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的矛盾,和真理
(編按:這是久違的《民族學》課堂心得,好久沒暢快寫字的我在期中考週補寫心得……,還好依然寫得開心)
這禮拜的課堂中老師講到了台灣的人類學發展,從1960年代李亦園等人的民族誌式調查,到1970年代陳茂泰研究台灣社會變遷,1980年代謝世忠著作《認同的污名》重新審視國家對人群界定的問題。1990年代李壬癸老師研究台灣南島語言的分佈和民族遷移,台灣原住民不再屬於大中國論述,像是有了自己的主體。2000年後我們常聽見的郭佩宜、容邵武等新一批人類學者的研究開始有所不同,這些人類學家的背景也更為多元。
1999年謝世忠研究族群分類,台灣人類學開始有一種反省的聲音:做人類學研究,對這些報導人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若是將國民黨政府佔領台灣也看成一種殖民,在許多跡象裡倒也說得通,外來的陌生人群只是和原來土地上的閩南、客家、原住民一樣擁有黃色皮膚,但是土地、權利卻是如同殖民一樣再次被剝奪,我在上了大學後才知道,原來歷史課本寫的台灣光復,事實上根本不是光復,其實只是另一群人的佔領,以大中國共好、要反攻大陸之名。有趣的是,在2019年的現今,這個藍天中的白太陽不再是說著要光復佔領,而是要與中國共產黨統一。我其實很擔心,2020之後的我,這份心得會不會有事情?
如果中國國民黨對台灣也是一種殖民,人類學在台灣剛開始的位置,民族誌式的調查是不是也是一種侵入?80年代的台灣許多民主、本土運動興起,台灣的人類學到了現今漸漸擁有自己的主體,但是是否人類學在根本上,其實一開始就存在無可抹除的矛盾?
去年書店的朋友Wendy開始當馬耀比吼的助理,她曾跟我說在一場演講中,馬耀比吼跟觀眾一起討論了拍攝影片的議題,馬耀在想,為什麼在部落族人的儀式裡一定要有攝影機,或是人類學家的眼睛?這其實某種程度是一種干擾,是不是不要拍比較好?在場的觀眾有幾位人類學背景的學生與學者,Wendy用若有所思的表情告訴我,當時幾位人類學背景的觀眾最後還是舉手尷尬的笑:「我覺得紀錄還是挺重要的啦。」
另外也有一次,我和朋友Sally去年底在書店分享了9月時的新加坡行,Sally談起新加坡的客家移民,一本茶陽大埔客家會館送我們的書中寫道,當鋪在移民當時是一種族裔經濟,許多客家人紛紛在獅城經營當鋪。有位新加坡的獨立學者秀敏聽了皺起眉頭說:「客家人的族裔經濟是當鋪,這其實是一種國族論述,你們在看素材的時候要小心,小心別落入國族刻意營造的框架裡。」秀敏的批判觀點當時提醒了我,面對民族、人類學,我們都要仔細在歷史裡看見真實和被建構的痕跡。
面對人類學的矛盾,或許重要的還是正視歷史,人類學需要被時時審視,以免落入不公義的國家霸權裡,為什麼人類學還能在當代不被淘汰,或許在它存有矛盾的同時,我們還是能利用人類學的觀點觀看、分析、試著解決當代的事情。
或許矛盾才是真實,也才有真義。我想起此刻我22歲,原本同屆的同學們已經拍完畢業製作準備畢業,或許我在每個階段都曾是也正在矛盾著,在世新的時候我矛盾自己對人類學比較有興趣,一位敬重的泳泉老師推薦我一本《Anthropology of Film》,裡頭一句話我仍是記憶猶新:“Ambivalences and ambiguities carry for me more meaning, more truth.” 或許我們只有在持續不斷的矛盾裡,才能找尋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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