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複如何生出差異？談消閑性與藝術性的「重演」

重複如何生出差異？談消閑性與藝術性的「重演」

二〇一〇年，美國共和黨的俄亥俄州眾議員參選人Rich Iott，因被揭發是納粹黨衛軍（Waffen-SS）重演同好會的成員而引來媒體批評，選舉也毫無懸念地由民主黨候選人獲勝。雖然Iott 表明不認同納粹的意識形態和所作所為，而且認為重演黨衛軍是帶有教育目的，但社會大眾，尤其是大屠殺倖存者組織仍對此極度反感，黨內成員甚至因此疏遠Iott。其中是否涉及選戰的抹黑，不得而知，但退一步說，究竟重演「壞分子」的行為是否就等於認同那些群組本身的意圖？消閑用與作為藝術的重演，又能對歷史和現實有何種介入？

讓我們從重演（Reenactment）[1]這一字開始。

消閑性重演：生理體驗先於歷史理解

重演，狹義來說指模仿史實發生過的情形重新再現歷史事件，譬如美國自上世紀中開始盛行重演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間南北戰爭（American Civil War）的某些特定戰役──退役老兵組織重演戰役以顯示他們的戰爭經歷及生活情況，一方面承傳輝煌而壯烈的歷史、一方面也是美國南北雙方以重演史實來排解戰敗的屈辱。時至今日，reenactment更加廣義，亦發展出不同的形式，不單單重演近代戰爭，也包括重演中世紀戰役、維京人和印第安人生活，以及歷史題材的真人騷等。[2]在劇場和歷史研究的範疇，越來越多學者探討重演這個行為與真實的辯證。

就戰役重演同好會為例，視乎對原真的重視程度，重演者（reenactor）大致可分為兩個極端： farbs指業餘的重演者，他們對重演時身穿的衣料和器材都不甚講究；相對來說，hardcore 重演者就務求重演時將史實事件還原至最真實狀態，在重演過程中對史實的還原程度越高，重演者就越受歡迎。譬如同樣扮演中世紀士兵，farbs 扮演時只用塑膠製的劍、但忠實重演者會一絲不苟地在外型、服裝和武器下工夫，男的會剃掉鬍子、女的會束胸，這是常見的「從外至內」的表演技巧 — — 以服裝和動作行為讓自己在重演時的狀態盡量貼近當事人的身體感受。

重演最常見的論述是，重演者藉着重複一次歷史，從既有的事件中發掘出新的觀點，而且這種觀點是相對的，各人都可以從自己參加活動的經驗中得到不同見解。不過，理論歸理論，重演如今成為地方旅遊業可大肆宣傳的活動。尼爾波烏特（Nieuwpoort）的女巫嘉年華（Heksenfeest）可算例子。一六〇二至一六五二年期間，比利時的尼爾波烏特有17位女巫被活活燒死，當中最著名的，就是 Jeanne Panne。當地每兩年會為其舉辦一次嘉年華，整整兩日兩夜的活動裡，當地市民會大舉裝扮，重演 Jeanne Panne被燒死前的生活和經歷，包括羞辱、折磨和審判。獵巫為中世紀的歐洲留下了一個污點；如今重演獵巫，當然並非指尼爾波烏特居民認同獵巫行為，究其原因，很大可能就只是商業考慮 — — 例如德國一個只有5000名居民的小鎮上阿默高（Oberammergau）因每隔十年演出大型耶穌受難劇（Passion Play）而聞名，這個「耶穌受難劇節」成為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傳統，也是吸引外地遊客的世界著名文化觀光節目。

學者 Vanessa Agnew（2004）就質疑，這類中世紀和近代戰役的重演側重了參加者獲得的生理體驗，只着重聚焦當下，並不太能如實再現事件和過程，甚至會誤導大眾對歷史的理解，未能將過去和現在縫合起來。這種重複，就只是單純的再現，並不會生出任何歧義。

藝術性重演：民族創傷塑造意識形態 — — 以Milo Rau為例

引用Inke Arns（2007）的說法，上述重演屬於消閑性質的角色扮演活動，觀眾相對被動、重演事件年代久遠、爭議亦較少，也就不會／極少為當下帶來改變。然而，當代文藝界中使用重演為手段的藝術家都劍走偏鋒，Milo Rau正是一例。這位歐洲目前最灸手可熱的劇場導演，現任比利時根特劇院（NTGent）的藝術總監，自他在二〇〇七年創辦獨立藝團「國際政治謀殺學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itical Murder）起，便結合劇場、展覽、電影等媒介製作有關政治和歷史衝突的作品。Hate Radio、The Last Days of the Ceaușescu和Five Easy Pieces 等作品，都以距今不遠的歷史事件重演為幹，結合別具心思的藝術處理，讓觀眾更能體會眾多衝突和創傷如何塑造社會的意識形態。

Susanne Knittel的論文 “Memory and Repetition: Reenactment as an Affirmative Critical Practice” 深入剖析了Rau的Breivik’s Statement當中的重演策略。Breivik’s Statement 本應於當年十月在奧斯陸Deutsches National Theater 首演，但場地取消了演出，迫使Rau 要取道附近的劇院。Breivik’s Statement 其實就是將挪威極端右翼恐怖分子Anders B. Breivik受審時的辯詞逐字稿以重演形式在劇場演出。Breivik 在二〇一一年策劃了連環爆炸和槍擊事件，殺害了77人（其中大部分為當地左翼工黨的青年成員）。他在法院受審時對罪行直認不諱，認為是左翼和多元文化主義令歐洲衰落，言談間更表露反伊斯蘭和仇外的思想。事後，眾多媒體拒絕播放此段辯詞。我們不難理解Deutsches National Theater 取消演出的原因 — — 因為機構不想讓公眾認為自己支持Breivik的主張。

Breivik’s Statement 與文首Iott 扮成納粹黨衛軍的例子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都是因為再現了一件社會禁忌而受排擠。Breivik’s Statement 有着更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暴力已經內嵌在語言當中，那重複那些語言其實也是重複着暴力。然而， Rau 讓演員演繹時以最平白單調的方式說出逐字稿，其正上方放置一個大的轉播熒幕，她開口時並不直對觀眾，而是對着前方的鏡頭，使觀眾可在熒幕得見演員神情。放大表情，本應是讓內容誇張化的手段，但矛盾在於，正正是演員的平板演繹，令整個演出反而聚焦在語言之上，並將內容可能溢出的暴力減至最少。

Knittel的評論就指出，此段辯詞最不堪入目的地方，就是它的內容正好相反──非常正常，甚至與中東／非洲難民潮湧入歐陸時，右翼團體經常發表的排外觀點雷同。Breivik’s Statement的目的，不是要為這辯詞下一個詮釋，而是要強調內容是曾經發生的事實。這種做法，破除了傳統「大愛」左翼思想當道的幻象，讓觀眾直面禁忌，正視這種目前在歐洲漸變日常的價值觀。

Knittel 認為這種「強調此曾在」的性質，成為了Rau作品系列的藝術特質。她更將重演與評論的特性連結，認為一般的評論是負面的，令評論者的地位高於評論的客體；然而，Rau 的重演是正向（affirmative）的評論方式，它重新顯現出評論客體本身，令此時此地的觀眾必須犯險，在沒有任何評論或指引下主動聆聽犯罪者的話語，審視自己與當事人和事件的關係。在此語境下，Rau 的重演並非如南北戰爭重演般的懷舊，而是為當下構成潛在的評論視點。

Rau 以重演為策略來製作劇場作品，共通點都是在選角上屢屢牽動觀眾神經。譬如上文的Breivik’s Statement講歐洲排外思想，就不無反諷地用土耳其裔的德國女演員讀辯詞；Hate Radio重現有份煽動1994年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的RTLM 電台（Radio- Télévision Libre des Mille Col- lines）廣播的情景，廣播素材包括體育新聞和種族歧視言論等都是當時播出過的，作品更找來當時大屠殺的倖存者擔任主播。這種選角策略有意無意成為了吸引眼球的手段，不過重要是讓觀眾和當下的案件重演產生共鳴。

Five Easy Pieces便是一例。此作極受好評又爭議不斷，以廿多年前在比利時發生的連環殺童案為藍本，更起用8–13歲的兒童為演員，重新演繹案件的細節。殺童案兇手Marc Dutroux 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間綁架、禁錮並性侵六位女童，其中兩位被活埋、兩位在地牢中餓死，只得兩位生還者。截至他在二〇〇四年被判刑前，更有超過三分一跟他同姓氏的比利時人改姓。對於當地人來說，Dutroux 及這件案件已成為舉國不願提起的恥辱和傷痛。正因如此，當Rau製作The Civil Wars 在布魯塞爾進行研究時，也發現比利時這個多民族國家的人民共同記憶，原來就是Dutroux這個殺人狂魔，以及他被捕後由民眾發起的白色巡遊（White March）[3]。

Five Easy Pieces的兒童演員會重演與案件背景和過程相關的五條仿紀錄片段落，段落之間，有另一位成人演員擔任兒童的「導演」。作品並不直接演示行兇過程，Rau 將 Dutroux父親移居剛果的家族史、殺童案偵訊過程、受害者父母訪談等片段跟比屬剛果的殖民歷史並置，意圖從選角（其中一名兒童為歐非混血）和形式（「演員」對「導演」的服從）中，引發觀眾對殖民、暴力和不平等關係的聯想。起用兒童作為演員更是神來之筆：姑勿論兒童有否所謂「演技」，他們如何認知這宗駭人聽聞的案件、又如何重演當中的關係？更甚者，其中一位兒童演繹受害者在地牢讀遺書的段落時，「導演」因藝術效果而指導她脫下上衣，亦帶出一個道德爭論：兒童在劇場中、在社會中，又可被容許作出何種尺度的行為？導演是否也是在重複兇手的暴行？Rau 以演員／導演的關係比喻受害者／兇手的關係，五個簡單的段落，卻在叩問社會道德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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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歷史戰役和女巫嘉年華的重演屬於嗜好及商業活動的一種，Milo Rau 有意識地以重演為劇場手段，則讓此形式進入了藝術討論的視野。誠如他就任根特劇院藝術總監時，公佈的《根特宣言》（Ghent Manifesto）第一條所言：「不再揣摩現實的模樣，而是要讓再現成為現實本身。」[4] Rau以「強調此曾在」的方式，配合切入時代脈絡的選角策略，讓歷史於當下再次攤開之際，因着表演者和時地的分別而生出差異 — — 重演歷史，不再是單純的重複，而是會為未來帶來不一樣的想像。

[1] 「重演」在表演藝術範疇的一般語境來說，指一個製作完成首個演期後，因觀眾反應良好或創作團隊渴望改進而另外排期演出，英文多指re-run；但此文所指的「重演」，乃依照歷史事件發生的模樣在某時某地重新呈現的活動，英文指reenactment，下文的「重演」如非特別說明，皆採用reenactment 的意思。

[2] 國際著名的重演團體包括：專注於一六四二至一六五一年英國內戰的The Sealed Knot、重演中世紀戰役的The Society for Creative Anachronism (SCA)、重演七九〇至一〇六六年維京時期的The Vikings 等。

[3] 「白色巡遊」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日於布魯塞爾舉行，當時約有30萬人參加，甚至一些居於布魯塞爾外的比利時人也前來參與。參加者以象徵希望的白色為記：綁上白氣球、臉上塗上白漆等，用以表達保護兒童和改良司法制度的訴求。

[4] 英文原文：“It’s not just about portraying the world anymore. It’s about changing it. The aim is not to depict the real, but to make the representation itself real.”

（原文刊於《Sample 樣本》第21期 — 〈遊戲超寫實〉）