硬糖和采访问题的塑料瓶扔上船。有几次，甲板上的人很快就写好了答案，把瓶子扔回水里，他们往往还写下家里人的电话号码。本报道就包括对他们的家人，以及至少20多名海陆船员的采访。
中国每年为其船队提供70多亿美元的补贴，以及后勤、安全和情报支持。例如，政府向船只发送全球主要鱿鱼群的规模大小，以及分布位置的最新信息，使这些船队能够协调工作。2022 年，我曾目睹一支约由260艘船组成的舰队，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以西的一片海域航行。当时船队突然拔锚，几乎同时向东南方向移动了一百英里。Skylight的负责人Ted Schmitt告诉我这很不寻常：“世界上其它大多数国家的渔船不会如此大规模地合作。”2022 年 7 月，我的船停靠在浙普远98号的旁边。这是一艘鱿钓船，兼作海上医院，用于治疗生病的工人，而无需上岸。船长通过无线电告诉我：“工人生病了，就会到我们船上来。船上通常配有一名医生，并设有一间手术室、一台用于验血的专用机器，以及用于和中国医生进行视频会诊的远程会议系统。它的前身在过去五年里治疗了300多人。”
2022年2月，我与一个名为海洋守护者协会(Sea Shepherd)的保护组织，以及一位名为Ed Ou的摄像师兼翻译一起，前往福克兰群岛附近的公海，在那里，我们登上了一艘中国鱿钓船。船长允许我和几名队员自由行动，只要我不对外提到他的船名。他一直待在舰桥里，但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一个人尾随。船上的气氛就像水上炼狱。船员由 31 人组成，他们的牙齿因为一根接一根地吸烟而发黄，皮肤又灰又黄，双手因为锋利的齿轮和长期的潮湿，而变得浮肿和伤痕累累。他们大多面无表情地站在自动卷轴旁。这个场景让人想起斯基泰的哲学家阿纳卡尔西，他曾把人分为三类：活人、死人和海上的人。
当鱿鱼咬住钓线时，船上的卷轴会将其自动翻转到金属架上。然后水手们把它们扔进塑料筐进行分类。筐子经常溢出来，地板上堆满了没膝深的鱿鱼。鱿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变得半透明，皮肤中的淡红色逐渐褪去，有时会发出嘶嘶声或咳嗽声。鱿鱼的臭味和污渍几乎不可能从衣服上洗掉。有时，船员们把他们的脏衣服绑成一条通常有20英尺长的绳子，然后拖在船后的水里几个小时（来清洗）。甲板下，船员们对鱿鱼进行称重、分类和包装工作，以便之后冷冻。他们切开鱿鱼，把鱿鱼的舌头从嘴里割出来，成为鱼饵。厨房里的厨师说他的船上没有新鲜水果或蔬菜，问我们的船是否可以赠送一些给他们。
我们采访了两名身穿亮橙色救生衣的中国船员。因为害怕受到报复，他们都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他们一个28岁，另一个18岁，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海。他们签了两年的合同，一年挣大约一万美元，但如果因病或受伤缺勤一天，就会被扣3天的工资。年龄较大的船员讲述了他目睹一位船员被渔船上的重物砸伤手臂的情景。“有一次，跟着我们的长官被叫走了。”其中一名船员说，他们是被强行关押在那里。“快乐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什么都可以不要。我们不想再待在这里，但我们没法离开。”他猜，如果允许的话，80%的人会离开这里。“这里就像与世隔绝，远离现代生活。”他说。
那位更年轻的船员看起来很紧张，他向我招手示意，让我走进一条昏暗的走廊。“我们的护照被拿走了。”他说，“他们不会还给我们的。你能帮帮我们吗？”他开始在手机上打字，写道：“我现在不能透露太多，因为我还需要在船上工作，如果我透露太多信息，可能会带来麻烦。”他给了我他家人的电话号码，让我联系他们。他问道：“你能带我们去阿根廷大使馆吗？”就在这时，我的助手转过拐角走来，船员突然走开了。几分钟后，我和我的团队被送下了船。
上岸后我联系了他的家人。“我真的很心痛，”他的姐姐，在福建教书的一名数学老师，在得知她弟弟的情况后说。她的家人不同意他出海，但他坚持要去。她不知道弟弟被囚禁，也无力阻止。“他还是太年轻了，”她说，“现在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他离我们太远了。”
“慢性谋杀依然是谋杀” ： 因营养匮乏引发脚气病， 水手面临死亡威胁
2020 年 6月，“振发七号 ”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厄瓜多尔大陆之间的一片海域。这艘船属于荣成王岛海洋水产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总部设在山东的中型企业。在船上，Aritonang慢慢习惯了他的新生活。船长发现他有机械操作经验，就把他调到了机舱，那里的工作稍微轻松一些。厨师准备了几盆米饭拌鱼作为他们的饭菜。印尼人每人每天还能分到两包方便面。如果他们想要其它食物，比如咖啡、酒或香烟，价格会从他们的薪水中扣除。船员们在这几周拍摄的照片里，他们拿着捕获的鱼摆着姿势，聚在一起喝啤酒庆祝。
Heri Kusmanto是Aritonang在船上的朋友之一。“在船上的最初几周里，Kusmantoi非常活泼。”Mejawati说，“他和我们大家聊天、唱歌、开玩笑。”Kusmanto的工作是把上百磅重的鱿鱼筐搬到冷藏舱。他有时会因为犯错而挨打。“他不敢还手，”一个名叫Firkran的水手告诉我，“他只会一动不动安静地站着。”船上的厨师经常打Kusmanto，为了躲开厨师，他只能趁厨师不在的时候，在厨房吃白米饭。Aritonang叫Kusmanto跟他一起吃饭，但被拒绝了。二月份开始，Kusmanto开始生病，他食欲不振，不再说话，主要通过手势交流。“他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Mejawati说。再后来，他的腿和脚开始肿胀疼痛，无法起身走路。
Kusmanto有患上脚气病的症状—— 一种因缺乏维生素B1(也称为硫胺素)而引起的疾病。它的英文名(Beriberi)来源于僧伽罗语单词beri，意为“虚弱”或“无力”。这种疾病通常是由主要由白米饭、方便面或小麦粉组成的饮食引起的。症状包括刺痛、烧灼感、麻木、呼吸困难，以及嗜睡、胸痛、头晕、意识模糊和严重肿胀。像坏血病一样，这种疾病在19世纪的水手中很常见。监狱、精神病院和难民营里也曾常出现这种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致命。
脚气病在中国船上很普遍，部分原因是船员在海上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而“转运”则为这一趋势提供了便利—— 船员捕获的鱼可以被卸载转运到冷藏运输船上，而无需返回岸边。中国船上通常会储存大米和方便面，以便长途航海，因为它们价格便宜，且不容易变质。但当人体大量摄入碳水化合物和剧烈运动时，需要补充更多的B1。船上的厨师还经常将米饭或面条与生的或醃的鱼混在一起，并把咖啡和茶作为饮食补充—— 所有这些都富含一种叫做硫胺素的酶，这种酶会破坏B1，加剧这一问题。
脚气病通常暗示了船员被监禁的生活和物资匮乏，因为这种病可以被避免的，也很容易逆转。一些国家(虽然不是中国)规定要在大米和面粉中添加B1。这种病也可以用维生素片治疗，如果静脉注射 B1，病人通常会在24小时内康复。但中国的船上很少备有B1补充剂。船长经常拒绝将生病的船员送回岸上，因为这样会损失时间和人力。由于浪太大，大型船只无法靠近其他船只以转移船员。有时，船员会被装进渔网或塑料篮里，沿着几百英尺长的滑索被送送往数百英尺远的地方，以便登上驶向陆地的船只。我和我的团队2013年至2021年间在中国船上发现了二十多位工人患有脚气病相关的症状，其中至少有 15 人死亡。华盛顿特区首席法医办公室的法医Victor Weedn说，让工人死于脚气病构成了过失犯罪。他说：“慢性谋杀依旧是谋杀。”
劳务中介跟Kusmanto签订的合同中包括：如果工人提前离职，他们和家人将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并允许公司在招聘过程中没收工人的身份证件，包括他们的护照。如果工人未能支付罚款，公司可以保留这些证件——这些规定违反了美国和印尼的反人口贩运法。尽管如此，随着Kusmanto的病情恶化，当印尼船员问他是否可以回家时，船长拒绝了(荣成王岛公司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劳务中介的一名发言人将Kusmanto的病归咎于当事人自己，他写道：“在船上时，他又不洗澡，又不吃饭，只吃方便面。”
这艘船当时可能还在非法捕鱼，这可能使得Kusmanto的处境更加复杂。根据美国政府编写的一份未公开的情报报告，在此期间，振发七号违反中国法律，关闭船上的水下应答器长达15天。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靠近厄瓜多尔和秘鲁水域的时候；船长们经常暗中到其它国家禁止中国船只进入的水域捕鱼，比如厄瓜多尔的海域。 美国驻厄瓜多尔大使Michael J. Fitzpatrick）告诉我：“除非当场抓获他们，否则这已经是能找到最确凿的证据了。” 荣成王岛公司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但据了解，这家公司的船以前就被发现在未经许可的水域捕鱼；2020 年，振发七号的一艘姊妹船因非法进入秘鲁水域而被罚款，另一艘则被发现在朝鲜沿海非法捕鱼。将 Kusmanto 转移到另一艘船上。需要披露振发号的位置，而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指控。
到八月初的时候，Kusmanto变得神志不清，无法下床。其他船员要求对他进行治疗。最终，船长心软了，把他转到另一艘船上，这艘船把他带到了利马的港口。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迅速将他送往医院。“幸运的是，他接受治疗还不算太晚。”大使馆官员Rangga Yudha Nagara告诉我。康复后他被飞机送回了家(我们无法联系到Kusmanto对此发表评论)。与此同时，当时已经在海上呆了一年的其他船员越来越感到孤独。“他们最初告诉我们，我们将在海上待8个月，然后船会靠岸。”Anhar告诉我，“事实是我们至今从未在任何地方着陆。”
中国非法捕捞破坏全球环境 也掠夺了贫穷国家的资源
“全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行动（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称，中国是世界上非法捕鱼最严重的国家。公海作业的成本高昂，以及执法力量的缺席，助长了在禁区捕鱼和使用非法技术以获得竞争优势的行为。没有节制的捕鱼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全球三分之一的鱼类被过度捕捞，许多物种濒临灭绝。曾经数量庞大的鱿鱼，如今在急剧减少。包括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已经明令禁止割取鲨鱼鳍，但这种做法依然存在。中国船队经常捕捉双髻鲨、大洋白鳍鲨和大青鲨，售卖鱼鳍用于制作鱼翅汤。
2017 年，厄瓜多尔当局在一艘冷藏船上发现至少6000条非法捕获的鲨鱼。其他海洋物种也在遭受灭顶之灾。捕捞石首鱼（一种大型鱼类，其鱼鳔被用作珍贵的中药原料）的渔网，有时会缠住生活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海的鼠海豚最后使其溺死。据研究人员估计，目前世界上仅存大约10头鼠海豚。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底拖网渔船队，这些渔船在海底拖网，将珊瑚礁夷为平地。海洋沉积物吸收了大量的碳，根据《自然》杂志最近的一项研究，底拖网的使用，每年会增加16亿吨碳排放，相当于整个航空业的排放量。
中国的非法捕鱼行为也掠夺了贫穷国家的资源。在西非沿海，中国拥有一支由数百艘船只组成的船队，据估计，非法捕鱼给该地区造成的损失每年超过90亿美元。2017年，针对朝鲜的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联合国安理会在中国的明确支持下对朝鲜实施了制裁，部分通过阻止其出售捕鱼权这一主要外汇收入来源。但据联合国称，平壤继续通过授予非法捕捞权（主要针对中国渔民）赚取外汇——仅2018年就获利2.29 亿美元。知乎上的一则广告，显示了朝鲜军方签发的“无风险高收益 ”的无限制捕鱼许可证，写着“期待合作共赢”。中国似乎无法或不愿对其历史盟友实施制裁。
中国渔船的大量捕捞导致该地区鱿鱼数量锐减：自2003年以来，当地捕鱼量下降了约 70%。韩国渔民协会的领导人 Haesoo Kim 说：“我们被毁了。”朝鲜渔船被迫驶向离海岸更远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会遭遇风暴，或因发动机故障而被困，然后挨饿、受冻或淹死。每年大约有 100 艘朝鲜小型渔船被冲上日本海岸，其中许多载有渔民的尸体。这些水域中的中国船只经常被发现冲撞巡逻船。后来，韩国海岸警卫队向20多艘企图冲撞巡逻船的中国船只开火。
2019 年，我与一艘韩国鱿钓船同行，以便去到朝鲜和韩国之间的海域交界处。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一支中国鱿钓船队驶入朝鲜海域。我们与他们并肩而行，并出动无人机识别他们船的编号。其中一名中国船长鸣笛闪灯——用海事术语来说就是发射警告信号。由于我们是在韩国水域，而且距离合法，我们的船长保持了航向。这时，这名中国船长突然向我们驶来，进入将发生碰撞的轨道。我们的船长眨了眨眼睛，在距离这艘船30英尺时转向，避免了相撞。
当我联系中国外交部时，一名发言人告诉我，“中国一贯认真执行安理会有关朝鲜的决议”，并补充说，中国“一贯严惩”非法捕鱼。但他对中国是否派遣船只进入朝鲜水域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2020年，非营利组织“全球渔业观察”（Global Fishing Watch）利用卫星数据揭露，数百艘中国鱿钓船经常在朝鲜水域捕鱼。从那时起，中国已将这支非法船队的数量减少了70%。然而，这些渔船的工作时间和捕鱼量却有增无减。
振发七号上的悲剧：生病后被拒送上岸 印尼水手因耽误治疗而死
2021年元旦过后不久，振发七号绕过南美洲一角，在智利海域短暂停留。停靠的地方离海岸很近，手机可以接收信号。Aritonang走到舰桥，用手势和蹩脚的英语，问一名管理者能否借用他的手机。对方搓了搓食指和拇指，表示要花钱。Aritonang跑到甲板下，把他的一些香烟和零食卖给了其他船员，又借了一些钱，最后带着大概13美元回来，这为他买到了5分钟的时间。他拨通了父母的电话，母亲接了电话，听到他的声音非常激动。他告诉她，他会在七月前回家，并叫父亲来听电话。母亲告诉Aritonang，“他正在休息。”事实上，他的父亲几天前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但母亲不想在他出海时让他难过。她后来告诉牧师，她盼望着儿子回来。她说：“他想为我们盖房子。”
不久之后，这艘船在福克兰群岛附近的蓝洞(Blue Hole)抛瞄，英国和阿根廷在这里持续的领土争端，为船只提供了利用海上执法的漏洞。Aritonang越来越想家，他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大部分时候只吃方便面。Fikran说：“他似乎变得悲伤和疲惫。”那一年的一月，他患上了脚气病，眼白变黄，双腿肿胀，失去了行走能力。“Daniel的情况非常糟糕。”Anhar告诉我，船长拒绝让他接受治疗。“仍然有很多鱿鱼需要处理。”Anhar说，“我们当时正在执行任务。” 那年2月，船员们把捕获的鱿鱼卸到了运往毛里求斯的冷藏箱里。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船长拒绝将Aritonang也送上岸。
不到五天，Aritonang再也站不住了。他痛苦地呻吟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印尼船员们再次来到舰桥上，与船长Haijun对峙，威胁说如果不给Aritonang提供医疗救助，就发起罢工。“我们都反对船长。”Anhar说。最后，在3月2日，船长默许将Aritonang转移到一艘名为Marlin号的油轮上。Marlin号的船员用小艇把Aritonang带到港口后，把他扔在那里就离开了。一名为中国船队工作的船舶代理人给当地医院打了电话，救护人员赶到时，发现Aritonang孤零零地躺在码头上。
Jesica Reyes是蒙得维的亚为数不多的巴哈萨语翻译之一，振发渔业公司请她去急诊室帮助医生与Aritonang沟通。Reyes今年 36 岁，她在一家深受印尼船员欢迎的网吧工作时，自学了巴哈萨语。他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 “姆巴克”，意思是“小姐姐”或 “大姐姐”。从2013 年到2021年，大约每隔一个半月，就会有一艘渔船（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渔船）在蒙得维的亚卸下一具尸体。最近一次晚餐时，Reyes告诉我，她已经帮助了数百名需要帮助的水手。她描述说，有一名水手因牙齿感染而死亡，因为他的船长不愿带他上岸。她还告诉我，还有一名患病的水手，在下船后，当地机构并没有送他去医院，而是把他关在酒店房间里，直到他去世。她说：“我可能不应该发问，比如‘你们为什么不带他去看真正的医生？’”
在接到有关Aritonang的电话时，Reyes被告知他“肚子疼”。然而，当他被送到医院时，她看到他的眼睛和脖子周围有瘀伤，身体一侧有烧伤的痕迹。到达医院后，她发现他无法动弹。他低声告诉她，他在船上时，脖子被绑着被人殴打（其他水手后来告诉我，他们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也不确定他是什么时候受的伤）。Reyes打电话给渔业公司，说：“这个人浑身是伤！你怎么能说这是肚子疼呢？” Reyes偷偷拍下了他的情况，尽管这是被禁止的，因为她太震惊了。Reyes告诉我：“他的情况太糟糕了。”
在急诊室里，医生为他输液时，Aritonang颤抖着哭着问Reyes：“我的朋友们呢？” 他低声说：“我很害怕。” 三小时后，医生在急诊室外面告诉她Aritonang已经死了。Reyes告诉我：“我为此非常生气。”我接触到的船员们也很愤怒。Mejawati说：“我们真的希望，可能的话，船长和所有主管都能被抓捕、起诉，或监禁。”Anhar是Aritonang最好的朋友，那年5月，他在新加坡从振发七号下船后才得知Aritonang的死讯。他说：“我们都崩溃了。”我们说话时，他还提着一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Aritonang的衣服，他答应要为他带回家。
远洋捕捞船上，暴力与奴役频频发生 虐待船员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捕鱼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据一项研究估计，每年有数量巨大的船上工人死亡——而中国的捕鱼船队是最残忍的。招聘者经常瞄准贫穷国家和中国内陆的绝望男人。“如果你负债累累，你的家人对你避之不及。如果你不想被人看不起，关掉手机，远离陆地。”一则在线广告写道。
根据法庭文件和中国新闻媒体的调查，一些被招募者受到了承诺利润丰厚的合同的诱惑，但发现自己必须提前支付一系列费用，这些费用相当于几个月的工资，用于支付旅行、工作培训、保险、床上用品，以及船员证书、食品和防护工作服等费用。 工人往往不得不从劳务中介那里贷款，这让他们负债累累而不得不接受奴役。一旦上船，工人往往会发现这里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无薪加班、营养不良、缺乏安全规范，频繁的殴打。但是，合同中往往包括离职惩罚，许多公司还会没收工人的护照，使他们陷入更深的困境。即使是那些愿意冒着被处罚风险的工人，有时也会被囚禁在船上，无法返回陆地。
2021年，环境正义基金会(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采访了100多名印尼船员，发现大约97%的人的证件被没收或经历过债务奴役。在这种情况下，偶尔也会有工人向当局报警。2014年，28名非洲工人从停泊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中国鱿鱼钓船“佳德1号 ”上下船。其中几人控诉在船上遭到殴打，脚踝上有带过脚镣的痕迹。其中 15名船员被送往医院（该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2020 年，几名印尼船员拨打热线电话，控诉在海上遭到毒打，并报告说，船上的一个冷藏室里有一具尸体。随后的尸检显示，该男子身上有累积的瘀伤、疤痕和脊柱损伤。印尼当局以贩卖劳工罪，判处劳务中介的几名主管一年以上监禁(该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在中国的船上，虐待劳工是公开的秘密。一位中国水手的日记为我们了解这里的生态提供了不同寻常的细节。2013年5月，他向一家中介支付了两百美元的招募费，中介将他派往一艘名为津汉渔4879号的船上。船员们被告知，上船的前十天是试用期，之后他们就可以选择是否离开，但这艘船却在海上航行了一百零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你们就是奴隶，随时随地都要工作。”他写道，长官们在用餐时能吃到肉，但水手们只能吃到骨头。“铃声一响，你们就必须起床，不管是白天、黑夜还是清晨，不管风有多大，雨有多密，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这艘船的所有者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2011 年，一艘名为鲁荣渔 2682号的鱿钓船上发生哗变，使得公众不得不重新审视渔船上的工作环境。据一名水手说，船长李承权是个“身材高大、脾气很坏的人”，他曾将一名惹怒他的工人的眼睛打到淤青。开始有传言说，工人们并没有拿到被承诺的7000美元年薪。相反，他们每捕获一磅鱿鱼可获得约4美分的收入，这比7000美元的年薪少得多。九名船员将船长扣为人质，在接下来的五个星期里，船上陷入了派系纷争。有人在夜间失踪，一名船员被绑起来扔到海里，还有人砸坏了船上的一个阀门，船里开始进水。船员们最终设法恢复了船上的通讯系统，并发出了求救信号，引来了两艘中国渔船的援助。最初的33 人中只有11人回到了岸上。其中五人，包括哗变的主要领导者和船长，被中国政府判处死刑(该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这就是著名的“太平洋大逃杀案（编辑注）”。
美国、韩国和泰国船只上也有贩卖劳工的记录，但中国的船队可以说是最糟糕的犯事者，而且中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遏制违法行为。我的团队发现，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向至少一家渔业公司提供了超过1700万美元的补贴，而这家公司名下的船只里，至少有50艘船只涉嫌渔业犯罪或造成船上人员伤亡——其中有些伤亡可能是危险的劳动环境造成的(中国政府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最近表示，中国船队的运营 “符合法律法规”，并指责美国 “以环保和人权的名义将渔业问题政治化”）。
最近，中国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些改变。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平息异议，而不是追究企业责任。2017 年，在菲律宾船员和中国船员之间发生持刀斗殴，导致一名工人死亡后，中国政府在秘鲁的钦博特成立了第一个针对渔业工人的共产党支部，旨在加强他们的“精神寄托、生活支持和生产保障”。一些沿海城市的当地警方已开始使用卫星对船只进行实时监控，并直接与工人沟通。2020 年，秘鲁附近一艘船上的中国船员发起罢工，公司联系了警方，警方通过卫星与船员直接通话。一名警官向工人解释说，他们可以返回秘鲁的岸上，然后飞回中国，但他们必须支付机票费用。他问道：“如果你们现在辞职，会不会觉得亏了？”之后，工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
全球海鲜供应领域 难逃中国强迫劳动的阴影
当我在这些船上报道时，暴力和被奴役的故事在我面前一幕幕浮现，甚至不需要我刻意寻找它们。今年，我收到了一段2020年公布的视频，视频中，两名菲律宾船员诉说他们的遭遇，说他们生病了，但被阻止下船。其中一人恳求道：“请救救我们。我们在船上生病了，船长不肯送我们去医院。” 那年夏天，有三名水手死亡，至少有一具尸体被扔到了海里(将这些工人安排上船的劳务中介PT Puncak Jaya Samudra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船运公司也没有回应）。2020 年，在印尼雅加达的一次旅行中，我遇到了六七个年轻人，他们告诉我，2019 年，一个名叫Fadhil的年轻水手死在了他们船上，因为船长拒绝带他上岸。另一名水手Ramadhan Sugandhi说：“他请求回家，但没被允许。(船运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他的中介机构 PT Shafar Abadi Indonesia对此 也没有回应）。”2023年6月，一个瓶子被冲到了乌拉圭马尔多纳多附近的海岸上，瓶子里似乎是一名绝望的中国水手的留言，上面写道：“你好，我是鲁青远渔765号船上的船员，我被公司关了起来，如果看到这张纸，请帮我报警！S.O.S. S.O.S.” (但船东青岛颂海渔业公司表示，这些说法是船员编造的）。
Reyes，那位巴哈萨语翻译帮我联系上了Rafly Maulana Sadad，他在鲁荣远渔978号船上工作时，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腰，然后他又马上回去拉网，最后晕倒，醒来时已经躺在床上。船长拒绝带他上岸，他在船上度过了五个月，病情不断恶化。Sadad的朋友们帮他喂食和洗澡，但他神志不清，经常躺在自己的尿里。Sadad去年告诉我：“我连说话都很困难。我感觉自己好像中风了什么的。我真的什么都听不懂。” 2021年8月，机长把Sadad送到蒙得维的亚，他住了十天院后乘飞机回国。(萨达德所在船只的所有者荣成市荣远渔业有限公司，和其中介PT Abadi Mandiri International 均未理会我们的置评请求）。Sadad在印尼接受了我的采访，那时，他只能拄着拐杖行走。他说：“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
与供应原料的船只一样，中国的海鲜加工厂也依赖于强制劳动。过去三十年来，朝鲜政府一直要求本国公民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工厂工作，并将其收入的 90% ——数亿美元——存入政府控制的账户。劳工通常被迫生活在与世隔绝和不卫生的环境中，并被禁止与他人交流。联合国的制裁禁止这种做法，但据中国政府估计，去年仅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城市，就生活着多达8万名朝鲜劳工。根据人权机构“朝鲜人权委员会（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North Korea）”的一份报告，这些人中至少有四百五十人在海产品加工厂工作。中国政府在互联网上几乎完全删除了有关这些工人的信息。但是，当在抖音上搜索“朝鲜美女”时，我们发现了几十个视频，似乎全都是海鲜加工厂的女工，大多是由盯着她们看的男员工发布的。一位中国网友评论说，这些女工 “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很自律！” 但另一位评论者指出，这些工人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命令，否则 “她们的家人会遭殃”。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还对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监督镇压，建立了大规模的看守所，强迫被拘留者在棉田、番茄农场和多晶硅工厂工作。最近，为了分裂维吾尔族族群及提供廉价劳动力，政府将数百万维吾尔族人转移到全国各地的公司工作。工人们住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宿舍里，由身着制服的保安监管。一名维吾尔族工人说，他的宿舍经常被搜查，如果发现《古兰经》，书的主人可能会被送回劳改营。
通过搜索公司业务通讯、年度报告和国家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团队发现，过去五年中，至少有1000多名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派去至少十家海产品加工厂工作。一些人在那里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在 2021 年的一篇文章中，当地共产党官员说，在同一家海鲜加工厂工作的少数民族成员属于同一个“模范大家庭”，他们要通过学习来加深 “民族团结教育”。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教授Laura Murphy认为：“这些举措是在抹杀维吾尔族文化、身份、宗教，当然还有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彻底改变整个族群。” (中国政府从未回应我们多次提出的，关于维吾尔族人和朝鲜人在海产品加工业被强迫劳动的问题）。
美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禁止进口使用朝鲜和维吾尔族劳工生产的商品。近年来，在其它行业——例如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制造——使用此类劳工的情况屡见不鲜，美国因此没收了价值十亿美元的进口商品。然而，我们发现，雇佣维吾尔族和朝鲜族劳工的公司，最近向数十家美国进口商出口了至少47000吨海产品（当中17% 的鱿鱼被出口到美国），这些进口商包括为美国军事基地和公立学校食堂供货的一些公司。人口贩运法律中心（Human Trafficking Legal Center）创始人兼总裁Martina Vandenberg告诉我：“这些真相被披露，给整个海鲜行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
中国不欢迎有关这一行业的报道。2022 年，我在莫多克（Modoc）号上度过了两周，这艘船当时在南美洲沿海巡视中国的游钓船。莫多克号是一艘前美国海军船，现在被非营利组织 Earthrace 用作巡逻船。当我们驶回加拉帕戈斯的一个港口时，一艘厄瓜多尔海军船停在我们旁边，船上的一名军官说，我们再次进入厄瓜多尔水域的许可已被吊销。“如果你们现在不掉头，我们就会登船逮捕你们。”他让我们驶向另一个国家，但我们的船上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
经过两天的谈判，我们获准短暂地进入港口，厄瓜多尔武装人员登上我们的船。他们声称，我们的船只许可证提交不当，而且在驶离国家水域时略微偏离了批准航线。这种违规行为通常只会受到书面警告。但是，据Fitzpatrick大使说，中国政府曾联系了几位议员，对被他们描述为从事秘密行动的类似军舰的船队表示担忧。当我询问时任厄瓜多尔外交部长的 Juan Carlos Holguín时，他否认中国参与其中。但Juan Carlos Holguín告诉我，厄瓜多尔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非常谨慎，部分原因是厄瓜多尔欠了中国很多债。“中国不喜欢莫多克号。”他说，“但最主要的是，中国并不欢迎媒体对他们的鱿钓船做更多报道。”
死去的年轻船员终于魂归故里：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母亲建起了房子
Aritonang死后第二天，Reyes向海岸警卫队提交了一份报告，并给警察看了她拍的照片。“他们似乎不是很感兴趣。”她说。一天后，当地验尸官进行了尸检。“有身体虐待的痕迹”，报告上写道。我把报告送给了法医病理学家Weeden，他告诉我报告显示了一些遭受暴力的迹象，但未经治疗的脚气病似乎是导致死亡的原因。Nicolas Potrie是印尼驻该市领事馆的负责人，他回忆起接到检察官电话时的情景。检察官告诉他：“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弄清楚发生了什么。这些暴力痕迹——每个人都看到了。”(荣成王岛公司的一位代表说，该公司没有发现船上发生任何违法行为的证据。他称：“船上没有发生任何关于你们所称的虐待、侵犯、侮辱人格、身体暴力或扣发工资等骇人听闻的事件。”他补充称，他们已将此事移交给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但该协会没有回复我们提出的问题)。
Potrie要求进一步调查，但似乎没有进展。Morales拒绝告诉我调查是否已经结束。2022 年3月，我在蒙得维的亚的办公室拜访了外国渔业代理商会(Chamber of Foreign Fishing Agents)主席Aldo Braida，该商会代表了在乌拉圭与外国船只合作的公司。他驳斥了停靠在该港口的中国船上船员受到虐待的说法，称其为 “假新闻”，并声称 “这里面有很多谎言”。他跟我说，如果有船员受到身体虐待，乌拉圭当局会发现的，而且当人们共处在狭小的空间里时，很可能会发生打斗。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暴力社会。”
乌拉圭当局没有什么动力进一步调查中国船队，因为中国为该地区带来了利润丰厚的业务。例如，2018 年，一家中国公司在蒙得维的亚购买了一块七十英亩的土地，提出了一项耗资两亿美元的“巨型港口”建设计划，包括两个半英里长的码头，一个免税区，一个新的制冰厂，以及一个造船厂和一个加油站。乌拉圭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引进中国投资。当时的乌拉圭总统Tabaré Vázquez试图绕过宪法里需要三分之二议员投票表决才能通过的规定，下达总统行政命令建设港口。在阿根廷从事海洋研究的Milko Schvartzman说：“有这么多钱摆在桌面上，政客们开始钻法律的空子来攫取这些钱。”因为几千人上街游行，抗议外资对港口的所属权，最后该计划被取消。乌拉圭政府最近宣布，它将在原计划附近建造另一个港口，也许会引进外国投资。据报道，中国外交官王刚表示，中方有兴趣参与管理该项目。
渔业很难受到监管。美国消费的大部分海鲜都是由中国公司捕捞或加工的。美国制定了各种供应链法律，以防止美国进口与非法劳工行为有染的产品，包括那些被定义为冲突钻石(conflict diamonds)和血汗工厂加工的产品。但中国并不情愿透露其捕鱼船队和加工厂的详细情况。2022年7月，在加拉帕戈斯附近的一艘中国船上，一名甲板工人打开甲板下几层的冷冻库，向我展示了一摞摞装在白色袋子里的冷冻鱼。他解释说，他们不在袋子上标注船名，方便捕获的海鲜在船与船之间自由转移。这样，海产品公司就可以隐藏他们与有犯罪历史的船只之间的联系。
在另一艘船的驾驶台上，一位中国船长打开了他的航海日志，上面理应记录下这艘船的捕获量。但是除了前两页外，其余都是空白。他说：“没人会保留这些东西。”陆地上的工作人员稍后可以逆向分析这些信息。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负责强迫劳动项目的前经理Kenneth Kennedy说，美国政府应该禁止从中国进口海鲜，直到他们能够证明他们的供应链不涉及任何形式的虐待。“美国充斥着受犯罪行为污染的海鲜。”他说。
只要美国消费者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都不太可能改变。为了记录这个系统中的漏洞，我的团队通过卫星跟踪船只，观察它们将捕获的海鲜转移到冷藏船上。然后，我们跟踪这些船返回港口，并与中国的一个调查小组一起拍摄了他们将渔获物转运到卡车上的过程，随后跟踪卡车前往加工厂。我们发现，振发七号的转运公司雇用了至少 170 名从新疆转来的维吾尔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工人。至少有六家加工厂向数百家美国餐饮连锁店、杂货店和餐饮服务公司出口大量海鲜，其中包括Costco、Kroger、H Mart、Safeway 和 Performance Food Group。(这些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2021年4月22日，Aritonang的遗体从蒙得维的亚空运到雅加达，然后被装进一个擦得发光的放着耶稣像的木棺里，运往他位于Batu Lungun的家中。一群村民在路上列队悼念，Aritonang的母亲看到灵柩后嚎啕大哭，昏厥过去。家人选择不打开棺材，因为他们害怕看到棺材里躺着的人。第二天，家里人举行了葬礼，Aritonang被安葬在离他父亲几英尺远的地方，墓地离教堂不远。他的墓碑是由两块木板拼成的一个十字架。当晚，签下Aritonang的劳务中介的一名工作人员来到他家，商讨当地人口中所称的“和平协议”。Anhar说，这家人最终接受了约两亿卢比（约合 1.3 万美元）的赔偿金。Aritonang的家人不愿与我谈论船上发生的事情。他的哥哥Beben告诉我：“作为丹尼尔的家人，我们已经与船上的人达成和平协议，让他离开了。”
去年，在Aritonang去世 13 个月后，我与他的家人聊了聊。他的母亲Regina Sihombing和儿子Leonardo坐在客厅的豹纹地毯上。Sihombing抱歉地说，家里没有安装家具，除了地板没有其它地方可以坐。她解释说，房子是用赔偿金翻修的——最后，Aritonang还是把父母的房子修好了。当话题转到他身上时，母亲开始哭泣。她说：“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Leonardo安慰她：“别难过。这是他的命数。”
文中小标题为歪脑添加。感谢方解的翻译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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