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上野千鹤子对话全嘻嘻：如果女权的答案是“结不结婚都一样”，那我们在说什么废话呢？

本文首发于歪脑：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Ueno-Chizuko-women-feminism-marriage-02242023

近日，北大毕业的三名女性采访了日本知名女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她们推出的B站视频《北大宿舍聊天x上野千鹤子｜只要自由地活着，怎么样都可以》引爆了女权社群，网上迅速骂声一片。

纵观负面评论，大家的不满主要在于，面对一个在女权主义方向颇有建树和声望的学者，三个“高知”女性提出的问题竟然如此浅薄，像是没有做过功课一样，诸如问上野不结婚“是因为被男性伤害过吗”的问题更是到了冒犯的程度。而作为已婚女性，她们也全程将对女权主义的讨论局限在个人的婚恋上，而非一些更有公共性、批判性的话题，显得浪费了上野这样的专家。其中，作为主采访人的UP主“全嘻嘻”，说到自己在谈论婚育话题的时候，遭遇了“女权鄙视链”，自称“有瑕疵的女权主义者”，并表现出想要从上野那里寻求认同的姿态，招来了女权博主们最多的火力。

在一则微博留言里，署名为“完颜猪妖”的评论者认为，以一种功利心态进入婚姻当然是她们的自由，但是让人不适的是，“她们偏偏一定要以‘女性主义’为自己的选择的生活作注脚、下定义。”

“以蔡全嘻嘻为代表的几位女性在这场对话中呈现出一种可疑的贪婪。贪婪到迫切要让最文明的文化层面也认同自己的生活是‘正确’且‘高尚’的。贪婪到必须把自己的‘婚姻策略’包装成一种‘进步’。”

精英的功利：用“营销”“策划”论免责，掩盖女性的真实困境

如果熟悉网络女权的“反婚反育”文化和背后的语境，应该更能理解这个视频为何让很多女权主义者深感冒犯。之后全嘻嘻被网友们扒出了更多的“黑历史”，包括她的网名曾冠了“夫姓”，叫“蔡全嘻嘻”；她曾经的视频提到，老公婚后性生活频率需求与她不一致因而想去“购买性服务”（这个说法被批评为“美化嫖娼”）而她因此反省自己；还聊到老公答应丁克又反悔，她担心老公出轨于是生孩子绑定老公等等，引发了持续的“群嘲”。全嘻嘻也不得不发微博做出变相道歉，承认自己的“落后”、“无知”、“愚笨”。

但是，制造这些“雷点”多少有欲加其罪的嫌疑，搞成网暴也就一夕之间，实在不值得跟风。

全嘻嘻过往的视频节目内容，很多是围绕私人生活的话题，和她这次的采访风格一致，可说庸俗而又乏味——所谓的“主流”，其实没什么挖掘的价值。但是在其中一期聊“性别困境”的节目中，全嘻嘻对女权和一些性别议题的思考似乎并不那么糟糕，还头头是道地聊到了反思特权和共情弱势。

所以，吕频说她们“傻乎乎”，我觉得刚合适。她们就像年少时班上成绩好、性格好、人缘好的女孩子，一路顺风顺水但中规中矩，没吃过什么大亏，和社会也没大过不去，学习、工作、结婚生子一步都不落下。三十出头就成为了副总裁和主管——可谈吐之间的心智深度竟只相当于二十出头时的我。她们的人生是流水线上下来的，自然会用流水线的思维理解女权。仿佛女权主义是一块赐给现代女性的新式牌坊，是可以赢回来装点门楣的。

女权群里一个群友提到，她觉得这三个人有一些“优等生困境”：“因为长期答卷考分获得价值的这个通路走习惯了，现在觉得，自己在婚恋、女权方面也要交满分卷。”

我有同感，认为这还是一种精英意识作祟——“我不但要事业要家庭要自我实现，我还要进步的感觉，要社会影响力，要自己也是个受到承认的女权主义者。”这种“我什么都想要”、“我什么都输不起”的心态，如果放在如今中国这样一个遍地不正义、不平等的环境里去审视，可说不仅是傲慢无知，而是一种凸显道德失能的平庸之恶了。

但是，B站选择了她们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一些博主爆出“内幕”称，视频实际上是B站和某出版社联合策划的对谈活动，是为了宣传上野的新书。在活动前期，出版社编辑曾在某女性社区为这个策划征集给上野的问题，强调希望“破圈”，并且在视频上线之后邀请其他博主进行推广，其营销用的标签集中在“恋爱脑”、“婚姻”、“女性成长”、“原生家庭”、“情感”等热词上，唯独没有“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B站深谙女权主义是流量密码，却又不愿意给女权主义正名；为了更顺畅地消费一个“正能量”化的女权主义，就需要“消毒”所有关于它的“反动”危险因子，于是选了三个总是围着自己的私生活打转的主流已婚女性，设计了一套止步于自洽、自我承认、自我和解，实则异常自恋的问题，就一点不出所料了。

以此为基础，又有人质疑——全嘻嘻在采访上野时表现出的愚钝，都是为了引爆流量而精心设计的，她的“新世相副总裁”身份被拎出来证明其是营销方面的老手；实际上，这个曾经在大学时期写过很多“关注社会议题”，有“反叛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文章的“学霸”，不可能真的是个软弱的“娇妻”。

对全嘻嘻的动机的揣测是无法证实的，但它微妙显露出网络女权社群在批评这样一个女性时的焦虑——首先焦虑的当然是“女人为难女人”，其次是，一个如此优秀的女性怎么还会困在婚姻里打转呢？她一定是演出来的。她是狡猾的、是厉害的、甚至是可恶的，她玩弄了我们所有人，她赚得盆满钵满，她“赢了”，但是她绝不可能卑微地纠结于婚姻里那些真实的烦恼。

然而，怎么不可能呢？这不恰好说明，哪怕是上位阶层的女性，在婚姻体制里照样摸爬滚打、一地鸡毛吗？ 来自“女权主义者”的舆论竟然也在变相掩盖女权的议题，通过夸张地放大全嘻嘻的能动性，为慕强的心态添砖加瓦。她们看上去是站在全嘻嘻的对立面，实际上跟她有如出一辙的“恐弱”焦虑。

之后，B站推出了第二个男性UP主和上野的对谈视频，当发现这个男性竟然问出了比三个北大女性更有水平的问题时，一些女权主义者指责平台在策划中充满恶意，欲扬先抑地去“踩女人捧男人”。

通过将问题再次导向她们最熟悉的性别对立叙事，女权主义者也进一步缓解了批评全嘻嘻时产生的焦虑——毕竟，她是平台“阴谋”的受害者，“无论女性做什么，都会被污名化、被打成二流、被视而不见、被打回原点。”这句来自上野的话被用来加码某种“女人是完美受害者”的意象。但是这也豁免了全嘻嘻们“同流合污”的责任，使得女权社群针对精致利己主义的批判失焦。

这就是一些网络女权主义者困守 “女本位”时的极致功利心的体现：女人拥有绝对的主体能动性，却又同时是完美的受害者，且“按需切换”，所以她可以为所欲为，但又得到全然豁免，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不是真实的女性，也不是女权主义，而是伪装成女权的精英的暴政，是附身我们的暴力的幽灵，是倾慕强权的人自身欲望的投射。

女权主义的议题，总是来自于观察有着一定的能动性的女性，与父权体制之间的互动。因此，她们的际遇才能指引我们去揭露和介入结构性的不公。

女权主义者的智慧在于如何平衡地理解女性个体的“主体”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并识别其中的权力动态（power dynamics）。在上野与铃木良美对谈的新书《始于极限》中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上野写到：“主体也许能够暂时超越结构，但不可否认的是，结构的压力对主体有压倒性的优势……我们试图采取一种不否定主体能动性和多样性、也不为结构性压迫开脱的方法。”

“主体作为个体越是坚持“自我决定”，结构就越能被免责。在结构上处于劣势的人确实有可能在短期内反过来利用其劣势从结构中获利，但长远来看，这将导致结构的再生产。”

因此，只有当女性的经历被还原，尽量接近现实时——她既不是“咎由自取”的主犯，也并非完美受害者——体制在一个人身上运作的方式，才将无所遁形。

这就意味着，精英意识会完全架空女权的议题，蒙蔽我们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如果一个女权主义者不去反思和超脱精英意识，就无法和现实中的女性相遇，更无法触及富有公共性的女权议题；ta唯一在做的，就是将其隐秘的特权欲无节制地四处投射，膨胀了自己。

想平等时就平等：“女权主义”成为体制内获利者的还价工具

在我看来，如果全嘻嘻真的曾是一个对社会问题充满批判精神的年轻人，那么更值得问责的是，中国的社会、市场和类似B站的平台是怎样通过审查、淘汰、规训和宣传，去挑选和塑造出一批批更符合主流价值、更适合消费的流量生产者和买单者。

在2020年B站“献给新一代的演讲”《后浪》里，老前辈何冰慷慨激昂地对年轻人极尽溢美之词，画面则充斥着出国旅游、赛车跳伞、漂流潜水、汉服手办……这是一个圈养自恋狂的温床，年轻人的欲望被包装精美地呈现，但是，他们身上那些危险的、有颠覆性的“逆鳞”却被剪除和埋葬。

何冰直视镜头大言不惭地说：“你们拥有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三年之后，当三个北大女性在视频里寻求上野认同她们选择婚姻的自由，观众可说既视感拉满。

这样一个乏善可陈的内容，却引发了超高热度，当然有赖于如今女权社群的规模和能量；但是它被不值当地置于我们注意力的中心，更是因为现实中更重要的、严肃的女权主义议题无法被看到、传播和讨论。

有微博评论：“……时至今日“女权主义”能上热搜也只能以这样的形式了吧。想想也难过，国内原本不缺有能力和上野进行高质量深度交流的女权主义者，然而她们现在连网络账号都保不住，甚至漂泊海外无法回国。”长久以来，女权社群都难以指望在一个“更有价值”的题材上展开相称的智慧的输出，更别提通过舆论推动社会的改变。在全嘻嘻们欣喜着“只要自由地活着，怎么样都可以”的时候，参与白纸运动的女权主义者们身陷囹圄，甚至不被大众所知。极权压境之下，现实中的女权运动几乎看不到出路，一切的通道似乎都已关闭了。而这次获得“全民关注”的，仅仅又是一场虚无而消耗的骂战吗？

女性在恋爱、婚姻和生育中所面临的问题当然是重要的女权议题，所以如果圈外人把这次女权主义者们发出的批评，仅仅理解成对婚育女性的攻击，是非常遗憾的。在“激女”的社群之外，很多女权主义者并不持有强烈的反婚反育立场，对婚育女性一直持包容和团结态度。其实，将女权主义当做某种指导标准去审视男性和亲密关系，以获得更好的婚姻、恋爱和性体验，也是社群里满常见的实践。只是说大家多少还有自省之心，没有意图也没有机会这样大大咧咧地把心思曝光在公众面前。

进入了婚育的女权主义者的焦虑也很常见，早先就有人写下《成为女性主义者，有什么用？》、《生了孩子的我，还配做个女权主义者吗？》之类的文章，讨论自己作为女权主义者在婚育生活中的博弈、妥协和挣扎。

而对于其中所表现出来精英女性对女权主义的消费和劫持现象，女权活动家吕频早有警醒，她曾在社交媒体写道：

“（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无穷无尽的烦恼和纠结的根源，在于她们不离开异性恋体制或放弃红利，而只想将自我利益在其中最大化。而女权主义因此被选择性使用来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如贝尔胡克斯所说：想平等的时候就平等；或者被当做其欲望叙事的合法化载体、情绪垃圾桶。”

“‘想拥有一切’是一种特权思想，尽管有一些时候被包装成女权主义，毕竟商业女权主义的重点就在于主张中产以上女性的‘自我实现’。但是在这个体制下想拥有一切本身就是不正当的，而且一定是得基于剥削的，在男人和女人都一样。”

对此，吕频直言：“女权主义是指引女性斗争和解放的哲学，不是女性幸福方案提供商。‘幸福’的概念是体制化的，是女权主义所批判的。”“女权主义也不是既有资源体，对个人不存在给与和承诺。”

对我来说，女权主义当然无法回答我人生中的所有问题，我不指望、也不预设女权主义有这个权力和义务，毕竟女权主义都没法为女性提供一套父权之外的体制和基础设施。我在生活中经常做出“不女权”的事——有些是感到被迫，但也有些是顺势滑入舒适圈、抱着侥幸心理攫取红利。但我感激的是，女权主义始终提供给我一面镜子、一些觉察的视角和批判的语言，让我在卷入这个体制的时候保持清醒、睁大眼睛，去不断做出反思，并将这些反思贡献出来，推动对女权议题的探索。

借用吕频的话说：“女权主义者的自我洞察，不是将自己刻画成‘百分百的女权主义者”，相反，是要在自己所有不达女权主义的地方做上标记。这其实是个人政治的最关键一步，即用一己不完美的种种反思，来指涉那一个总是积累中且无法由任何人说出来的女权主义。”

而受到全嘻嘻们崇拜的上野，正是在她们聊到的新书《始于极限》里，通过戳破铃木不愿在性产业里承认自己受害的“恐弱”焦虑，明确指出精英意识让女性远离女性主义：

“没有什么比‘自我决定’更能满足精英女性的强烈自负，也没有什么比这四个字更能让女性远离女性主义。”

“正视自己的伤痛吧。痛了就喊痛。人的尊严就从这里开始。要对自己诚实，不要欺骗自己。一个人若是不能相信和尊重自己的经历和感觉，又怎么可能相信和尊重别人的经历和感觉呢？……自称受害者不是软弱的表现，反而是强大的证明。”

视频里的上野是个很温柔的人，她察觉到了年轻人“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心机，但是仍然选择包容，也许因为对她这代人来说，新一代的能够自由生活的女性太难得了。

而“完颜猪妖”的评价就没有这么留情了：“但人类所有自欺中，都含有清醒自知的成分，这就是为什么在蔡全嘻嘻她们极力向上野这位‘东亚女权掌门人’求证时，会对自己为防老公出轨增加性生活频率以及生孩子绑定丈夫这些关键事迹避而不谈。她无法将这些信息坦然地交由上野做出判断，那样，自己的‘女权牌照’必然岌岌可危。或许也正是那种自卑，才让她们自觉得到‘掌门人’的肯定之后，会如此激动甚至流泪。”

在我看来，这种“自欺”所催生的寻求承认的需求简直又可悲又可笑。毕竟，这有什么重要呢？谁在乎呢？抛开“女权主义的要求”不谈，她们似乎都陷入了某种当代精英人士的困境——打心底相信“成功”意味着一切、“成功者”的一切行为、一切代价都可以被正当化。这让她们深陷在父权、威权和资本主义合谋的体制里无法自拔，当遭遇的那些不堪难以消解，又不得不消费各种“主义”给自己做心灵按摩和精神麻醉，就像很多人热衷的禅修和身心灵修行一样，所谓治愈、赋能都是为了回过头能可持续地和体制共舞；并喂养这个体制千秋万代下去。她们有没有想过，“解放”的出路和自己以为的正好相反？例如并非争取成为一个“幸福的强者”，而是先诚实面对自己的脆弱。

所有运动退却之后，“反婚反育”草根们的釜底抽薪

近几年的极权的重压，显著改变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图景。在社会环境尚且友好时，女权运动主要由行动者们推动，而“反婚反育”的主张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不仅是因为它容易导致对婚育女性的歧视，也因为“反婚反育”是一种消极抵抗，它要求女性自身履行“非暴力不合作”，但基本不谋求男性和社会的改善，对体制没有直接的问责。因此，当行动派的女权主义者受到严厉打压时，“激进女权”、“精英女权”、“粉红女权”等泛女权社群在社交媒体上仍然有相当的活跃空间。

今天，当建设性的民权和女权运动纷纷退潮，人们普遍失去了反抗的能动性的时候，反而是“反婚反育”的大军正在将极权体制釜底抽薪，这使得我们正视到草根女权社群的影响力。吕频称赞女性们不婚不育的集体决定：“她们确实已经创造了这个国家可能最主要的危机，一个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还能拥有大国霸业吗？”同时，她认为这个趋势有深远意义：“不婚不育将从父权结构的底层——家庭和日常生活中解放女性被束缚的身体、时间、头脑……有更多女性将因此成为自由的原子，长远看来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趋势。”

女权主义在“反婚反育”的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是意识到在婚姻制度和主流体制之外，女性生存空间的狭小。终究还是那个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当资源全部向体制内——包括主流的生活方式集中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对不进入体制的人有强大的惩罚和规训力。这是太年轻的人（还未进入社会并背负生存压力）、长期居住海外的人（生活在一个更包容多元的社会里）、以及精英阶层的人（有充足的个人资源去应对环境的压力）很难有切身体会的。

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们之所以被卷入这个压迫的体制、承受剥削，是因为想要获取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女权解构了父权制的压迫逻辑以及它所构建的“意义”——例如“浪漫爱神话”，但女权主义并没有提供一个另类的体制去接住女性的情感、欲望和意义感。那么当“自由”的女性进入一个荒野里，当她的身体、精神都面临极大的孤立和匮乏的时候，这才是女权主义的真正边境，也直接通往了和这个威权社会、时代对峙的场合。

在中国的环境下，一个女性选择不在家庭里获取经济、性欲和情感的满足（毕竟质量很差），那么她们来到市场上，996、充斥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垃圾工作、在荡妇羞辱和厌女文化中的约会软件上满足性爱，真的就能够重建她们的尊严吗？当被卷入更残酷的竞争里，一路奋斗成“强者”就能消除她们的“脆弱性”吗？女性（其实是所有人）不正是因为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受尽挫败和羞辱，才更向私人关系里寻求庇护和慰藉吗？

就像鲁迅所问：娜拉走后怎样？当女性遭遇的“外面的世界”是一片荒芜的时候，她如何抵抗住滑落回家庭和体制、至少安于一些基本的个人需求的强大冲动，反而坚持留守，甚至向更远更深处走去（那里是连女权主义都无法提供答案的地方），方才体现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担当。我怕我没有勇气做到这一步，但是我感谢女权主义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并且真的目睹有一些前辈正行走在边境之外，她们启发了我对新世界的想象。

在这样的语境下，不管是去说“女权主义是包容的，女权主义者选择不结婚还是结婚，只要自由就好”还是“女性无论怎样选择，都会被惩罚”都是一种粉饰之言。当然不是说这些话是错的——它们简直是对的，而是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能否洞察到自己的侥幸与苟且？

女权主义者的责任感，也就是说相对于“普通女性”来说，你为什么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这种责任感难道不是来自于去清醒地觉悟到选择意味着一切、选择造成了改变吗？——甚至选择去选择也是一个课题。我选择拒绝红利、选择接受惩罚、选择与脆弱为伍，我选择过匮乏的生活、也选择一种免于恐惧和剥削的生活。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很“高尚”，而是因为我们坚信这终将符合自己和更多人的利益。“反婚反育”难道不正是因为，女性在婚姻体制里那些现实的痛苦吗？如果女权主义提供的结论是：结不结婚都一样（无论是一样好还是一样惨），看你个人意愿就好，那我们在说什么废话呢？当我们罔顾“房间里的大象”，又从何定义女性个体的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女权主义才超出了它“心灵按摩”、“时尚单品”、“父权制头花”的功能，显示出革命性的力量。波米说过：“我们和这个时代互为因果。”糟糕的大环境其实早已经把抗争的前线压在了每一个个体身上。看上去，这仿佛是每个人的妥协乃至堕落都可以被原谅的时代，但实际却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守住自己的价值、伦理和责任的时代。每一个体面人的溃退都会是我们所有人的溃退。当我们发现自己无法再躲在女权主义温情的、治愈的、“赋权”的庇护下，当它向我们揭示了残酷的真相和抗争的真意，要求我们放弃特权、不断反思、履行责任的时刻，我和你们一样被震慑，被“劝退”，甚至因为胆怯想要落荒而逃。但因为我今天看到了草根女权社群所形成的强大声浪、同道正在遍地开花的景象，我也会欣慰于你我已经不再孤独。当我再一次站到选择的边缘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的表现不会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