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ers線下討論會】亞洲觀眾不好意思，《瘋狂的亞洲富豪》不是為你拍的

9月16日早上，也就是在山竹颱風來臨前一天，Matters在香港開展了第二場線下討論會，聊好萊塢現象級電影《Crazy Rich Asians》及其塑造的「亞洲」。

這次參與的嘉賓背景很多元，有香港導演@黃浩然 Amos、影評人@Horace Chan（陳廣隆）、電影場景專家@奇夫，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兼影評人譚蕙芸、媒體人@藏锋；也有學者，包括浸會大學文學教授@家書（蔡元豐）、嶺南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徐曉宏、香港大學政治學博士@kang8mao(康思勤)、電影研究者@陳智廷、城市大學影像語言博士@zimu。

討論會不間斷地持續了2個半小時，大家對這部電影有一個核心的關切：身份政治，也就是電影裏的亞洲是誰的亞洲？作為亞洲觀眾，我們覺得這不是一個真實的亞洲，但它在美國獲得了商業和口碑的雙豐收，如何理解這樣的現象？

以下是討論會的精華摘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一、這部電影就像是紐約downtown的中餐館，而不是唐人街的中餐館

在討論一開始，蔡元豐就先強調，不存在一個可以代表所有亞洲人的「亞洲」，而美國人關於「亞洲」的想象更是一直在變。

蔡元豐：亞洲觀念很籠統，以前亞洲就是一塊地方，但其實可能不同群體心目中的亞洲是很不一樣的。我們甚至自己都沒有想到土耳其是亞洲，有一年土耳其打進世界杯，我的鄰居說都沒有亞洲人，我說土耳其是亞洲，邻居很惊讶：「土耳其是亞洲的嗎？」而且美國关于亚洲的概念也不斷在變，以前在二戰的時候最早覺得亞洲是日本，然後韓戰的時候覺得亞洲是韓國。現在中國強大起來，亞洲就是中國。所以電影中说的那個Asian，到底谁能代表整個亞洲呢？這是一個問題。

在討論中，大家建立起一個共識：這部電影不是拍給亞洲人看，而是拍給美國白人和美國第二三代的亞洲移民看的。

譚蕙芸：我覺得有一点要搞清楚，我們說的亞洲觀眾不是我們，是第二，第三代的美國亞洲移民。用一个比喻，就是在美國唐人街的中餐跟downtown的中餐廳，這個比喻我覺得很重要。因為我一直有研究，比如周潤發的一些電影，在香港的接受度跟在美國的接受度肯定不同。美国的观众会从电影里男人跟男人的情誼中看出同性戀的感覺。也就是，我們亞洲最authentic的電影拿到美國就变得很奇怪，这就像是唐人街的餐不能夠直接搬去downtown去吃。downtown的中餐就是美國給西方人吃的東西，我們亞洲人会覺得它很假，去吃的人也不是我們第一代的移民，是第二代、第三代。这就和这部电影一样，这部电影就是downtown的中餐，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看到會哭，但我们看了就和在downtown吃中餐的感觉一样。

所以雖然小說原著中很多角色是新加坡華人，但其實在電影中大部分演員都是ABC。從選角上能看出導演對電影的定位，特別是男主角的扮演者Henry Golding，他是一個在英國長大的英國和馬來西亞混血兒，說著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語。

陳智廷：这部电影在拍之前，全球廣發選角廣告，那個時候我認識的一些中國演員也有接到选角通知。當時的角色介绍寫的很簡單，就是紐約大學的教授，可是很明顯的是要找某一些特定的演員，就是ABC或者BBC。他們到最後其實要表現的還是American。

奇夫：在選角上，導演計算得很好。男主角是一個在英國生活了很長時間的亞裔混血兒，這種人設對美國白人來說就很安全，因為他明明是一個亞洲的面孔，但又有在英国生活的背景，不會有那種白人（作為主角）的位置被奪走了的感覺。

譚蕙芸：由有白人血統的混血兒來擔任男主角，對白人父權意識形態的「閹割」威脅比較低。在我們看來，這部電影很 「 白人 」 ，但在白人看來，它又有亞洲味道。

電影中女主的角色設定就和這些第二三代移民一致：對自己的「亞洲身份」感到焦慮，既無法擺脫這個身份，但同時對自己父輩祖輩的文化根源又很陌生。

蔡元豐：女主角是非常成功的职业女性，是一個在紐約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可是我們看到他們是有焦慮的，好像表面很成功。可是她知道他的過去嗎？她不知道；她在去新加坡之前知道她面對的是什麽嗎？她原來也不知道。這充分表現了這一代在美國的華人，他們對身份的焦慮，他們的“過去”是消失了的。未來怎麽樣他們也不知道，很多ABC、CBC、BBC都是這樣。有一個人看了這部電影之後寫一篇文章，叫《finally proud to be chinese》，為什麽是finally呢？就是他以前特別不喜歡這個身份。我們現在從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中國人的角度看這部電影，可是其實這個電影是給那一些“ finally proud to be chinese ”的人看的，那些ABC看過之後覺得很解恨。可是有沒有發現這個喜劇是很黑色的。因為最後一句臺詞是什麽？生孩子，生孩子。他們面對的这个生孩子的事沒有完，沒完沒了。

喜歡這部電影的一些美國亞裔觀眾覺得這部電影是為亞裔群體正名，在他們看來，這部電影推翻了美國對于亞裔群體窮、不有趣、不性感的刻板印象，Zimu称之为「representation是建立在anti-representation上」，但從電影的呈現來看，這其實又把亞裔群體推向了另外一種刻板印象之中。

Zimu：這個電影在很多人看来是一個强烈的representation，但是它的representation建立在anti-representation。一開始那一段，當時看覺得很突兀，因为它是西方視角對亞洲的一個歧視，但之後就明白了。它把你帶進這裏面，然後給你一個反擊，說亞洲人其實很有錢的，等於給西方人打臉。然後下面一段就是要徹底的推翻你們西方人對於亞洲所謂的亞裔窮、弱、不性感這樣的刻板印象，我要給你們看一個反面。但這又很極端，所以這個電影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而且電影是設在新加坡，新加坡是種族多樣的國家，可是在電影中出現的絕大部分是新加坡華人，少數族裔被完全忽視了。如果這個片子的故事背景置換到美國，主角全都是白人，這是完全不可能出來的。

康思勤：所以很多人不確定這部戲到底是否能夠作為多元文化的一種良好的反應，還是說實際上在增強新的刻板印象。

黃浩然：喜劇如果不是刻板和誇張的話，那怎麼會好笑呢？

譚蕙芸：我覺得有一點跟魔鬼交換靈魂的味道。《Crazy Rich Asians》所呈现的亚洲不是理想的亞洲。但它是從零到一的一步。當然你也可以說我幹脆不要。

二、這部電影為什麼選擇了新加坡？

這部電影還有一點很有趣，那就是亞洲的著名地標那麽多，為什麽選擇了新加坡？對此，曾經在新加坡教學居住了十幾年的徐曉宏認為這是因為“新加坡不在乎authentic“。

徐曉宏：新加坡不像香港或台灣，她的文化特別強調可以「呈現給別人看」，所常用的語言，像英语和中文普通話（新加坡稱「華語」），都是外来的，並非源自庶民原生生活體驗。所以她的文化非常自覺地說我主要目的是為了representation，而不大關注呈現方式的authenticity。有一本書寫新加坡特別好的书叫做《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這書名的噱頭是，當年李光耀接受採訪被問到他心目中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明是什麽？他說是空調，因為空調可以使得新加坡人在熱帶的地方也可以工作。但是另一層的意思是，空調很舒適，可它是被中央控制的系統，人們感覺不到他們的舒適感是被微觀控制管理的。這自然是新加坡政治的一個隱喻。然而，我覺得再深入一層來講，就是新加坡的文化經驗，是一個非常自覺的人為project。這並不是說當代的新加坡人朋友們不會去辨別他們生活的內容中哪些是authentic experience哪些不是authentic experience，而是說新加坡人在呈現的形式和手段強調人為的效果而不是貼近原生體驗的本真，就像新加坡的綠化自然環境其實是curated nature（策展的自然）一樣。這種強調representation而不執著於呈現方式的authenticity的社會特質，跟美國華裔/亞裔在多元文化語境中要求自身文化的representation卻並不在乎這個所謂「自身」的文化在華人/亞洲社會原生體驗自身的authenticity，是特別呼應和吻合的。因此，可能我們會在意為什麽一個當代新加坡世豪的祖母說的會是標準北京腔、其家庭酒會上放一些上海三十年代的爵士樂，覺得這很失真和彆扭，但是新加坡社會對這種體驗形式的失真不會太在意（少數學者除外）。因為她本來就是可以把各種元素拿進來進行功能性交融的一個社會，它並不那麽在乎每個元素原生性的authenticity。

所以為什麽一定要用新加坡？當然原書基於新加坡，但是這種想象之所以可能，是跟新加坡這種representation regardless authenticity的特質，與華裔/亞裔身處多元文化社會中對於訴諸於“自己”的文化的那種功能性心態高度吻合有關，在這個意義上，對這部電影來說，新加坡可以說是完美的場景。

藏鋒則用排除法算了一下，發現在整個亞洲，新加坡是那個最安全、最適合拿來作為爭議話題發生場所的地方，這和川金會為什麽要在新加坡召開是一個道理。

藏锋：它為什麽把地點設定到新加坡，因為新加坡是最安全的。其實我一開始並沒有想到為什麽是新加坡，後來我就發現，其實我要反過來想，我要用排除法，我要一個一個的排除，然後直到剩下一個。結果發現，你能用全日本的角色嗎？不行，用全韓國的也不行，中國大陸也不行，臺灣不行，香港，呃好像他們真的是沒有考慮到香港。然後你再一路往西，以色列或者是伊朗、土耳其，這些對於西方來說是叫近東的地方，他們不覺得近東的部分是亞洲，因為那是很伊斯蘭化的一個地域。刪除掉所有不合理的、會引起爭議的那些選項之後，你發現好像選新加坡沒有什麽人反對，也沒有什麽人覺得新加坡是一個很危險、很容易引發大家的仇視、反對心理的一個地方。所以美國和北韓的峰會會定在新加坡，就是因為大家覺得新加坡是一個第三方的、安全的地方。

當然，還有一個最明顯的原因：新加坡本來就是一個多種族融合的國家，有很多來自亞洲各地的移民，譬如電影中男主母親的扮演者楊紫瓊的第一任老公潘迪生就是一個在香港出生、去英國上學後來又曾到新加坡經商的富豪。

奇夫：我覺得電影的開頭（買英國酒店那一段）是非常inside的inside joke，因為楊紫瓊的第一任老公潘迪生其實就在八十年代去收購了harvey nichols百貨，這跟電影裏面的橋段非常相似。他就是代表著新香港、新加坡跟英國的一種聯系（潘迪生的生意，以百貨和鐘錶及其他名牌為主，業務主要還是在香港，但也遍佈台灣、大陸和東南亞）。楊是馬來西亞人，她過來香港發展，她曾經嫁給一個在新加坡的富商，她本身已經是一個「有關亞洲身份融合 」 的故事了。

補充一些小八卦， 譚蕙芸透露電影中求婚的戒指是楊紫瓊自己拿出來的，因為她覺得原來電影公司配的那個不夠檔次。奇夫再爆了一個八卦：電影開拍時楊紫瓊去到新加坡男主豪宅的拍攝地，發現剧组居然把豪宅的燈籠弄成白色的，想要和房子的白墻配成壹套，是楊紫瓊強烈建議他們換掉。

三、亞洲人以道德的角度看這部電影，好萊塢卻不是這麼想的

這部電影之所以引發那麽大的關註，是因為它是好萊塢25年來（上一次是《喜福會》）第一次使用全亞裔的演員陣容，包括導演也是亞裔導演。但是撇開這一點，這部電影依然是壹部非常好萊塢式的電影，運用的是好萊塢浪漫愛情類型片的情節套路與商業化模式。

譚蕙芸：這部電影就是浪漫愛情片，它是九年以來美國最賣座的愛情類型片。在好萊塢有類型片的分類，不同的類型片有自己固定的套路，譬如說好莱坞里的白人女主有一个黑人闺蜜，还会有一个配角是同性恋，這都是舊有的套路，不過是換成了亞洲的面孔。但亞洲的觀眾卻用道德的角度去看這個電影。我不是說這部電影不能夠進入很嚴肅的討論，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需要說明，好萊塢完全不是這樣去看的，它在乎的是是否有趣、吸引人。這就是一個文化的差異。西方不是用亞洲的框架去看這個故事。

Zimu：是的，它還是在好萊塢傳統喜劇框架下完成的一個敘事。所以不能從一個現實戲劇的角度去期待它。

電影導演朱浩偉雖然是華裔，但也是在美國土生土長。這部電影的好萊塢風格也體現在音樂上，片中出現了不少東方歌曲，但是從西方的審美去演繹。

陳智廷：电影中的音樂也是一個American Chinese food。一開始放的是「何日君再來」，可是又不能放周璇的版本或者李香蘭的版本，因為聽起來又太老氣了，所以就找了現代的一個年輕歌手。电影还运用了不少jazz，聽起來感覺很現代，是對中國歌曲的一個改編。所以这部电影的音乐又不中又不西，又裏外不是人，又不傳統，然後又不完全現代。

而音樂和人物、情節上的這種設置，在黃浩然導演看來是因為好萊塢電影的第一市場目標是美國，它最關註的始終是美國本土觀眾的接受度， 譚蕙芸進一步補充“這裏所說的美國群眾就是選出川普的那些人啊”：

譚蕙芸：你想一想川普是誰選出來的？就是那些沒有護照從來沒有離開過美國、也沒有去過亞洲的中西部白人男性。他們可能一生沒有認識一個亞洲人，但他們會進電影院看這部電影。至于那些很有藝術意義的亞洲電影，他可能完全没接触过。所以我覺得藝術電影跟這一類電影的影響力是不能比較的，我們不能夠一天到晚說王家衛的才是高度，其實很多人会问 「王家衛是誰呀？」

Zimu、康思勤认为，美国社會思潮的转变也反应在这部电影中。

Zimu：除了我們討論很久的這個亞洲的身份問題，我還想提一個這部電影對我來說沖擊很大的一點，就是它對富裕階層的描摹是一个完全肯定的態度。而且电影對於這種old money的肯定，好像是只要有一個無限抽象的時間積累，這個財富就變成合理的。包括电影中的女主角，她是一個經濟學的教授，但他也說女配角Astrid（男主角）就是她的偶像。然後對於這個女生塑造我也覺得很有意思，她的丈夫是一個沒有什麽上流社會背景、但是很聰明的男人。兩個人結合一开始是因为爱情，最后两人离婚，男人被塑造成配不上这个女生，所以女生walk away。但这其實忽略了結構性的問題。而在电影里，這個結構性問題變成不重要了，變成一個個人品質的問題。

康思勤：這個其實是美國幾十年來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左翼和右翼之間沖突的發展。在五六十年代，甚至包括早期七十年代，大家很多时候還是在關註不同阶层的收入差异。但是自從新自由主義出現，八十年代以來，左翼基本上都轉向了討論文化、討論身份，大家不再那麽強調所謂經濟上的不平等。這慢慢的也體現在電影上面，他們不再主張去討論這些東西。

雖然美國對電影中的炫富不在意，但是新加坡和中國卻很敏感。這部片子不能在中國上映，普遍認為原因在於電影中炫富的場景不符合社會主義價值觀。在新加坡，這部電影也很低調，因為貧富差距在新加坡是壹個廣受關註的重要議題。

徐曉宏 ：這個電影在新加坡其實比較低調，因為新加坡正好這兩年對社會不平等的關註特別特別大，大家覺得貧富差距很嚴重。新加坡社會學家張優遠关于新加坡經濟不平衡的书賣到書店告罄，轟動一時。所以這個電影在新加坡比較尷尬。一方面政府想推銷新加坡的旅遊形象，但另一方面又担心触及到经济不平等这个社會痛點。

四、香港电影可以“翻身”吗？

陳廣隆註意到在小說原著中，有不少角色都是香港人，可是到了電影這裏，香港人不見了。：

陳廣隆：电影中一开始拍的就是香港，但之后就看不出什麽来自香港的東西了。但在小说裏面，有不少配角都是香港人，比如說電影中來自台灣的那個性感小演員，在小說中这个角色其實是一个以前為郭富城跳舞的香港小演員。但到了电影里，这些信息都没有了，香港人變成了台灣或者新加坡。

為什麽香港元素在世界電影裏日益隱沒？為什麽一部原著裏充滿香港元素的電影不是由香港人來完成？在討論的最後，黃浩然導演回應了這個疑問。

黃浩然：看完這部電影之後我就在想 「 這部電影本來應該香港人來拍 」 。現在覺得幸好是新加坡拍，如果這個小說版權是被香港人買了、在香港拍，那這部電影肯定是垃圾。因為香港電影的態度做不到這個水平。這部電影的細節是很到位的，譬如說婚禮裏演奏樂器的人，給人的感覺是他們不僅是真的在演奏、而且演奏的就是那首歌。但港產片做不到這份上，我們找來的群眾演員都是窮人，只不過給他們穿上好的衣服，那麼電影中婚禮的感覺就會不一樣。香港電影人即使有錢，制作費用很多時候都給了明星，而不是放在這些細節上。如果香港不改變這種制作態度，那麽香港電影就很難有翻身之日。對我來說，這是態度的問題。

而且這部電影，雖然很多人說它很浮誇，但是從電影導演的角度來說，這部電影的拍攝手法是深刻的、是很克制的。譬如楊紫瓊在電影里最後一個鏡頭是在婚禮上，她很不開心，我以為她會去找女主角，但她沒有，她就走開了，沒有下文。這種拍攝手法非常克制。還有如麻將那場戲，在打麻將的時候，楊紫瓊和女主角講的都是和她們生活相關的內容，沒有一點談到麻將，如果是香港電影，肯定會大喊“六索”，另一個人說“不要”，但是這部電影里沒有，完全沒有介紹過麻將，但一個沒玩過麻將的美國人也能懂得這場戲是女主角在讓楊紫瓊，這個完全是靠畫面來傳達的——女主角拿著吃糊的那張牌張望了一下，然後鏡頭移開，輪到楊紫瓊拿起了這張牌，糊了。這部電影的電影語言很成熟，我們應該看到這一點。

除了電影態度上的問題， 譚蕙芸和奇夫還提出，香港電影在世界影響力上的退步還與香港失去了擁抱世界的視角有關。

奇夫：以前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片子里面会有很多什么来自南洋的表姐、表哥。以前的香港跟南亞、東南亞的關系非常密切。就譬如我的爺爺是福建人，他20年代已經去了菲律賓，之後就留在了菲律賓，我的表姐在新加坡，這是很典型的以前的香港人的經驗。而且以前邵氏影业不仅仅拍粤语片，还拍国语片、潮语片，身态非常灵活。

譚蕙芸：有一點我覺得很悲哀，现在香港人看到这部电影只会說它爛，完全沒有去思考為什麽美國人拍一部关于亚洲人的电影能够吸引到這麼多美國人看。以前的香港电影人（大概是七八十年代）看到西方流行的东西，心態是我們也想去試一下、拍一下。到現在則變成了一種井底蛙的心態——看到美國人想看這樣的片子，我们的想法是不要理他、觉得自己的品味比他們高多了。现在我教学生上课，香港的学生就只愿意听广东话，对非广东话的内容非常逃避。我覺得電影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但是這部電影的影響力為什麼能這麽大，你要去理解，這就是比較國際化的思維。現在香港完全失去了这种要去了解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