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其言出之於孔子，不敢以為是-讀傳習錄有感

《傳習錄》，共三卷，雖然篇幅不長，卻是明代著名儒學者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的代表著作，也是明代思想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我曾經三次讀過這部重要作品，第一次是在高中，第二次是購入《王陽明全集》(也是我第一部明人文集藏書)時與年譜和書信一起選讀，第三次則是今年的炎炎夏日，作為通讀陽明全集的一部份，第三次瀏覽而過。

我先聲明我的立場並非心學，許多部份皆不以為然，但每次閱讀都為陽明本人之見識和洞察力所折服。陽明的格局遠超其後的幾代陽明後學弟子們，只有少數幾位心學者能突破其框架，但隨即被明末的思想潮流所淹沒，實在可惜。以下我選取三點我認為最能代表陽明學的關鍵字，講講我所認為的缺失，但不可否認這些主張確實深重當時的學術流弊，但全面檢討程朱理學須待清初諸儒方才完成。

一、朱子晚年定論:

明代的前中期儒學可說是朱熹一人所承載的程朱理學所構成，因此要想全面檢討學術，朱學是絕對繞不開的大山。陽明對朱子的關係極為複雜，一方面可能是他同樣是從朱學汲取理學的思想體系，一方面是大多數儒者仍不能輕易接受朱學存在極大的理論缺陷這樣的事實，才誕生《朱子晚年定論》這部朱子書信輯選，用來證明陽明所論亦為朱子主張，只是是朱熹的晚年「定論」。其他學者所知的朱學，只是朱熹中年的未定之學，不是他最成熟的言論。

作為一位現代儒者，是否符合朱熹本人的主張已不重要，端看你自身所認為儒家的核心經典為何?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和《四書》並非不可分割，但對於一位明代儒者來說這是難以想像的。我認為的儒家核心應為《論語》、《孟子》和《荀子》為三家最主要的儒學宗師，再來才是包含《詩經》《尚書》《易經》《三禮》《春秋》，其中〈大學〉和〈中庸〉皆應回歸《三禮》中之《禮記》，不該享有《四書》地位。因此，關於朱學的地位問題對於現代儒者早不存在，朱熹只是後儒中影響力較大的一位學者罷了。

二、知行合一: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有兩層涵義:一層較容易理解，也就是「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是用來批評朱學末流和朱子的《大學章局》，說明真正的知識是與實踐分離不開。他舉《大學》中的例子，如「惡惡臭，好好色」，人不會平白無故去厭惡惡臭和喜歡美好的顏色，卻同時完全不知曉惡臭和好色此二個詞彙在物理世界中的意涵。人的認識建立在已經用鼻子聞過惡臭的臭味，或是用眼睛看過美好的顏色的前提上，才能在認知上形成好惡的概念，便是知和行始終結合的明證。換句話說，書本或聽聞的知識不過為「口耳之學」只有通過實踐方為真知，陽明追求的也在於此。

三、致良知:

第二層意義的知行和一需與「致良知」兩個概念相結合，所謂儒學上之道德實踐「行為」，就是依據良知的即知即行。他認為如孝順的行為，如果依靠講說方才去行根本不是真孝，其中細節亦非需要去講論；良知一發，自然會知道何為孝順，順此所行，方為有效之道德實踐。如無法依良知而行，並非是良知失去作用，而是受到當下私慾、舊習、箇見所擾，須體認良知即下實踐。這才是陽明真正意義上的知行合一。

以上兩點密不可分，因此一併說明。我必須說整個陽明心學我最受用的便是第一層意義的知行合一，如果能時常體會和反省這點，我認為接下來終生受用不盡，所謂知識便是在實踐中不斷修正而建立，實踐也是通過知識不斷摸索，而所謂的道德實踐便是於此意義下「更佳的行為。」這是我的哲學觀。至於第二點我並不認同，陽明仍舊是順著孟子性善論的路子，但我認為性善論是走不通的，必須與性惡論結合。

以下是我對於良知的解釋，陽明同時代的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也有異曲同工的類似主張:我們所謂的「良知」，來自於當時社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道德價值觀和道德行為，藉此評價一個人的作為是否是「善行」。在這層意義下，所有人都是社會文化上的性善者，因為人必然會對於所有行為和事物做出評價，無論個體是否完全接受這套社會文化的標準，他始終能認識到一項行為是否是「善行」，因此我認為所有人類都是社會文化上的性善者。但同時，並無人類這個種族與上俱來的「良知」這個道德評斷機制存在於人類腦中，所有「良知」皆通過後天教育灌輸而成，並會隨著時代、地域和社會文化產生差異，在這個意義下，人類同時又是性惡者。基於以上主張，第二層意義的「知行合一」是無法成立和無效的主張。

以上是王陽明在《傳習錄》中的三大主張，還有一些更細部的辯駁，如《大學》中八條目的次序問題，但我認為亦可被涵蓋在上面的主張中，不再贅述。總之，可以看出我與陽明在學術主張有不小的差距，但他的想法仍深具啟發性，用心去閱讀，古人的智慧和知識可能絕大部分已不合時宜，但仍有值得效法之處。之後我會逐漸去閱讀《王陽明全集》的其他部分，可能會再根據其政治、軍事和學術上的特定文章進行分析，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