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限电背后，是对整个时代的遮蔽与遗忘

“东北限电”在孟晚舟回国的第二天终于艰难地挤上了热搜。微博话题下，东北居民纷纷吐槽，没有事先通知就拉闸限电，在寒冷中喝不上热水，孕妇搭不了电梯只能爬上20层楼，学生没法上网课，老人没法烧水做饭……

而根据网上流传的一张9月23日的“东北电网事故拉闸限电预通知单”显示，输送山东454万千瓦、输送华北62万千瓦后，东北电网已不具备调减空间，只能采取事故拉闸限电来保证电网安全运行。

不断向全国输送廉价资源的东北再一次被“牺牲”了。如果你在新媒体上尝试搜索一下“东北”二字，或者再加上“人口外流”、“失落”、“衰退”等关键词，那么你一定会看到无数加了灰色滤镜的工业废都的图片，抑或戴着八角帽的农民，站在苦寒的大地上一脸忧郁。

人们很少对一个地区有着如此整齐划一的看法——知识分子慨叹其人口流失、经济衰落，或者愤慨地抨击其官本位文化；关心娱乐的人段子张口就来，“轻工业直播，重工业烧烤”，“你瞅啥，瞅你咋地”……似乎东北已然凝缩成了一个无比具象化的存在，那里人人都喜欢搓澡，喜欢撸串，人人都向往南方，或者只能托关系找工作。那里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极寒之中，大地荒芜，冷风呼啸。

当历史的结果被景观化，在沉醉于戏弄、忧叹这种奇观的同时，某些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过程不断被涂抹、遮蔽，政策因素似乎成了历史必然，看客们也不难忘记，为了国家大局而做出局部牺牲，从来都不只是东北的遭遇。

改革开放前，“共和国长子”的辉煌

人口外流，加上对计划生育的忠实执行，东北的老龄化在全国老龄化局面中尤为刺眼。全国的十大老龄化城市，东北已占去四席。而老龄化的同时带来的，还有大家常常在新闻中看到的退休金问题。东北地区和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除了中央的转移支付，还要靠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结余来填补。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共和国长子”如今看起来像个累赘，但是东北真的始终亏欠国家吗？

首先，需要从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开始回顾。

清朝，东北作为“龙兴之地”被封禁起来，与山海关之内相隔绝，孤寂地沉睡了二百年。而沙俄的入侵打破了沉寂，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纳入版图，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力图扩张，发动甲午战争，控制了辽东半岛。日俄两国的势力深入东北，冲突显现，将东北分为了南满和北满，分别进行殖民开发。

而此时清政府也意识到两百年的封禁导致了边疆危机，开始逐步放松对东北的管制，形成了“闯关东”的人口迁徙大潮。到了1911年清朝灭亡前，东北总人口已经增加到了近2000万，汇聚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四大生产要素，率先跨越进了近代工业社会。

俄国人修建的T字形中东铁路以及其他支线，还有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修建的系列军用铁路，形成了东北铁路的大动脉，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和资本，东北的货物销往了世界各地，各地海关一片繁荣兴旺。

日俄扩张带来的是殖民的耻辱记忆，但掠夺了东北的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大量铁路、厂房、机器、技术和先进制度，奠定了东北工业化的基础，这也直接促进1949年后国家将东北作为最重要的工业基地。

根据曲晓范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一书中的记述：

“东北曾拥有中国最强大的海空军；哈尔滨的金融动态左右着远东的金融形势；北平、上海拍发到欧美的电报需转经沈阳；长春曾是亚洲近代唯一一个比东京还先进的城市；随着资源的开发，东北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了大量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木材、粮食等能源和材料；1945 年，东北占全中国工业总产值的 85%；国家最重要的企业和大学都在东北，5000 职工以上的企业最少有二三十家；90 年代之前，东北是全国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那里更早地拥有了先进的城市文化。”

作为成立之初的新中国，需要根据国家财力和工业发展的轻重缓急安排工业项目，于是产生了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计划经济，而东北则是计划经济调配的重点，不断输送大量资源，国家也对东北提供了支持，奠定了“共和国长子”的地位。“一五”期间，国家对东北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15.3%，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中，有56项落地东北。

根据中国国史网的文章《东北老工业基地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黑龙江省仅“一五”计划期间，向国家上缴的利润就等于国家给其工业投资的3倍多，另据黑龙江省1981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当年全省净调出28亿元的产品；辽宁省的工业企业在1953～1988年为国家提供的利润和税金，相当于同期国家投资的4倍多，净调出生铁达6113万吨，净调出钢材达7949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52．9%……

与此同时，东北三省还为各地培养和输送了数十万名技术和管理人才，“大庆经验”、“鞍钢宪法”等许多重要的建设经验，也是当年中国最先进的工业企业管理制度。

东北的贡献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重要基础。

东北先天具备粮食、油田、林业等等的自然资源优势，而这些资源都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共和国必须控制这些资源和产业，从而更好地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东北地区也因此成为计划经济体系最完备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实施最彻底的地区之一，一车一车的资源输送出去，也造成了东北经济的不可承受之重。

这背后当然有社会主义工厂制的完备福利，但也意味着计划生育的彻底执行、产业结构的不断畸形、以极低的价格调配出去的工业和自然资源……这一切的恶果都在改革开放后不断显现，直到现在，东北三省每年仍然有大量的平价工业品要调出。

改革开放大业的唯一成本承担者

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在各地区间相对均衡，东北没有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进行资源的垄断，它是在以均衡发展和集体共享为特征的经济地理关系中发挥作用的。然而改革开放之后，平衡被打破，东北人民便只能"独享"这份苦果。

东北的结果，并非只是“资源枯竭型”地区的必然，更不是源于文化本质主义论调的东北人“又懒又笨”的劣根性，或所谓的“气候决定论”，而是共和国转型过程中不均衡发展的后果。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起经济特区, 并在特区内对外商投资建厂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及各种支持。此后, 又在东部地区陆续设立了十余个沿海开放城市, 大力推行经济开发区的建设, 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趋势下，东北地区也实现同步增长，纵向地看其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但相对来看，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不仅比快速增长的东南沿海地区慢，而且比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也低。

东部地区在1990～2000年固定资本投资的快速增长和同期东北地区固定资本投资的相对放缓, 正是造成两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 外资的85%以上都集中在东部地区, 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以沈阳和上海为例，它们同为计划经济重地，和公有制经济比重较大的老工业基地，而1990年，中央作出开发浦东的决策。首先，给予了浦东开发十条政策，如15%的企业所得税、10年期两免三减半等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给予了相关的支持政策。

在“八五”时期，浦东先后从中央和银行获得资金217.5亿元人民币，“九五”期间则筹集到了200亿元人民币。外资大量涌入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技术和通往国际市场的渠道，而且还带来了国际上通行的市场规则和制度。在中央与外资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新就业机会，这极大地帮助了上海解决原有的老问题，一举成为金融中心。

反观沈阳，既缺少中央资金的倾斜，也缺少政策优惠引来的外资以及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机会。

此外，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也是导致东北衰落的重要外部成因。在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上缴固定部分金额后，可以用余下的财政税收扶持本地的工业，而在改革后，大型央企国企的主要税种均划为中央税，在计划经济时期留下了大量央企的东北自然成为了受分税制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大部分税收都上缴中央，由此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扶持本地的企业，国企的破产与下岗如潮水一般汹涌而下。

尽管在2000年后国家不断提出振兴东北的口号，但东北的企业税负仍然是全国最高的。

201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17家东北地区企业共缴纳了税收1045.54亿元，占全部制造业500强纳税总额的7.15%，超过企业数量比例两倍有余。以东部地区企业为基准，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企业企均纳税额只相当于东部地区企业的48.96%和50.32%，而东北地区企均纳税额则相当于东部地区企业的187.85%。在这样的税负压力下，民营企业的低活力已成必然。

这一系列原因导致东北愈来愈缺乏投资，专业人才流失，转型升级愈来愈难。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贵鲜慨叹道：“东北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唯一成本承担者”。

东北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失败者，社会主义时代的成就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势态中仿佛成为了遥远的往事，衰败的工厂成为商业景观，而东北人的新时代形象也被固化为官媒中赵本山式的陈风陋俗和流行文化中的黑社会，东北的官僚特色成了万恶之源。

通化疫情爆发时，小城一度陷入瘫痪，很多人因为隔离陷入饥饿，很多文章把这样的情况概括为懒政、官本位文化、一刀切的结果，指责东北乃至北方城市没有能力精准防控，只能用全面封锁这种僵化的形式。

然而，需要讨论的是把东北出现的一些困境归咎于计划经济残留的僵化体制，乃至于整个东北的文化问题这种叙事路径本身有什么问题。东北的衰落是一个社会历史进程，而非客观规律使然，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财政系统和分配政策。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而不应该成为既得利益者的谈资。

当下的东北

在今天，即便面临许多发展上的问题，东北依旧是中国经济、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广袤的东北土地仍然是中国的重要“粮仓”。根据《东北黑土地白皮书(2020)》，中国东北黑土地总面积109万平方千米，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调出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被誉为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压器”和“压舱石”，为中国粮食安全提供重要保障。农业生产整体上经济效益并不高，同样一块地，用来种水稻，还是用来开发商业，产生的经济效益天壤之别，广州在2004年到2013年，常用耕地就减少了1/4，而保障粮食安全作为东北的政治责任，改变每一寸耕地用途，都是一件大事。

工业建设留下的教育基础也仍为国家科学发展提供着重要的人才资源。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33位杰出科学工作者中，有6位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还有3位在东北接受教育或者工作的科学家，已大大超过了东北人口全国占比。国防建设、航天事业也都离不开军工色彩浓厚的东北专业院校，杨利伟在哈工大演讲时称，他所认识的航天人才中，从总指挥到工程师，40%以上的人都来自哈工大。

2020年疫情爆发后，整个东北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达2340人，而且最早到位。按最初到位湖北的全国10000多名医护人员计算，东北以不到全国8%的人口，贡献了将近20%的医疗力量。在武汉封城第四天，沈阳准备了130多吨原本准备过冬食用的大白菜运往武汉，支援抗击疫情。

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对东北仍有许多负面的刻板印象，例如在小米预计将新能源汽车生产线设在吉林长春一汽的新闻下，仍可见一片唱衰之声。但我们应意识到，对僵化体制和糟糕营商环境的抨击，是错把果当作了因。

在不平衡的发展模式下，为了时代的进程，总会有下一群人离开。“东北文艺复兴”引发对下岗职工苦难历史新一轮凝视的现在，我们不应该遗忘那些被侮辱和被遮蔽的群体及其背后的历史，因为他们曾付出过真实的代价。

参考资料：

中国国史网：《东北老工业基地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www.hprc.org.cn/gsyj...

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2001

王洪章（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经济发展及对全国的贡献》finance.sina.com.cn/...

乔榛，路兴隆：《新中国70年东北经济发展:回顾与思考》当代经济研究,2019,{4}(11):5-12+113.

刘岩：《历史·记忆·生产》，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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