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子立场看五四遗产

說明：

此文是經授權、代作者冯媛發布。此文章是冯媛在1998年秋于瑞典隆德大学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完成的。发表于《妇女研究论丛》19991年第一期，后收入作者文集《睡美人如何醒来》（荣维毅、荒林主编之《海峡两岸女性主义学术论丛》（ 15卷），九州出版社，2007年北京）

  五四前夜，1918年6月,走出玩偶之家的北欧女子娜拉出现在中国。

  “你把你最神圣的责任扔下不管了?”她的丈夫海尔茂震惊而不解地质问;

  娜拉:你说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

  海尔茂:那还用我说?你最神圣的责任是你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

  娜拉: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

  海尔茂:没有的事!你说的是什么责任?

  娜拉:我说的是对我自己的责任。

  海尔茂:别的不用说,首先你是一个老婆,一个母亲。

  娜拉: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人。

  最早看到这段被称为“女权宣言”的中文对白的,是《新青年》的读者。《玩偶之家》的第一个中译本,出自新文化运动的男性主将罗家伦和胡适之手。

  1998年4月,五四80周年之后,背景改在中国的《玩偶之家》在北京上演,场场爆满。一些评论认为，将娜拉嫁到中国这一改动平添了民族、文化冲突，而《玩偶之家》的女权主义意味因此淡化。

  如果从这里开始我以女子立场对五四遗产的回顾,首先需要提出如下问题:

——五四时期,性别问题是怎样被呈现、被认识的?

——女性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后人对五四有着怎样的历史记忆？五四在性别议题上留下了什么遗产？

一 、性别关系：五四变革社会的主要诉求之一

谈到五四精神,人们往往会条件反射般地背诵出“民主与科学”,或“爱国主义”等定论。 如果回头浏览一下五四时期的报刊书籍,就会发现,性别关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除旧布新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五四变革社会关系的主要诉求之一。

当家族制度被视为专制主义的根据时,在宗法社会的纲常伦理中被压抑被束缚千百年的男男女女,发出了充满切肤之痛的声讨和呐喊;在人道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变革摧残人压抑人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制度的强烈诉求中，享受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人的权利”、“人的生活”的渴望与呼唤中，性别问题凸现出来。妇女解放,由是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伊始,就开始发表《妇女观》、《挪威妇女的选举权》、《女性与科学》等译、著和报道,并于1917年2月开始辟出“女子问题”专栏。

随着新起杂志的加入、五四运动的推动,性别问题更加成为报刊的主要话题之一,被知识分子们常常用来与“民主与科学”、“爱国主义”互为论证。由是,妇女问题,在这一时期第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数百种报刊几乎都谈妇女问题,并不时出版专栏专号;妇女主办或专注于妇女问题的刊物继辛亥时期之后再次勃发,达30种。  在反对压抑人性、窒息生机的礼教传统和专制思想，在探讨变革旧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把既有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制度作为批判的重点之一。反叛者们的笔锋,横扫几千年来宗法制度、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中男尊女卑的格局,为女子的人格和权利而疾呼。他们进而指出,性别压迫是普遍存在的,“从最高的阶级起一直到最低一个阶级的妇女,没有不受男子的压迫的,伊们的劳力,是辅佐男子;伊们的妆饰,是男子为自己设备的的刺激品;伊们为人类传种的本能和负担,都隐在辅佐和刺激用的下面,过伊们恐怖的羞怯的无希望的生活罢了。”

人们达到了这样的认识----

妇女受压迫,绝不仅是是妇女一方面受损害,也损害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

女子解放、就是男子解放,同时也是社会解放;  现代的妇女,要从过去的一切压抑中抬头,一切束缚中解放,一切支配中独立;

新女性是自由的独立的,她们具有学习的自由、事业的自由、肉体和心灵的自由......

求变者们的目光,无远弗届。无论是东欧西欧、斯堪的纳维亚,还是北美、南非，有关问题的著述、妇女运动的报道以及有关作品的翻译随处可见;“将来的妇人”、“女性与科学”、“妇女解放与医学”......各个领域无所不包。

建设者们们自由地运用着政治想象力,提出了各种各样妇女解放方案:恋爱婚姻自由、实现受教育权经济权参政权、儿童公育、节制生育、“第四等级的妇女运动”......

在五四高潮中纷纷诞生、又反过来促成五四新潮的许多社团中,性别关系上的革命不仅是理论上的关切重点。在组织方面,许多以男性为主的团体也意识到,改造社会不能没有来自女性的动力,他们努力吸收异性社员加入，并认识到女性应该有自己的团体和声音。

为反帝爱国、为伸张权利,女性也纷纷结成自己的团体,汇入新潮，中流击水。她们与男同志们密切联系和合作,甚至整合成一种男女平衡的新型组织。觉悟社,便是一个极有象征意义的个例。这个以周恩来、邓颖超而总被提及的著名社团,由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倡议,与男生组织天津学生联合会联合,以抽签的方式决定组织的结构----男女间隔,以绝对对称的方式来体现男女平等和合作。

当时,“女权”是一面高扬的旗帜。早在戊戌变法时代“女权”一词就开始在中文中不时出现、辛亥前夜秋瑾等人作“勉女权歌”加以张扬。“女权”一直是人们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思想武器之一。今天有人不解,在英文中,“feminism”与“权”字没有丝毫联系,为什么到了中文却变成了咄咄逼人的“女权主义”?须知这个英文词传入中国时,正是世界上妇女争取投票权的运动如火如荼之际。“feminism”的重要内容,便是参政权。而中国先是变法维新,再是反清革命,从国家到个人,“权”都是一个核心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思想层面的革命,仍然围绕着“权”在思考:做人的权利,过人的生活的权利;先进的女人和男人都意识到妇女的无权地位更甚。这个背景,便是“feminism”在中文中有“妇女主义”、“女子主义”以及音译渐渐演变成通行的“女权主义”的原因。如果不了解历史的人从女权主义”的字面上误读出“女子霸权”的含义,那么,应该看到,她要求的并非是僭越或剥夺男子的权利，而是要求作为伙伴分享共存的权力。

在从政治、经济、教育、心理等各个方面探讨妇女解放途径时,当时的知识分子深深地触及到(父权制)家庭制度这一性别压迫的起源和最后堡垒。他们提出了“废姓”的主张,认为“姓”是男权统治的表现,是资本制度下“妇女私有”、“儿童私有”的表现,号召海内已觉悟的男男女女废弃“姓”而只用名。

妇女解放，如此鲜明、如此突出地成为五四的主要议题、成为五四新人的重点关切领域。 但是,这些史迹,被掩盖了,被忽略了,被淡忘了。不知何时开始,五四的性别内涵,被“宏大主题”悄然吞没了。

二 、多种声音，一个潮流：女性集结成五四的生力军

赫然存在的五四的性别主题既已被忽略,史册上女性角色的被否认,似乎也不足为怪了。 如果在讲述五四时,还没有忘记它对性别问题的意义的话,那么,人们所列举的例子,一定不外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人们所引用的,一定也只是这些先进的男性知识分子云云了。

没有人能否认这些先驱的卓识和影响。但是,五四女性,难道只是被动享用男性知识分子斗争成果的受惠者？难道她们是在王子的热吻之下慢慢睁开惺忪双眼的睡美人?

如果穿越时间隧道,人们一定会惊讶地听到,新世纪新潮萌动中,曾经有过那么多女性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进行着个体和集体的行动，大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从世纪之交,到五四之前,中国女性已经开始发言了。她们的声音,曾经汇成过跨越国境的合唱。

五四时期,远自西欧、北美、南洋,到北京、上海、内地,女性作者的阵容更大,分布更广,声音更为宏亮。

自《新青年》创刊之初的1915年起,到20年代初的各类报刊上,你会越来越频繁地与她们不期而遇----薛琪瑛、张绍南、吴弱男、冰心、卢隐、王会悟、张若名、李毅韬、程婉珍、杨之华、向警予......这个名单可以开到很长很长。１９２０年左右,又一轮女性自编报刊的热潮中,《女权》、《女子运动》、《新妇女》、《自由女》、《现代妇女》、《女星》、《妇女日报》、《妇女评论》纷纷出版......她们将自己的性别关怀,结合进对反帝爱国运动的参与。在那个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她们各自表达、发展和实践着自己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她们对性别问题的认识,也和男性知识分子一样,各有不同。面对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有的相信,“女子解放,就是男子解放,同时也是社会解放”;有的认为“家庭这个东西,是妇女解放的障碍物,是产生人类自私自利的工具”有的与男性积极合作,并肩战斗,有的则宣称即便妇女“自己能力不够,也绝不求男子来解放什么”。

百家争鸣中,流派纷呈----“女子心理解放派”、“女子教育派”、“女子职业派”、“儿童公育派”、“女子参政派”、“改组家庭派”、“限制生育派”,不一而足。女子工读互助团、女子精武体育会等各种妇女组织,如雨后春笋,成为先驱们的试验室、叛逆者的庇护所、妇女人才的训练地。

1919年,甘肃女子邓春兰呼吁大学开放女禁。次年，北京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相继招收女生;广东、浙江、四川等地也开展了男女教育平等的斗争......

和国际妇女参政浪潮相感应,1921年,中国的新女性,发起了又一轮参政运动。军阀的联省自治运动,成为她们新的斗争契机。曾经积极参与辛亥革命的徐宗汉等人,和经过五四洗礼的年轻女学生形成了合力。以湖南为先导,各地女权运动同盟会、民权运动女界大同盟、女子参政协进会纷纷成立。结果湖南王昌国、浙江王碧华当选为省议员。1924年末,又爆发了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宋庆龄发表了她关于妇女问题的第一次演讲:“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妇女对正义的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

1921年,40名女子经考试被广州-三水铁路录用,待遇与男职工相同。虽然不久因广州政局动荡,铁路局停止录用女工,但是,企业录用女职员的影响,已经波及了全国。

多种声音,一个潮流。就是在五四兼容并包的大背景下,在经历了大探讨大求索中,一些人认识到新妇女要取得胜利,要从争取人权的“第三阶级妇女运动”发展到劳动者对于资本家的“第四阶级妇女运动”,认同了马克思主义。从1921年底开始,她们在《妇女声》、《妇女评论》、《妇女周报》等新的刊物上,积极鼓吹不同于“女权运动”的“妇女运动”。尽管如此,在党内、党的妇女工作者中,也存在不同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至上的前提下,也有着“姊妹们快来干女权运动罢”的号召。

但是,在后来书写的“历史”中，五四交响乐的复杂主题被简单化,五四大合唱中的不同声音消失了,女声部被抹煞了。

于是,谈到五四先辈,我们只知道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不知道顽强造命的白话文学先驱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不知道“急先锋的女子”张若名、不知道为中国共产党“一大”联系船只担任警戒在刊物上连篇累牍对妇女问题发言的王会悟,不知道那一串长长的女失踪者的名单!

岂只五四,假如要寻找讨论性别主题的先声,我们只被告知康有为的《大同书》如何首先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尽管《大同书》在当时并没有发表，而且康有为终身也未刊定它,但史册仍然给以慷慨的篇幅;而康有为们的妻子女儿在戊戌期间办了学办了报鼓吹了女权也写了陈情表,但是,都不被立此存照。

在女性的声音被抹煞之后,她作为聆听者的姿势就被固定在“历史”的框架之内了。这时,谁还能对“睡美人”的神话质疑呢?

三、 回潮——五四精神的历史遭遇

五四将性别关系视为变革社会关系的主要诉求的精神，并没有为后来的知识界所继承和发扬。

从近代前夜，性别问题开始浮现在知识分子脑际时,就是被当作一个思想现象、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妇女的问题而被审视的。虽然,他们中有许多出发点或目的并不是着眼于妇女的利益,但是从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到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从世纪初年的革命党到无政府主义者,都将性别问题作为改造社会的主题之一。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界对此更是几乎形成了共识。在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报刊中,各种政治倾向、不同性别的作者提出和讨论的性别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许多甚至为今天所不及。

性别关系上的革命,即妇女解放，堪称改变本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潮之一，可对百年来的这部分历史，多少人视而不见?在那些介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社团的大部头中，各种主义、各种团体次第出场，对仅在世纪初昙花一现的无政府主义都不吝篇幅，妇女解放思潮和妇女团体却不曾有单独的章节。任何一个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近现代中国的许多新兴的观念、习俗和思潮，都和妇女解放的思想的传播有关;而妇女的团体和活动,堪称变革的要素。但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中，五四启蒙新潮的一个主题,以及在其中开始确立其人格的一个性别,又坠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洞。

长期以来,在高高祭起五四的旗帜、在侃侃畅谈五四的精神、在滔滔讲述五四的故事时,它的性别主题、人们的思考和探索，并没有成为今天知识分子的文化记忆;那些以伙伴的资格,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与男性同志并肩追求的女性,落入了知识界的视野之外。另一方面,在尚不发达的涉及性别问题的思考中,异彩纷呈的五四,又常常被蔽于某种定式,被误读和僵固成一个简单的叙事或标签。

由于历史的惰性使然,五四的遗产在几十年间并没有被意识形态所认同,五四的性别主题也在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的高潮消退之后屡被冲击。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初期，关于“新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和“妇女回家”的逆流几度发生。抗日战争中出现的战国策派（林同济、陈铨、雷海宗、何永佶、潘光旦、沈从文等）为实现所谓“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口号，把妇女就业的权利摆上了牺牲的祭坛。对此，聂绀弩、邵荃麟、葛琴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女权论辩”。

半个世纪后，8、90年代,当就业压力增大时,也有不少在其他方面很“开放”、“进步”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几度提出让妇女回家腾出职位的献策。而不同观点的论者却没能在报刊上得到相当的篇幅来进行“女权论辩”。

同五四时期相比,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今天的知识界主流,虽然也高谈多元文化,却对社会性别这一元视若无睹。和五四前辈同样热衷于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潮,却没有五四前辈对性别问题的关切合重视，更没有在理论上超越五四。8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人道主义的思潮。其中一些学者也非常关心妇女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性别关系和性别制度的角度去思考，而且，在他们的字典中,“人”虽然不再只是阶级的人,却依旧是“普遍”的“人”,即以男性为一般的人。后来的文化批判热中，一些男性知识分子投入了刚刚重新兴起的妇女研究。一时间,卓有著述。但是,主流知识界一直与性别问题疏离。权威的《新华文摘》,除世妇会前后外,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此类文章;而在进入90年代的“后新时期”，在新国学和后现代的交响中，深入研究性别问题的人却只有在夹缝里自说自话生自长，虽然“调子越来越高”,但却“男性越来越少”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中国妇女已经解放、五四提出的性别问题已经解决。

五四提出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妇女参政、受教育、就业等问题的确在法律层面已经解决，在现实中也大为改观。但是，这些问题在新的条件下不是仍以相同不相同的形式继续存在、并且有时还十分突出吗？何况，我们又面临如职业妇女的双重角色重负这类的新的性别问题。再说，社会的性别关系格局、社会性别制度是否改变呢？五四提出的任务已经大功告成了吗？

为什么，当今的知识界,在其主体----男性知识分子中间,热忱而严肃地思考性别问题和性别关系的人寥寥无几?当今的报刊杂志,宣传之外、消遣之余,认真而扎实的探讨难得一见?当性别关系、妇女话题不再成为知识分子严肃思考的对象时,就只有流行文化拿它作为招徕读者的“卖点”了。

四 、“人”，面对性别、阶级和民族的三重身份

让我们再回到娜拉。“首先我是人”,“我要学做人”,娜拉发表的“女权宣言”中,“人”是核心概念,是对“妻子、“母亲”的否定。娜拉所谓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玩偶之家》没有提示答案。

  80年代中期，终于告别没有色彩的、“男女都一样”的年代的中国城市妇女，受到新出现的消费文化所推崇的“女人味儿”的诱惑，纷纷向往起“做女人”来。忽然，她们发现虽然有了越来越多“做女人”的机会,就业上却越来越失去“男女都一样”的待遇。

做女人和做人的两难境地，使人将目光投向历史。追溯到了五四----通常认为的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左右当今人们的“现代思潮”的摇篮、女人宣称要做人的时代。

五四的确是中国“人”的觉醒的时期。对“人”的生活的要求,首先来自男性,因为在旧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下,中国男人也不曾享有“人”的生活、“人”的权利。这时,先进的中国人心目中“人”，就是自由平等独立的人，以文艺复兴后普及于西方文明的人道主义为标准的人。五四时期著名社团新潮社,就得名于所认同的欧洲启蒙思潮(“Renaissance”)。这不啻是一个类比。但是，五四时期的“人”的标准，又是在女权主义风潮初起中经受到考问和补充(修正)的。并非14世纪的意大利,也不象18世纪的法国,仍然将女人排除在所谓的“人”的概念之外。20世纪初的中国,在接受人道主义时,已经看到女权主义的存在,看到国际妇女轰轰烈烈的要求参政权的运动,看到当时西方和日本已经存在的各种对妇女问题的论著。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启蒙思想中的人,包括了女性;“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从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开始的”。

今天的性别研究已经认识到，五四时期那个在西方启蒙思想影响下建构起来的“人”的概念,其内涵依然是男人;那个一般意义上的的“人”,其实是男人的影子。所谓包括了妇女在内的“人”,仍然是以男人为蓝本的人----做人,就是享男人所享的权利,尽男人所尽的义务。一个隐含在妇女解放前提下的悖论,已经结胎于五四新潮。

的确,五四没有从哲学的层面对“人”的理念进行清理和反思，当时的女性主义哲学思维也还没有如今天这般发展;的确,后来的历史流变使妇女的解放其实是在因袭传统角色之外,再加上男人的社会职责,女人因此不胜重负。

但是,从五四时期的情形来看,“同男人一样”却未必就是连妇女自己也认同的妇女解放目标。五四时期,在许多觉悟的男男女女那里,“人”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以男子为模式的生活。妇女解放的目的,也不在于以男子为标准。“女性底要求如果仅仅限于取得和男性同样的现在已有的生活,这有什么大意思呢?这对于将来社会的建设有什么大利益呢?”《妇女评论》发刊宣言(1921.8.3.)所阐明的立场，为不少人所共享。以当时人们热衷于谈论和进行的服饰改革为例。有人提出女子穿裙不便利、不卫生、不自然、不经济,建议女子穿长衫。曹靖华在《男子去长衫女子去裙》中反对道:长衫和裙子相比,“是否是同样不便利、不卫生、不自然、不经济的东西?我们既不满意现在旧社会传遗下来的种种恶劣制度,我们想去改造他,我们便要爽爽快快彻底的改造一番!不应当拿这样的坏制度去替代那样的坏制度,拿长衫去替代裙子。”

前面说过,五四是“多种声音一个潮流”,既然如此,今人就不能根据多种声音中的几种、一个潮流在几十年后的方向,来指认当时“同男人一样”就成为了连妇女自己也认同的妇女解放目标。这样,当时的“妇女”,就变成了只有同一性而没有差异性的一个整体了。应该说,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大家或者妇女思想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妇女解放的潮流还没有一个定于一尊的“指导思想”。“同男人一样”,是后来历史运动的结果,而不是五四的命定;它的成因更为复杂,不是简单归结于五四启蒙思想中“人”的概念所能解释的(如有机会,当另文探讨)。

娜拉的“女权宣言”，也曾被贴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标签。无产阶级的斗争，曾被视为妇女运动的唯一正确途径;无产阶级的解放，曾被当作妇女解放的标志。但五四时期的话语并不象后来的叙述那样纯粹，当时党内在鼓吹工人阶级的妇女运动的同时，也有“姊妹们快来干女权运动罢”的呼声。李大钊也明确承认，“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底运动，有互相辅助的必要”（《现代的女权运动》，１９２２.１.１８）

五四时期,即使是那些重视阶级问题的人们,也没有都简单地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妇女的解放划上等号。有人清楚地看到∶现在的男性的劳动的人们所遭到的没有劳动权和生存权的厄运，女性却早在数千年前就逢着了;“劳动者和妇女有着不同的事实存在”，他们受的压迫不一样，因而得寻找各自的解决路径。而且，“妇女问题,原来比劳动问题复杂得多。”

那种将提高妇女素质当作前提的观点，也受到了反驳。“女性受了几千年‘非人’的待遇，当然伊们底知识，道德……都要比男子低一点。”“根据了这信念，我们根本地反对那些说‘妇女程度不配’的人们;所以对于那些把‘妇女教育问题’看作妇女问题底‘先决问题’的言论，不敢附和，而且视为不懂妇女问题的真意义” 

娜拉从西方来。“女权”丛西方来。五四的灵感丛西方来。当年，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毛泽东语）给我们引进了华夏亘古未有的“权利”概念，使它成为今天从国家法律体系到公民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喜欢或不喜欢，愿意或不愿意，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语言文化，无处不是中外交流的结果。“国粹”已然成为古董了。

富有象征意味的是,1998年在北京上演的新版《玩偶之家》，将娜拉嫁到了中国。剧中唯独她说的是西方的语言,观众通过翻译借助中文字幕听到她的宣言。她的中国丈夫在谈到她的神圣职责等等时,强调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了孔孟之道，警告她西方那套女权思想行不通。

娜拉嫁到中国后,在民族和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性别主题被淡化吗?

在我看来,性别主题反而得到了强化。从问世到流传,从100多年前的北欧和100多年后的东亚,“玩偶之家”的时空变换、剧中剧外人们的交流感应,无不让人领受性别关系和性别制度革命的普遍性和复杂性。多重矛盾、多重冲突的交织中,性别问题总是处于核心地位,并且由于处在民族和文化的复杂纠葛之中而变得更加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