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赞成「强制哀悼」？

本文写就于整整十年前，上古黑历史，今天拿出来，很应景，也很有意思。我的知识背景和思维框架都奠基于写作本文的那段青葱岁月（本文中也回忆到年纪更小时的「青葱岁月」，可谓是青葱岁月套娃），如今，这些框架枝繁叶茂，而时易世变，大环境也迥异了。

本文的背景是 2010 年 4 月的玉树地震全国哀悼日，当时墙内中文互联网中，反对「强制哀悼」是一股声势不弱的声流，我作为一个天生反主流、不站队的家伙，借本文讨论了下面三个观点（不变的还有本文的篇幅，所以太长不看的朋友可以只看下面总结的这三个要点）：

1. 强制哀悼并非权力失措失节，而是反映出政府和体制内部的一种传统绵延的「合理性」逻辑。它相对于自身的体系是合理的。这个合理性的终点是政府的目的合理性，即面对合法性危机的「求生欲」，这种求生欲可以是改革的动机，也可以成为权力滥用的动机。因此，当年的强制哀悼中，孕育着公民社会倒逼改良的潜力。
   （很可惜，今日山川相同，风月不同，这样的潜力已经失去了。）
2. 区分「一个政府」和「一种政府」，公民社会应当让「a gov」活下去，让「the gov」死去。这里有一个背景是，当年民间呼吁哀悼的声势很大，设立全国哀悼日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对舆论的反应。「a gov」对民意的回应，以及全国哀悼中反映出的国家意志对个体生命的符号性关怀，是新的「the gov」的萌芽，应当被接纳；而其中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调动，是「a gov」应对合法性危机启动的求生机制，想要清理之，需要公民社会中的阿西达卡和桑联手，主动「把头还给山兽神」，减弱政府的执政危机，否则，没有头的山兽神将会失控而吞噬一切，届时刚刚萌芽的公民社会不会有能力与之对抗。
   （很可惜，今日的时局印证了我当年的悲观预测，阿西达卡和桑没有能够联手，山兽神已经不可逆地失控。）
3. 当年的转型中国处于失范状态，禁忌都被打破，想要文明现代化，需要培育新的现代性语境下的文明禁忌。认为「死的是远方的别人，不值得我哀悼」这种漠视生命的论调是反现代文明的，认为玉树死人不值得哀悼者，也会在 911 事件中因无法共情而拍手称快，要避免这种对现代性的侵蚀，需要禁忌的力量。禁忌自然不能由公权力来维系，但禁忌的培育需要公权力的参与，强制哀悼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同样很可惜，今日中国，禁忌未被培育长成，对现代性的侵蚀更甚，强制哀悼变成一种治理技术，而不再具备培育现代性禁忌的潜力，于是产生了魔幻现实主义：人们沉痛哀悼同胞，然后转过身来，不许持绿码同胞自由通行，对抗疫英雄百般提防，削减一线补贴，并对他国民众的受难拍手称快。）

今天的「强制哀悼」与十年前相比，语境简直天差地别。当年是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更具象征性，而今则是权力在宏观和微观各种缝隙里实打实地渗透穿梭。同样的哀悼形式，不同的象征意义，当年赞成的理由，已不再能适用于今。

当年此文发表后，吸引数千阅读，印象中评论者大致两种声音，一是与我立场不一致的，骂我的逻辑，二是同情我的立场的，认为此文过于标题党，事实上谈的问题与标题党给人的想象不一致。但就算是骂我的逻辑，今日看来，也几乎令人感动，人们在公共空间里谈论的是逻辑，而不是立场、口号、宣誓、辱骂。

此文，也能发现中文舆论场的巨大变异，许多有意思的旧日细节从行文中流露出来，譬如当年的网络流行语 yakshit、zhuangbility 等，体现出各种文化的交织，连帝吧「贾君鹏你妈叫你回家吃饭」里也透着一种后现代感的黑色幽默；而今天的「厉害了 word 哥」之流里，只有狂欢与混乱的呕哑嘲哳。

下面是十年前的正文，除了可能泄露个人隐私的部分，一字未易。

题记：写文章，追求的是文章的效果，要达到效果，就需要调动读者的感情，但我不想以这种廉价的方式赚得点击率。注入感情的文章是容易引起读者共鸣的，讲道理的文章是枯燥无味令人昏昏欲睡的。然而，我们现在缺的不是感情，而是道理，中国人太擅长把道理混在感情里讲，结果是道理被搅浑，感情暗度陈仓，并且由于感情的维系，再混账的逻辑仿佛也有了道理。所以我决定只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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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4月21日，玉树大地震的全国哀悼日，我校前所未有的举行了一次升旗仪式，这在我入校四年来还是第一次。

传统上而言，我校是一所国家主义色彩很浓重的学校，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在当局的国家主义教育部署上并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也可能因为前任校长、前任团委书记在他们主政的这近十年时间里，一直推行比较开明和求新的校园文化政策，总而言之，在其他学校听说很频繁的升旗仪式，以及诸如查房、检查卫生等等福柯意义上的身体控制技术，在我校只是轻描淡写偶尔实行。结果，当我今天早晨在盥洗室听到久违的国歌与国旗下演讲的时候，居然感到有些亲切，想起了中学时代升旗仪式上的一桩桩趣事，想起了那一段拼搏中的青葱岁月。

由于有这么点所谓的升旗仪式情结，我对在全国哀悼日举行升旗和降半旗仪式并无反感。这几天，在网上，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我看到很多人对全国哀悼日的“强制哀悼”现象表达自己的反感和不理解，但这种反感与不理解似乎针对的也不是升旗和降半旗仪式。

社会学上有一种非主流的研究方法，叫做破坏实验，基本思路是通过引入一些相对于现实而言十分荒谬的场景，来打破实验者的应对套路，迫使他们表露出自己说话做事必须依赖但平时往往注意不到的一些逻辑。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思想上的破坏实验：假设你身边有一哥们儿叫小飞，他无法接受在全国哀悼日降半旗，因为他认为国旗这种东西只能一次性降下来，降一半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他的感情。作为他的朋友，你首先大概会觉得自己交友不慎，感叹过他的不可理喻之后，你还是要出于朋友的责任来向他解释为什么降半旗仪式是可以接受的。

这时，你会告诉小飞，因为从常理上讲，国旗国徽国歌这些国家的象征物，它们就是国家的东西，国家要表达国家意志，自然要通过这些象征物，所以在全国哀悼日举行升旗仪式乃至降半旗仪式，都是顺理成章的；你也会告诉他，所谓仪式，就是大家有组织地一起做同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仪式所要纪念的死者是不寻常的，所以仪式的形式也应该是不寻常的，古人认为如此方能沟通死者与生者之间的感情，今人认为如此方能让生者感受到心灵的激荡并从中实践自己人本主义的信念。

如果在这个思想实验中，你跟我想的差不多，那么这篇文章适用于你，请继续往下读。思想实验中的小飞，他的问题是无法“接受”下半旗。你作为他的朋友，你在实验中的任务是“说服”他接受，说服这种行为是要通过讲道理来实现的，所以你的任务就转化为通过讲道理让下半旗这种现象变得“合理”，从而让小飞“接受”它。为了让下半旗变得“合理”，你在刚才说服小飞时所分析的两条理由中，分别运用了两个关键的原子逻辑，其一是关于“所有”的逻辑，其二是关于“寻常”的逻辑。

“所有”逻辑强调，因为国旗国徽国歌这些象征物是国家“所有”的，也就是说，这些象征物隶属于所谓的公域，所以公权力动用这些象征物表达某种公共意志的做法是合理的，往俗里说，“国旗又不是你家的，国家愿怎么升怎么降那是国家的事儿，干你鸟事，伤着你什么感情了，你少管国家的闲事”。这是一个“所有”与“合理”之间的逻辑。

“寻常”逻辑通过强调仪式的不寻常来证明其必要性，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的逻辑运作是这样的：“仪式范畴”的所指，即“仪式本身”（作为自存的社会现象的仪式）是不寻常的，不寻常的现象我们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小飞无法接受仪式本身，而你要说服他，就要尝试（比如通过不寻常的事情寻找功能的方式）引入一个名字叫做“不寻常”的新范畴，把仪式本身装进“不寻常”这个范畴之中，由于“不寻常”这个范畴是寻常的，所以被用这个寻常的“不寻常”范畴包装之后的新的“仪式范畴”，就变成了寻常的了。

（同样往俗里说，你曾亲眼见到或亲耳听过一些具体的仪式，在看到或听说的时候，你会感慨说这个仪式可真奇怪啊，后来，当有人提到“仪式”这个词时，如果你联想到了那些具体的仪式，那种“奇怪”的感慨就会被激发出来，你就会认为仪式是不寻常的，但如果有人这时告诉你说，仪式本来就是要通过不寻常的事情来表达一些什么，你就会想，也对呀，仪式本来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嘛，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嘛。）

连庄子这么淡定的人，死了老婆就算不哭也要“鼓盆而歌”嘛，所以下半旗这种“不寻常”的事情，正因为我们把它定义为“不寻常的事情”，反倒就变得寻常了，因为寻常的事情是合理的，所以下半旗在被定义为“不寻常的事情”之后，反倒就变得合理了。这是一个“寻常”与“合理”之间的逻辑。

行文至此，你可能会认为，我一直在长篇大论地唠叨一些大家都默认的东西，讲出来的道理都稀松平常，没什么意思。很好，这就是我的目的。实验的方法就是要清理出那些最稀松平常的道理，因为这些道理一到实践中就会出问题。我们现在已经说得相当明白，你可以接受下半旗，这是“所有”逻辑和“寻常”逻辑在起作用；下面我讲的是实质性问题：你肯定不反感“强制下半旗”，却反感“强制哀悼”，这是因为同样的两个逻辑虽然仍旧存在，但某些参数起了变化，导致其运作过程发生了变化，而在新的运作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你反感“强制哀悼”的真正原因，其实没有你自己所解释的那般冠冕堂皇。

你为什么反感“强制哀悼”呢？依我看，恰如和菜头所言，哀悼是一种“个人自由”，是一种个人行为，是“我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应该通过强制关闭所有娱乐场所和娱乐网站的方式强行销售一种“哀悼”的氛围，也不应该通过组织上的方式行政命令的方式为公民定制名为“哀痛”的必选感情套餐，更不应该把公民真诚的哀悼之心作为巩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宣传工具，演一出丧事喜办如此变相寻租。为了便于行文，我姑且把这种主张叫做“个人自由论”。这种个人自由论纯粹是从应然角度论述的，应然的背景是实然的预设，现在我从实然的角度提三个问题，然后在这三个问题中引入前述的“所有”逻辑和“寻常”逻辑，来揭示个人自由论的困境。

问题一：政府的做法是否合理？

个人自由论认为不合理，而我认为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了下面第二个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合理”有两种意涵，“合乎情理”或“合乎理性”，而后者之中“理性”一词又包括个人主义意义上的理性和现代性意义上的理性等多重范畴，而最后一个范畴需要在下面的问题二和问题三的回答中详述，这里先论述政府的做法如何合乎情理、如何合乎个人主义的理性。

政府通过强迫娱乐场所和娱乐网站关闭的手段来表达作为所谓国家意志的“哀悼”，这种做法是合乎情理的。首先众所周知，中国的政府，相比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政府与垄断资本和寡头集团沆瀣一气，掌控了大量本应属于社会的资源，正是这种特点，使得强制关闭娱乐场所和娱乐网站的做法成为了可能。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所有”逻辑。对于国旗国徽国歌，这些国家的象征物，我们拥有一个共识，即认为国家机器操控这些象征物来表达国家意志，这种做法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换言之，对个人自由论者进行的思想实验表明，个人自由论也认为，国家的象征物，是国家机器所拥有的资源。那么将这个逻辑代入前一段，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对于娱乐场所娱乐网站的生杀大权，也是国家机器所拥有的资源。既然已经掌握了资源，那么动用资源也就是合乎情理的了。

这样讲并非是说，因为有这种资源，政府就应该不分青红皂白用它，这是一种单线思维。我想强调的是，正是拥有资源使得动用资源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在这个政权掌权数十年的历史中一直存在，数十年的历史积淀，使得这种可能性不再具有或然性，反而披上了必然性的色彩，以致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

当政府要推行国家意志时，它会自然而然的选择动用各种资源，加之舆论监督的缺位，使得决策过程之中，“什么是应该的”“怎样做更合适”这些问题都已经进入了盲区，成为“不言亦不自明”的路径，甚至连决策过程本身也不再有必要，也成为了虚无。

一句话，返魅了。

因此，虽然知识分子会大声疾呼，这样一个政府是病态的，是有问题的，但纵观决策路径的产生与运作过程本身，没有任何异状，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政府，拥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必然诞出这样的一种怪现状，由此也必然会遵循路径，做出强制关闭娱乐场所和娱乐网站这种决策。我不是讽刺，而是纯粹从实然角度讲：这个过程本身完全合乎情理，没有任何问题。

上面在讲决策路径的时候，我是把政府拟人化的。事实上，政府没有大脑，不可能思考“什么是应该的”“怎样更合适”这些问题；有可能思考这些问题的，是具体的人，具体的官员。我们可以想象，决策者的行列中，也许有思想比较新、比较开放的官员，他们对国家目前的问题有第一手的思考，他们早就考虑到“什么是应该的”“怎样更合适”这些问题，但是为什么每次决策走的都是同样的路径呢？试想，假如你是这样的一名官员，你身处要职，你敢不敢在会上说，公民拥有哀悼的个人自由，让每个公民自由选择是否哀悼，这样更有教育意义，更能体现国家新形象以至于贯彻落实三表科发观？当然不敢。因为政府本身也是一个社会群体，浸润在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当中，官僚文化和官僚制度在约束着你。放眼看前后三百年，也许敢于公开表达这种观点的官员人数可以形成一个上扬的J曲线，但是这只是大趋势，低头看眼下，我们还龟速爬行在J曲线相对于X轴漫长的渐近线上。

一个社会群体的存在，是己群的文化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实现的。我认为演化包括两个范畴，一是遗传，一是变异，两个范畴共同在选择过程中实现。众所周知，一个生物个体是耗散结构，而我认为一个物种也是耗散结构，其中遗传（这里指复制元宏观层面的复制）是平衡态的表达；变异（同样指复制元宏观层面的适应性变异，或者说是对环境信息的转录）则是临界行为的表达。这里涉及到当代新达尔文主义内部对于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的争论，有两种意见占据主流地位，一是以个体为选择单位，一是以基因为选择单位，分别对应到社会领域的中观层面，个体对应着具体的社会群体，基因对应着某种社会群体或者群体文化。我没有读过亚当斯密和边沁父子，不了解个人主义，不敢从个人主义的学理上来论证政府行为合理性，但是我绕到新达尔文主义的角度上，仍然可以发现，不仅在具体的社会群体层次上，群体会表现出维持平衡态或近平衡态的努力，排斥各种随机涨落如舆论意见、他群异议的影响，而且在群体文化层次上，也会表现出类“个人主义”行为，调动一切可用资源维持己群文化的再生产（遗传）。说清楚这两个层次很重要，因为要谈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须得分清“一个政府”与“一种政府”。

不过在这里要讲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什么是合理的？让自己活下去就是最大的合理！政府也是一个组织，是一个团体，它也要努力维持自己文化的存续。封杀异议、变相寻租、制造凝聚力、让yakshit这样的和谐话语泛滥成灾……这一切末世之相，并不是政府行为不合理的证明，相反，恰恰说明政府的做法是合理的，说明当局所代表的“先进文化”正在竭力维持自身的存续，只是这种努力所耗费的资源越来越庞大。此处暂且按下不提。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这种“合理”并非真正的合理，因为政府的强制做法已经干预到了每个人表达感情的自由，公域与私域、群己权界“应该”分开，这才是真正的合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真正的合理”，即前面所提到的现代性意义上的合理性，究竟是如何成为“应该”的。

问题二：“应该”是怎样成为应该的？

大概很多人，即便在读完我对问题一的回答之后，仍然坚持认为，寻租这种事情，言禁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也不是“合理”的，不管采取合理这个词的哪一重含义。为什么？因为国家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政府本身就是代表公共意志行使公权力的这么一种机关，一旦做出非法的事情，一旦离开它运行的轨道，政府就偏离了其作为政府的本质所在，相应的行为很难说得上是“合理”的。

这种说法太有道理了，但是请注意，该观点所蕴含的全部道理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即“天赋人权”，权力逐级让渡过来，才有了政府与政府的意志。很明显，由于己群中心主义的作祟，所有建立在某个具体的文化背景之内的观点，都试图做超文化的表达，对这些表达应该谨慎对待，因为此类观点追根溯源往往都能找到一个“天”或者“神”这样的某种人类古老的本体论的概念作支撑，而要解开这个神秘主义死结，文化的视角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为切近最为靠谱的视角。

为什么西方政权和马克思主义政权在价值和理念上难以沟通，而在利益上经常合作？试想，西方所倡导的人权要追到天上，上天赋予每个人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不可侵犯的；而红色政权的领导者则说大家其实都生活在地上，之间难免分个三六九等，所以理应是人数最多的那一个阶级说的算，这样能保证大多数人的福利。两方理论基础之间有云泥之别，如果都按照自己的那套理论说话，还怎么沟通呢？只有从文化的视角看，才能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二者的观点都代表了各自的文化，都有自身作为文化共同体所持有的利益，于是利益顺理成章成为了对话的基础。

由是观之，上述那种政府由于赋权而具备了某种本质属性的观点，其实正代表了一种大的文化，是在该文化背景之下的表达。这一点相当重要。共产主义政权推行言禁报禁党禁，其理论基础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只能由“人民”所在的阶级掌握，你发现左右两种逻辑之间的共同点了吗？没错，它们都是在自身文化背景下的表达。而所有关于“应该”的话语背后，都有这样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文化背景，换言之，所有的“应该”都要在自身文化背景下才能成为应该。只用身处某一个文化背景内的观点，无法衡量政府的行为是否在合理的前两个范畴上合理，因为这两个范畴本身超越了具体的文化背景。

第三个范畴上的“合理”则处于“现代文化”这种具体的文化背景之内。那么从这个范畴上，我们是否可以说政府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呢？仍然不能。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国情。

这不是开玩笑。将发源于西欧的现代性植入第三世界，不谈国情怎么行？中国的年轻人之所以对“国情”反感，纯粹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知识分子们为了普及常识，也不得不舍弃对国情这个概念的清理。毕竟在这样一个连常识都需要请出知识分子来普及的国度，现代性的任务还停留在民主符号与科学符号的普及阶段，真正实质性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普及阶段尚未到来。但是对于能坚持住把这篇东西读到这里的朋友们来说，放弃对于“国情”的刻板印象，放弃当局所宣传的伪“国情”概念，而立足“国情”原本的含义谈一谈国情，不亏。

经过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无数惨痛的教训，我们终于知道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不可能是全盘西化（如中国、拉美、土耳其），也终于明白单纯制度上的或者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即便取得成功往往也会导致悲剧（如日本、德意志、前苏联）。现代性必须在与民族性良好融合之后，并贯彻到微观的人的层次上之后，才能忠实地体现其合理性。然而仍然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现代化就是普及整体的纯粹的现代性。

这种误解的问题在于，暗含了一个实体隐喻。现代性或者现代性当中的某种精神，比如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等，并非是一个苹果；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任务并非是把这种苹果从西方运一亿箱带到国内，再一个一个发给国民。现代性在第三世界的运作是抽丝剥茧般的，更像是一段动听的旋律，而知识分子扮演着音乐老师的角色，当音乐老师把这段旋律唱完第一遍时，我们的国民中也许有些人听了一遍就会唱了，也许有些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演唱但无法复述老师唱过的音符，也许有些人记住了一两段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旋律，也许有些人只记得几个音符，也许有些人不记得旋律却记得节奏，也许有些人是音痴要学一百遍才能学会唱这首歌，还可能有很多人上课开小差、交头接耳甚至在睡觉。

政府正是由这些学生中的某一些所组成的，他们的音乐水平参差不齐，相互间把记住的旋律拼凑一下，自己编一部分，再把以前唱过的老调子加入一些，如此添油加醋之后，政府也能唱一首完整的歌。持上面那种误解的人认为，这首歌并非现代性的歌。但是事实上，现代性根本不是一首歌（不是一个实体），而只是一段旋律，现代化的任务，并非是让学生鹦鹉学舌，而是要把这同一种新的旋律融贯到不同的老歌金曲当中，就像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一样，每一部各有妙处，然而都灌注了同一种曲风。我们的政府自编自演的这首曲子，虽然很难听，虽然大家往舞台上扔了不少西红柿和鸡蛋，但我们还没有愤怒到要冲上舞台把正在唱歌的政府拉下来的程度，而政府也没有难为情到要自己主动谢幕的程度，在两方的博弈中，我们的剧场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用前面讲耗散结构和新达尔文主义时所用的术语来讲，就是系统尚未达到突变的临界点，仍处在一个近平衡态——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是的，我们的民众逆来顺受、缺乏各种意识各种精神，我们的政府不懂得讲民主讲开放讲自由，这样的民众仍然忍气吞声，这样的政府仍然飞扬跋扈，这就是国情。什么样的国情决定了这个社会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决定了政府会做出怎么样的决策。变动的范围很小，但是每次我都会选择赞成和支持政府做出最倾向于现代性风格的决策，而且我由衷地希望读到这篇文章并且读到了这里的你，也能够选择这样做，这很重要。

破，易；立，难。我们这样的一个政府，即便做出有现代性成分的决策，自然也是先进的东西少，腐朽的东西多，所以作为一个公民，反对政府很容易，支持政府很难。我选择知难而进，理由很简单，并非被五毛附体，而是不想鱼死网破。

当然我不是说无原则的支持政府，而是在反对政府那些应当反对的决策的同时，支撑政府的那些有积极效果而其中的负面因素又不会产生严重问题的决策。个人自由论者往往是音乐课上听一次就会唱的好学生，也就是说，个人自由论者往往在现代文化的大背景下思考，当局的许多决策则仍然基于各种陈词滥调，如前所述，两种文化除了利益别的没什么好谈的，撞到一起自然一触即发，个人自由论者会认为当局的各种决策都能侵犯到他们的各种自由。站在个人的文化背景下看，侵犯自由的事实确凿，但是站到文化的视角上看呢，为什么当局要一而再再而三加重言禁和网络管制，一而再再而三侵入到私域当中呢？耗费各种天文数字的资源，正是因为前面提到过的，政府想要求生。

众所周知，当局的统治已经遭遇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三十年来，经济发展与和平红利所积累的合法性资源已经消耗殆尽，却几乎没有任何新的实质性的合法性来源做补充，政府采取维稳、言禁、网禁这些掩耳盗铃的手段，只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一种拥有大量合法性资源的印象。可见：其一，老本已经吃完；其二，开始吃面子了；其三，没有任何进账。

不知诸位是否看过宫崎骏的《幽灵公主》，片尾山林之神“山兽神”的头颅被人砍掉藏在木匣中运出森林，无头的山兽神化身为擎天怪物，四处寻找自己的头颅，为了摄取能量支持无头的躯体，吞没了所到之处的全部生命，而主人公阿希达卡和阿桑的救世之法，不是为民除害射杀山兽神，而是舍命找到山兽神的头颅，在最后关头把头颅还给山兽神，最终山兽神平息了怒火，化身为山坡上一片花树的海洋。而我们的政府正如此间这无头而发疯的山兽神，因为缺乏政权合法性，开始丧心病狂的吞没无数人的各种自由，以维持自己庞大的身躯苟延残喘。最好的方式，莫若通过把头颅还给它来拯救它同时改变它。

也许你会认为这种想法太过幼稚太过理想化，这是因为你没正确的理解我前面所讲的“一个政府”与“一种政府”的关系。这里讲政府之“求生”，并非是将政府比作将死之人。政府的求生也要从新达尔文主义的两个层次上来解：政府，一方面对应生物的个体层次，是作为具体的社会群体的政府，是实际管理和调控社会运行的这个政府实体，即“一个政府”；另一方面对应着生物的基因层次或者说物种层次，是作为政府文化载体的作为类属的政府，即“一种政府”。“一个政府”求生，是为了稳定某时某刻具体的政局；“一种政府”的求生，则是为了守住既得利益，通过愚民来维系专制文化和特权政治的永续。

两个层次上的政府都在求生，作为公民，我们要让“一种政府”死去，而要让“一个政府”活下来。改变前者，着眼点落在制度层面，这种改变是现代性的诉求，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而保留后者，是为了避免社会动荡，避免政府解体、军人独裁、强人政治，避免政局的重新洗牌和利益蛋糕的重新瓜分，避免历史周期律的重演。

“强制哀悼”的做法中包含了两个因素，其一是人本的精神，是尊重人权、尊重人的尊严的精神，其二是推行爱国主义的国家主义教育，以此抬高政权的合法性。前一因素代表着“新的一种政府”的浮现，而后一因素则是“一个政府”在爱国主义中寻找合法性来源的做法。当然由于文化的演化机制不同于生物，“一个政府”与“一种政府”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缠绕在一起的，区分不如生物界中那样清晰，但是请想一想，如果说在矿难议题上推行爱国主义话语，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愚民政策，那么在地震议题上倡导爱国主义，虽然仍旧有愚民的成分，但更多偏向于“一个政府”积累合法性的做法。况且出于前面所谈过的“路径”问题的考虑，这之中的愚民之恶，或许也是无意识之恶，而非主动而为之恶。既然如此，即便强制哀悼，仍然是可以接受并应该支持的。

问题三：“个人自由”是如何破题的？

如果说从国情角度出发的论述，即使能够得出政府行为并非不合理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难免为政府辩护的色彩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离开对政府有利的宏观和中观层次，深入到微观层次具体的探讨一下“个人自由”能否成为说明政府行为不合理的理由。

（为了能够与个人自由论者谈论这个问题，我现在将自己置论的基础从文化视角切换到文化内视角，即现代性的视角内。如果你发现下面我所说的一些观点符合大众常识，却与我前面说过的某些观点相左，那么原因就是这个了。）

娱乐场所和娱乐网站确属公共领域，但生杀大权不应由政府控制。这是一种无奈，因为中国历来大政府小社会，社会缺位的领域，政府强权便可乘虚而入。比之社会而言，政府的决策过程距离公民更遥远，但作用于公民的程度更强烈。公民由此对政府的越俎代庖由衷地反感乃至反制，这似乎都是合理的。

仅仅是“似乎”而已。现在我们引入8000字前通过破坏实验所发现的那个“寻常”逻辑。联想一下两年之前汶川地震的全国哀悼日，同样是关闭所有娱乐场所和网站，同样是网上一片灰白，同样是停播万人瞩目的足球比赛（两年前停播的是曼联vs切尔西），那时候没有人有异议，甚至于有一个辽宁90后女孩，因为全国哀悼日耽误了她玩劲舞团，录下视频诅咒汶川灾民，最后被网友人肉搜索出来，还收到了恐吓电话和恐吓信。请问那时候，你的自由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两方面。首先，这两次地震对我们而言是不同的。汶川地震被定义为“不寻常的事情”，从而在“寻常”逻辑的运作过程中被合理化，“反倒变得寻常”，成为了“仪式”这种同样“不寻常的事情”的“寻常”对象、合理对象；而玉树地震，显然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为什么？

汶川地震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而明显的震感，接近8级，地点在人口与移民大省四川，当地民族问题敏感，时间是南方雪灾、三~一~四事件、家乐福事件和胶济铁路火车相撞事件之后，万众期待七年之久的奥运会之前。

玉树地震震级7级左右，还有争议，地点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小城市，你一辈子也不一定能认识一个跟那地方沾亲带故的人，时间是西南旱灾、山西疫苗案、王家岭矿难各种政府诚信遭受质疑的事件之后，劳民伤财的四千亿世博会之前。

事件背景不同了，社会舆论热捧的话语也就不同了。北川虽然存在更严重的校舍质量问题，但心系灾区的你们说了，先挖人、先捐钱、先重建，这些是重点，校舍问题虽然很重要，但可以慢慢追究做长远打算，所以全国哀悼日虽然持续了三天之久，那时的你们还感动于汶川地震中全国上下众志成城的场面，简言之，当时你们在动感情；而玉树地震浸润在一系列政府信任危机之中，救灾很快进入尾声，政府也明确表示捐助算不上重点，于是今年的全国哀悼日，你们认为没有用，有用的是追究豆腐渣工程不让悲剧重演，简言之，现在你们在讲道理。全国哀悼日，当然是需要激发感情的日子，可是你们已经过于理智，没有感情了。

所以只一句话，人死少了，而且死的不是地方，不是时候。

有些意识，你可以在上面涂抹厚重的语言粉脂，这种意识叫话语意识；有些意识，能说出来却往往意识不到，而且你全部的话语意识都建立在对它的默认之上，这类意识叫做实践意识。以上就是你实践意识中的全部东西。

你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思想如此令人不齿。但是除此之外，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还有什么别的区别吗？生命，不管是几千人，还是几万人，都是同等的珍贵，同等的令人惋惜。之所以对两次政府决策毫无二致的全国哀悼日区别对待，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寻常”逻辑的运作参数——地震的严重程度与“关己”程度变了。

所以，你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你还不懂得生命的诗性与神性。这其实没有什么可耻的，你常常做不到，我也常常做不到，人无完人，生命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深邃的命题，每个人都需要不断通过自修自持提高精神的境界，逐渐懂得发自内心地为生命的逝去表达真挚的悲伤，逐渐懂得“共情”，这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

但是境界上的欠缺不能成为否定全国哀悼日意义的理由。不管政府以何种动机何种举行哀悼活动，哀悼本身没有错。不管基于何种立场何种文化，你都“应该”哀悼。“自由”与“哀悼”是殊途同归的，如果只是因为哀悼戴上了“强制”的帽子，自由就要与其划清界限，那么这种自由也只能是被阉割的自由。

事实上，中国人只有被阉割的自由，而且也只有被阉割的“自由”观念。中国人从没有真正的“自由”观念，所有的自由对于中国人而言只是话语，是“用”而不是“体”，对于你——本文中的“个人自由论”者来说也是一样。穷根究底，真正的“自由”观念之所以成为自由观念，还是要在“天赋”一词上求解。前面讲到，站在文化视角上，我对一切超文化的本体概念持谨慎的态度，但是现在站到具体的现代文化之中，我反而要强调这个“天”字。我以为当代语境下的这个“天”字，指的是一种诗性精神或者说神性精神，一种回归存在敬畏存在的精神。自由之所以绝不可侵犯，仅仅因为自由是存在的属性，仅此而已。可见此间的敬畏中现出了多大的力量。

古典性解体之后，由个人主义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滥用利益作为社会信任的纽带，利益中交织着金钱和权力抑或二者的媾和，最终带来的结果只是基本信任的瓦解。我不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社会信任机制的运作仍然需要金钱和权力，这是最大的现实，不应对之妄然提出应然的诉求，然而在基本信任的问题上，决不能任由金权的殖民。换句话说，这个社会绝不能再回到兜售赎罪券的年代。科学精神所建立的基本信任最为坚实可靠，我曾幻想科学解决一切，但现在看来科学并不适合大众；诗性精神应当是大众更能接受的价值基础，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民主、对生命的崇敬、有尊严的生存。这一个个诗化的字眼绝不仅仅是它们字面上所表达的意义，也绝不止于与它们的含义所对应的那几种制度主张，它们之所以可以普世，乃在于蕴含了形而上的诗性与神性，可以从思想的最深处鼓动并屈服我们的灵魂。

而政府强制关闭娱乐场所和娱乐网站，之所以值得我支持，是因为这种做法事实上正好便利了在这样一个实用理性泛滥的国度推行诗性精神的工程。众所周知，虔诚的宗教信徒们往往具有某种神性精神，甚至于喝一杯水也要念超生咒诀，眼见他人杀生即使无法制止也要默念阿弥陀佛，十字军东征杀人屠城无数，也是凭借了上帝的旨意才敢如此放肆，原因在于宗教的禁欲主义精神，或者更确切的说，在于宗教禁忌的存在。

文明的肇始起于禁忌的产生。各种禁忌使得人们须得蹈规矩行事，从而让灵魂在激荡中寻得依凭。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文化革命和价值崩塌，在传统的儒家禁忌、启蒙禁忌、红色禁忌次第倾塌的年代，我们面对的只有寡头专制政权诸多言论上的禁忌，这种层次的禁忌只不过是为了政权的维持服务，绝然无法构成一种新的与国家和民族相称的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化的推崇者要推行现代性的文化，应当首先从禁忌入手。而政府强制关闭娱乐场所和网站、暂停体育比赛直播的做法，恰恰与现代性禁忌的诉求耦合，是在整个社会上运用强力制造一种形式上的禁忌。只有走出了形式的第一步，实质性的第二步才能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这种做法虽起于对民意的曲意逢迎，起于对自身合法性危机的挽救，但是一旦成为传统，是有可能继续发展下去，及至成为它自身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掘墓人的。

上面是从形而上的角度、价值的角度上来讲。事实上个人自由论者忘却生命之重，于生命之先妄谈与生命的诉求同一的自由，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又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不会随便为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所有超过千人死亡的灾难表达真诚的哀悼，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做不到。哀悼这种感情对什么事情适用，我们是自有一套逻辑的。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对唐山地震、汶川地震表达深深的哀悼之情，而对日本地震，许多中国人大概只会幸灾乐祸；同样，对911事件，有些中国人会真诚的说，“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有些中国人则乐意小看“美帝”在霸权主义中自作自受。可见除了前面所说的地震的严重程度、关己程度之外，受难者与我们是否处于一个共同体，也是影响哀悼感情表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民族国家的实质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在中国，百年来“党疼国爱”的现状，导致了中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精神。在汶川地震强调哀悼，其实是因为我们身边有众多四川同胞感同身受，而在玉树地震强调个人自由反对强制哀悼，其实是因为我们所在的社会圈子距离“青海”这个地名实在太过遥远。无论怎样，民族国家这个共同体，都没有在两次地震中哀悼感情的表达上发挥主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中国仍然是“党国”，而党国鼓吹的中华民族仍远未形成。官方所臆造的和谐泡沫之下，是各种民族问题与民族冲突，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民族冲突的起因，与百年前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时所用的借口并没什么区别，甚至与满清扬州屠城时的思维逻辑也如出一辙。一句话，中国还没有学会运用民族国家的手段来解决古典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

当然，民族国家的手段在中国是否适用，这也仍然是一个问题，我倾向于认为不适用，但在推行联省自治和联邦制手段最好的历史时机已经灰飞烟灭的时代，通过仪式性手段培养公民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情感，仍不失为一种方法。

所以，综上所述，我赞成和支持“强制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