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的矛盾，和真理

（編按：這是久違的《民族學》課堂心得，好久沒暢快寫字的我在期中考週補寫心得……，還好依然寫得開心）

這禮拜的課堂中老師講到了台灣的人類學發展，從1960年代李亦園等人的民族誌式調查，到1970年代陳茂泰研究台灣社會變遷，1980年代謝世忠著作《認同的污名》重新審視國家對人群界定的問題。1990年代李壬癸老師研究台灣南島語言的分佈和民族遷移，台灣原住民不再屬於大中國論述，像是有了自己的主體。2000年後我們常聽見的郭佩宜、容邵武等新一批人類學者的研究開始有所不同，這些人類學家的背景也更為多元。

1999年謝世忠研究族群分類，台灣人類學開始有一種反省的聲音：做人類學研究，對這些報導人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若是將國民黨政府佔領台灣也看成一種殖民，在許多跡象裡倒也說得通，外來的陌生人群只是和原來土地上的閩南、客家、原住民一樣擁有黃色皮膚，但是土地、權利卻是如同殖民一樣再次被剝奪，我在上了大學後才知道，原來歷史課本寫的台灣光復，事實上根本不是光復，其實只是另一群人的佔領，以大中國共好、要反攻大陸之名。有趣的是，在2019年的現今，這個藍天中的白太陽不再是說著要光復佔領，而是要與中國共產黨統一。我其實很擔心，2020之後的我，這份心得會不會有事情？

如果中國國民黨對台灣也是一種殖民，人類學在台灣剛開始的位置，民族誌式的調查是不是也是一種侵入？80年代的台灣許多民主、本土運動興起，台灣的人類學到了現今漸漸擁有自己的主體，但是是否人類學在根本上，其實一開始就存在無可抹除的矛盾？

去年書店的朋友Wendy開始當馬耀比吼的助理，她曾跟我說在一場演講中，馬耀比吼跟觀眾一起討論了拍攝影片的議題，馬耀在想，為什麼在部落族人的儀式裡一定要有攝影機，或是人類學家的眼睛？這其實某種程度是一種干擾，是不是不要拍比較好？在場的觀眾有幾位人類學背景的學生與學者，Wendy用若有所思的表情告訴我，當時幾位人類學背景的觀眾最後還是舉手尷尬的笑：「我覺得紀錄還是挺重要的啦。」

另外也有一次，我和朋友Sally去年底在書店分享了9月時的新加坡行，Sally談起新加坡的客家移民，一本茶陽大埔客家會館送我們的書中寫道，當鋪在移民當時是一種族裔經濟，許多客家人紛紛在獅城經營當鋪。有位新加坡的獨立學者秀敏聽了皺起眉頭說：「客家人的族裔經濟是當鋪，這其實是一種國族論述，你們在看素材的時候要小心，小心別落入國族刻意營造的框架裡。」秀敏的批判觀點當時提醒了我，面對民族、人類學，我們都要仔細在歷史裡看見真實和被建構的痕跡。

面對人類學的矛盾，或許重要的還是正視歷史，人類學需要被時時審視，以免落入不公義的國家霸權裡，為什麼人類學還能在當代不被淘汰，或許在它存有矛盾的同時，我們還是能利用人類學的觀點觀看、分析、試著解決當代的事情。

或許矛盾才是真實，也才有真義。我想起此刻我22歲，原本同屆的同學們已經拍完畢業製作準備畢業，或許我在每個階段都曾是也正在矛盾著，在世新的時候我矛盾自己對人類學比較有興趣，一位敬重的泳泉老師推薦我一本《Anthropology of Film》，裡頭一句話我仍是記憶猶新：“Ambivalences and ambiguities carry for me more meaning, more truth.” 或許我們只有在持續不斷的矛盾裡，才能找尋到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