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污名?在性骚扰惯犯的名义下幸存:一个爱与创伤的视角

刘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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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W女士的时候,我已经成为性骚扰惯犯超过两年。当我确定她是要与我深入交往的人之后,我便把黑历史和盘托出了。我没有勇气亲自打开这个盒子,便把当年被网暴的链接发给她,让她自己去看,自己也不多加辩解。

既是为了避免在日后的交往中,如果她因为意外知道了这件事,决定跟我断绝关系,这样对我的伤害太大;也是为了测试对方的价值观是否与我配对,看她是把女权作为最高价值,还是有另外一些价值例如友谊等等与人交往的价值超越抽象女权。

W女士过了这关。她也成为了为数不多的仍然愿意跟我交往的人,而且夸奖我诚实。对于那些赞美我的话,我本能地有些推就。我说我并非诚实(当然,我没有说我并不诚实,这还是有区别的),只是为了考验友情的价值。

这大概就是我被网暴为性骚扰惯犯后的生活的一个剪影。虽然我早就与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者保持了距离,但作为一个在其他很多方面都站在进步立场上的人,我对性別平等、婚姻平权、堕胎权、跨性别及性工作者权益、大麻及迷幻药合法、废除死刑是强烈支持的,不是女权主义者这一点就显得很是不和谐。特别是,有一种对女权主义的解释就等同于性别平等。我只能说,我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刚好W女士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多次阐述这种被卡在中间的困境。我们这些对女权主义、觉醒文化保持警惕的进步派,当然痛恨川普对堕胎权的限制,痛恨这个强奸犯居然可以当上总统,然而我们也痛恨米兔运动里对人公报私仇、煽风点火、赶尽杀绝、不留后路的残忍现象,这似乎是政治残酷性的体现。

深谙施密特和斗争政治哲学的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被怀疑出自毛手的雷锋语录也同样说道,“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这是我在被网暴之后的深刻政治体会。被网暴为性骚扰犯的陈纯也评论我因为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而被二次社死时感慨这群人对我的作风是赶尽杀绝,不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那么问题来了,米兔运动延烧到我的身上,是如何成为这副模样的?在我之前是否就已经事不对头?米兔运动究竟应不应该把社会性死亡、完全清除出社群作为终极目标与最终诉求?这样的终极目标,是否偏离了米兔运动的开始意义?这样的污名,是否是终身的?

我提出这些问题,期待有人能帮我回答,至少携带一点同情的目光,而不是鄙夷的眼神。然而很不幸的是,我总有一些预感,如果这些问题我不自己尝试寻找答案,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得到答案。被网暴的后果是,我不再信任米兔、女权和进步社群,这些社群也不再信任我,让我更加倾向于相信人性的性恶论。但文字一直是我最擅长的乐器,我无法放弃弹奏它来滋养我的孤独。

情绪闪回时,毒性羞耻产生,每个深夜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那种仿佛什么人也都无法理解的日子,就像有些总也记不住的单词,让我无法完成祷告。“沆瀣一气”的是,W女士的理解给了我莫大的心理鼓舞。

以自杀证明清白的方法,曾经对我具有诸多诱惑力。我多次拿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以自杀证明自己没有贪污的清白的例子来自比,有了计划自己死亡的冲动。也有“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样的渲染,我曾经感觉到死亡如此接近我。

幸好,我最终没有自杀,才看到了陈纯也被指控为性骚扰犯的另一出闹剧。W女士知道后,多次跟我说这真是大快人心,陈纯有了现世报。W女士因为腾彪和陈纯被指控性骚扰,也渐渐变得越来越不信任米兔。

陈纯在回复我评论时用的是非常鄙夷的态度,这非常不幸。他的回复显然对我造成了二次创伤。当然,我一定会被指责为“太脆弱了、太敏感了”等等。只是,你过得不是我的人生,凭什么替我度量痛苦的尺度?

我提笔写起这些文字,仍然心怀极大的恐惧,怀疑她们想要毁灭我的一生。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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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昭阳人权捍卫者,小镇退学家,被共产党吓尿的读书人,生于共产中国,流亡欧洲联盟,认同中华民国台湾 邮箱:queer@mailf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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